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76559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1705972505]

1705976560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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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62 ——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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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64 问/秦红增[1]答/何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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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66 摘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的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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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68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志；海外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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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70 问：何教授您好，多谢您能接受我们学报的约稿和访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1995年以来，围绕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形成了“封面学者”、“专题研究”等特色栏目。或许正是得益于此，我们的刊物和“人类学”研究栏目入选了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在此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关爱我们学报的学人表示真诚的感谢。2010年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合作，推出了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大师的纪念文章和图片。前一阵我与丁宏教授见面时谈到，今后若是还有类似的任务，我们学报都无条件地支持，以更好地让后辈领略到学术先贤们的学术智慧。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在国内外都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学术传承持久而深厚，学术氛围热烈而融洽，学术创新敏锐而独到，学术名家辈出。不知云南大学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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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72 答：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战争期间，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创建时期。1939年，应熊庆来校长的聘请，吴文藻先生创建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及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研究室”；同年，方国瑜先生创建了“西南文化研究室”。两个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吴先生延聘了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陶云逵等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和张之毅、谷苞、田汝康、胡庆钧等一批青年才俊来云南大学工作，完成了《云南三村》、《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抗战结束后，费孝通等学者返回北京，熊庆来校长聘请燕京大学教授杨堃来云南大学接任费孝通的工作，与江应樑、方国瑜等继续组织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院系调整的过程中，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一直坚持到1954年，成为全国最后拆并的社会学系，杨堃、江应樑等教授调入历史系工作，与方国瑜一起转入民族史地研究领域，云南大学成为中国西南史地研究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大学开始了民族学、人类学的恢复、重建工作，1980年成立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1981年获得中国民族史博士学位授权并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1988年人类学本科专业开始招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进入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1995年获得民族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民族学学科获准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同年获准设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获准设立民族学科研博士后流动站。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云南大学成功举办。同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学科评估结果中，云南大学民族学排名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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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74 云南大学高度重视学科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曾编辑出版《方国瑜文集》。2010年，在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时，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在云南大学举办了纪念活动。随后，在费孝通先生100周年诞辰时，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又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合作，在当年魁阁所在地云南省呈贡县魁星阁举办了研讨会。此外，我们正在收集，整理《江应樑文集》，计划明年出版。江应樑先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族史家。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中山大学攻读人类学研究生，成为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研究生之一。其间，他跟随杨成志先生多次到海南岛调查黎族和苗族。研究生毕业后他转至云南做调查研究，曾任云南省边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车里县（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县长，不仅对傣族、彝族等民族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且编著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茅沿边开发方案》等，提出了平等对待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非掠夺边疆地区人民的财富、提高边疆地区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等边疆开发原则，对抗战时期的边疆政策和边疆建设工作产生了重要作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再有，杨堃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民族学学者，制订了建立调查研究基地和开展民族调查研究的系统计划，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乃至中国的民族学学科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集了杨先生生前的手稿、用具、照片等遗物，其中包括与其导师、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的信件等珍贵文物。有伟人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牢记着也享受着先辈留给我们的优良学术传统和宝贵学术遗产，我们有传承、发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合作宣传与纪念前辈的学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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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76 问：的确，今日的纪念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市场经济和发展理念已潜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学术界也是如此，但学术浮躁风气日盛，如在田野工作、学术论文发表等方面均是如此。我们在追求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学术道德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学术先贤们那里是不存在的。