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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记录社会变迁中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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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小璐[1]答/风笑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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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风笑天教授作为第一批介入这一领域的学者，追随着一代独生子女成长的轨迹，已经在这一领域中持续开展了20多年的研究。他的研究涉及独生子女的教育、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发展、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障等诸多方面，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他特别指出，针对伴随社会变迁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我们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以多学科的分析框架和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他们自身的发展，考察与他们的家庭有关的问题，考察他们与整个中国社会有关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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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笑天；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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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风老师，您好！作为学生来对您进行访谈，一时竟不知从何谈起。不过我注意到，您自1990年取得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以来，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独生子女研究、社会研究方法研究以及其他家庭、人口方面的研究。这是不是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您主要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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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确是这样。前段时间我也对自己已做的一些研究进行了整理，发现我在这三个主题方面所发表的论文基本上是各占1/3。关注独生子女是因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其后我也一直注意观察独生子女的发展；关注社会研究方法是因为我在教学和研究中经常涉及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探讨，这是一个长期的经验积累过程；而其他的如生活质量、三峡移民等研究是这两个大的领域之外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较为分散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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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样说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独生子女研究是您的研究工作中最为连续的主线？能否介绍一下您最初进行独生子女研究的缘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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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独生子女的关注要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说起。我的博士生导师是袁方先生，当时他对我说：独生子女是个值得研究的主题，你就研究独生子女吧。事实上，独生子女问题的确值得研究。我曾经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发生了两大历史事件：一是改革开放，二是人口控制。在这两者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特别是其中的独生子女们，具有以往任何一代中国人都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我们既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要求、评价他们，也很难用过去的经验来预测他们所要经历的成长之路，而是只能通过实证的研究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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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国内对独生子女有限的一些研究，多以教育学和心理学视角为主，基本上都是在微观层面探讨独生子女有何特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有什么差别、如何搞好独生子女的教育，还没有扩展到与独生子女现象密切相关的社会大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所存在的缺陷。而在西方，虽然也有学者对独生子女展开了研究，但他们往往是将独生子女作为特殊儿童甚至是问题儿童来看待的，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独生子女的健康问题、智力问题、性格特征和社交生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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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综合上面所述的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以及当时的研究状况，我认为，我可以而且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独生子女加以研究。可以说，是历史把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群体推到了我们面前，提出了研究的问题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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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独生子女被大家戏称为“小皇帝”、“小太阳”，认为他们是有问题的儿童。您对此是怎样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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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小皇帝”、“小太阳”主要指向的是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反映的是独生子女家长（包括父母和祖辈）在日常生活中溺爱孩子，以及在智力发展上望子成龙、拔苗助长、期望过高的现象。它既涉及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也影响了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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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谈谈独生子女家庭的特点。因为认识和了解独生子女家庭的状况和特征，是我们理解独生子女与社会之间种种关系和种种独生子女现象的前提。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湖北5个城市（武汉、黄石、沙市、仙桃、云梦）的15所小学1342名小学生家长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80%左右都是仅有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三口之家，且与其祖辈家庭保持着单独居住、频繁往来、同地而处、分而不离的关系。独生子女家庭的中心出现了向子女倾斜和转移的趋势：一方面，孩子自一出生就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消费明显偏重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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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家庭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也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产生了影响。首先，父母的家庭角色从抚育者和教养者向教师、合作者和大伙伴等角色转移，亲子关系更趋紧密和平等。就小学教师而言，他们也普遍感到自己的角色、职责、任务和工作发生了改变。比如，与独生子女家长的角色中增加了教师角色成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学教师的角色内涵中增加了家长角色的成分。特别是，小学低年级教师不光要对学生在校的行为和表现进行管理和教育，常常还要对学生在家中的行为和表现进行管理和教育；不光要管理和教育学生，常常还要管理和教育家长。在与学校及教师的沟通上，家长也比以前更为主动了。