我记得杨成志先生曾说过：“不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不写，不经过自己核实的材料不用，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在此，我也想听听何教授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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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78 答：我担任《思想战线》主编和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多年，曾处理过几起涉及学风问题的事件，颇有感受。您说的学术浮躁，我认为极端的表现是抄袭、剽窃，更严重的问题是视学术为儿戏，用时髦的话说叫“玩学术”，缺乏对学术应有的尊重，不认真做调查，不认真阅读文献，不认真思考问题。常言说“玩物丧志”，“玩学术”的结果就是败坏了学风，毁掉了学生。因此，培养良好的学风，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前几年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文章《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民族志的前提，许烺光在大理喜州做了14个月的田野调查才写出了《祖荫下》。因此，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特点考虑，近年来我们牢牢地抓住田野调查这一“抓手”来促进学风建设。研究生的田野调查不扎实，学位论文不予通过；教师的田野调查不深入，课题不予结题、著作不予资助。诚如杨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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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80 问：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海外民族志”实践，与此相呼应，云南大学也有不少举措，请何教授谈谈你们的做法及已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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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82 答：高丙中教授推动中国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是极富远见的学术创举，也是切合目前中国国情的学术实践。众所周知，人类学在学科创建之初是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异文化”或者“国外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传统。纵观世界人类学强国，都有很强的国外研究能力和丰硕的“异文化”研究成果。欧美自不必说，亚洲的人类学强国日本就有悠久的海外研究传统，有一批人类学家长期从事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创建之时正值国家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织的时期，救亡图存是国人最迫切的使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研究国外特别是欧美最根本的目的，因而借助西方的思想、模式、方法以及学科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无疑是那个时期的“主旋律”，人们无暇也无力去关注对解决本国问题并无直接补益的国外社会文化。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大师在国外求学时没有沿着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常规路径调查研究“异文化”，而选择了研究“本文化”，以家乡民族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并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典。他们的这一选择，既迎合了其导师研究“异文化”特别是研究历史悠久的中国的学术志趣，也满足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社会理想。“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所奠定的学术传统对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乡民族志成为国内诸多学者的选择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特色，“异文化”或“异国文化”研究失去了引路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状扼杀了国人向外看和到国外去的欲求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激活了与国家制度转型和社会实践直接相关的学科的国外研究，而那些不能立竿见影地直接解决制度创新、经济增长、技术改进等问题的研究领域只能“画地为牢”地做国内研究，需要到国外去做田野调查的经费支持和制度支持的民族志研究则几乎无人参与。进入21世纪，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性经济、社会、政治体系之中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年来中国人的“大国崛起”梦想逐渐变成了现实。同时，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经历了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努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频繁、更密切、更深入，激发出了国人了解世界的强烈诉求，而且这一诉求呈现从有什么向为什么、从表层（如国外旅游）到深层、由鸟瞰到细察的演进。国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应运而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其所满足的就是中国在新的阶段了解世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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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84 在高教授的启发与指导下，我们以云南的区位特征和云南大学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在2008年正式确定了“中国西南及其与东南亚的族群关系”的中长期研究计划，把研究区域从中国西南拓展到东南亚，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区域为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根据这一计划，我们与东南亚国家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国际人类学界的东南亚专家建立起密切联系，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收集到了一批文献资料。我带领学术团队多次到GMS国家进行实地考察。以此为基础，我们派出学者分别到与中国西南毗邻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和泰国开展田野调查，围绕“跨国流动”这一焦点，运用民族志，讨论全球化与民族性、民族与国家、社会适应与文化认同、族群边界与族群建构、经济与社会文化关系等论题。目前我们已完成了一批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论文，预计2012年上半年将陆续出版10部左右的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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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86 在推进东南亚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但同时切身体味到了其难度和困境。困境之一来自政治体制和社会模式等客观方面的制约。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体制差异巨大，其中一些国家对外国人在其国内的活动要实施程度不等的管制、限制和监控。作为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基本调查方法的民族志研究，进入东南亚国家的基层社会做田野调查面临在欧美等自由国家难以想象的诸多困难。困境之二来自研究队伍学术准备不足等主观方面的制约。中国的许多东南亚研究依靠的都是英文等文献，而不是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语言，其所提供的信息大都比较笼统，对于深入小型社区开展田野调查来说远远不够。东南亚各国的语言在中国都被纳入小语种的范围，掌握者寥寥无几，况且对于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者来说，不仅要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而且需要掌握研究对象所在国的官方语言，在目前情况下两者兼备的几乎没有。因此，我要说明的是，云南大学的“海外民族志”尚属草创阶段，所完成的成果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我做事的基本思路是“有比无好”，先做起来再逐步完善。世上只有一蹴而就的想象，没有一蹴而就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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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88 问：据我了解，何老师您是一位非常勤奋、聪明、思维敏捷、乐于接受新思想和新思维的学者。您早年曾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竹文化、酒文化等，后来转向了艺术人类学，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最近这几年走上民族研究院的领导岗位后，又把研究视野扩展到边疆问题方面。您能谈谈自己学术兴趣转变的缘由吗？更重要的是三个研究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人要突破自己、超越自我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学术方面，有的人往往会故步自封，有的会半途而废，像您这样的成功学术转轨或说是拥有多视角的学术兴趣的研究者还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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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90 答：我的确非常勤奋，但不够聪明，是“笨鸟先飞”而已。