还有，在学校教育方面，针对学生的兴趣班和业余班以及针对家长的家长学校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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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家庭及教育的变化并不能说明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存在更多的问题。我在对湖北5个城市的调查中，请家长对反映学生性格的10个方面进行了评价，以测定独生子女在家长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我将这种评价与非独生子女家长对其子女的评价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父母眼中独生子女的形象并不具有比非独生子女差，他们无论是在性格特征、行为习惯方面，还是在学习、思想道德和身体健康方面，都与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其中许多方面（如学习和思想品德）还明显优于后者。所以，对于独生子女的各种消极看法，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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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介绍的是独生子女早期的一些表现和特征，那他们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是否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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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曾经在1996年和1998年共做过4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的主题与1988年湖北5个城市的调查相同，都是测量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结果。1996年的调查地点与1988年的调查地点完全相同，但调查对象是13～18岁的中学生。1998年则是按照地区分布和城市类型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南宁、兰州、哈尔滨、廊坊、武威、吴县、安达、德阳和鄂州这14个城市，分别对中学生以及小学生的家长、中学生的家长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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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想用同一主题的纵贯调查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因为1988年调查的时候，中国城市的独生子女基本上处于小学阶段，而1996年和1998年调查的时候，这批孩子正好13～18岁，也就是说他们分别处于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年龄，同一主题、不同年份的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和特征。第二，1988年调查的时候，中国的独生子女多处于小学阶段，资料的收集多来自家长和教师，研究对象及其他对象的多角度评价较少，所以后来的研究想补充考察一下独生子女的自我评价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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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调查的数据来看，总体上而言独生子女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状况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基本一致，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在同龄非独生子女的参照系下，在研究所涉及的经验指标范围内，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是正常的，他们身上并不存在与普通同龄人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他们并非一代“问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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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从社会化发展的具体方面看，两类青少年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在性格及行为特征上，“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的明显缺点，此外还有“动手能力差”和“责任性差”等不足之处。二是在生活自理能力上，10岁左右是两类孩子差别最大的时期，低年龄时两类孩子在这方面的差别不大，到高年龄时独生子女的生活自理智力比非独生子女低。三是在社会交往方面，独生子女的能力更强，发展得比同龄非独生子女更好。四是在未来的职业期望上，独生子女希望从事知识类型的职业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希望从事有一定危险性职业的比例则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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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您所进行的这几次大规模调查研究都是围绕城市独生子女展开的，这主要是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呢？另外，您在上面的回答中提到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这样一个概念，您是如何界定这个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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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两个问题都与中国独生子女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有关。我们在研究和探讨独生子女问题时，需要对独生子女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正是这种规模和分布构成了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客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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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正式的独生子女人口统计数据，学术界对独生子女人口的确切规模也存在争议。我查到的国家计划生育部门统计的数字，1979年全国第一次有正式的独生子女人数统计，当时的人数为610万人。到了10年之后的1988年，独生子女人数达到3415万人。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计生部门统计的独生子女人数指的是所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但是这一统计数字到了1993年以后，就不太可靠了。因为国家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中对年龄超过14岁的独生子女就不再进行统计，因而1993年以后所公布的独生子女领证人数是已经去掉了年龄超过14岁的独生子女后的人数。正因为如此，到了2002年，公布的领证人数只有5600万人左右。我在2006年曾经进行过推算，认为当时中国的独生子女人数大约在8300万～9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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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生子女总人数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分城乡的独生子女人数问题。一方面，中国城乡两类社区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差别相当大，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在城乡社区中的执行情况也存在巨大的差别。因而，按城乡的独生子女统计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分。可惜的是，这种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停止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相关统计数据中进行有限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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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8年时，城、乡两部分独生子女的比例就由1979年时的30%和70%，变为70%和30%。根据1988年以来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和农村中实施的不同情况，我估计目前两者的比例可能会按这个趋势进一步变化。虽然整体上农村人口的比例较大，但由于农村独生子女领证率远远低于城市，全部独生子女中农村独生子女所占的比例增加不会很大，而城市中独生子女的领证率基本上保持在90%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估计目前城乡独生子女的比例可能会在原来70%与30%的基础上朝着城市比重进一步扩大、农村比例进一步缩小的方向发展。按照2006年我对中国独生子女人口总数的推算，在8300万～9000万独生子女中，大约有7000多万为城市独生子女，1300万为农村独生子女。因此，可以说，城市独生子女问题及其研究是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及其研究的主体，这也是我选择城市独生子女作为调查对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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