我是个“学术流浪汉”，本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硕士学的是美学，博士学的是专门史，阴错阳差、误打误撞到民族学、人类学界，没有海外求学的背景，没有师出名门的荣耀，甚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民族学、人类学训练。所以说到个人的学术经历，我深感先天不足的缺陷而惭愧备至，只能用博厄斯物理学出身、格尔兹哲学出身解嘲，自我定位也就是个过渡性人物。当然，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我之所以踏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除外在的机遇之外，个人的兴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本科开始，我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思想史感兴趣，为了能够比较准确、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除阅读了大量古代文献特别是儒、释、道经典之外，我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小学上也下过苦功。读硕士期间，我尽管在西方哲学和美学特别是分析哲学方面花了不少时间，但研究兴趣仍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与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是传统文化与古代美学思维的关系。读博士时，我研究的论题转向了地方社会文化史和生态史，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我涉猎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解读文化。从研究竹文化时起，我开始做田野调查，感觉从田野中能够发现比文献鲜活、丰富的材料，可以激发出更多思想。后来我之所以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一方面就是因为在田野中发现了大量生动的艺术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感觉已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艺术世界，文艺学和美学学科出身的学者涉足艺术人类学时大都没有准确把握住人类学的学科立场，而人类学出身的学者研究艺术人类学却不时暴露出在艺术感受能力和艺术理论功底方面的缺陷，总之，他们没有融会贯通人类学与文艺学、美学学科而建构出有效解释艺术世界的艺术人类学。于是，我就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田野经验梳理成为一批文章。但由于被其他事情所拖累，目前我还没有把自己的思考系统整理成专著，这是我的一个心结。至于我关注边疆问题，出发点是寻找云南研究以及中国西南研究的社会文化空间定位，这是到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任职后“屁股指挥脑袋”的结果。吴文藻、方国瑜、江应樑等前辈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曾经非常关注边疆问题，但后来被忽视了。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以云南和西南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云南以及西南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空间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就是盲人摸象。作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带头人，我不能“见子打子”地盯在某一领域和某一具体问题上，必须寻找到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重点研究区域的社会文化方位。边疆既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空间概念。云南以及西南的研究，必须放在中国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的边疆坐标上，才能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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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92 问：您行动有些不方便，能取得这么丰富的成就，您的学术意志和学术献身精神，的确让人佩服，更能激励后学。我想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特别是在田野工作中您是如何克服碰到的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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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94 答：我一周岁时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双腿留下残疾，在生活上遇到诸多困难，在求学和求职上都遭遇过不少坎坷。我能够走到今天，一是得到了父母、妻子、弟妹的鼓励和支持，二是得到了一些老师、朋友、领导的帮助和提携，三是靠自己不能输人的一股气。无论是当知青时干体力劳动，还是做研究、做管理，我都坚持一条原则：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要做到，并要力争做得更好，只不过比健康的人和聪明的人多付出些汗水、体力和时间嘛！做田野调查时，与健康人相比，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行走问题。我早年做田野调查时，交通条件差，许多地方不通公路，双腿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好在那时我腿力比现在强一些，在坝子里做调查就骑自行车，去山区就弄根树棍借力，如果路途实在太远就租匹马，腿力夹不住马肚子就用绳子把双腿绑在马身上。我现在做田野调查，尽管腿力越来越差，但交通条件改善了很多，大部分农村汽车都能到达，加上经常有同事和学生搀扶着我上山下山，说不上有太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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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96 问：的确，学术传承更重要的是精神，但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于同学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先找到较为体面的工作。不知何院长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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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598 答：中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师生都不能不面对的事实。老师能做的只有通过提高学生素质来增强就业竞争能力，而提高学生素质的途径，无非是让学生打牢专业基础、拓宽知识面、培养社会能力。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要调整与改善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实践训练、教师水平、学习环境等各个教育教学环节；对于学生来说，则要主动学习、创新学习，既要注重理论知识学习，也要注重技能学习、社会学习、实践学习。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近年来在学生培养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主要有调整课程结构、强化田野调查、增加技能训练、严格论文要求、细化培养环节、为本科生配备指导教师等。我认为，田野调查是培养民族学、人类学学生的关键环节或者说是“抓手”。从学生的专业训练角度来看，田野调查不仅能检验学生对理论方法的掌握程度，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对理论方法学习的动力，正所谓“用然后知不足”；从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角度来看，田野调查可迫使学生比较深入地接触社会，与不同群体打交道，进而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沟通能力。我们除了把田野调查实习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要求学位论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还连续三年举办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为来自全国乃至国外的学生创造共同学习、共同调查、共同生活的机会。此外，我们还增加了影像拍摄基础和影视人类学课程，让学生掌握一门实用性技术，以拓宽就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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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00 问：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题提出好些年了，日本学术界称之为“家乡人类学”［参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韩敏的文章］，不知何老师对此有何理解？还有一个问题，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掌控，中国人类学要想有自己的地位，就需要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何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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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02 答：作为倡导文化相对观，以人类多样性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人类学的本土化比其他学科更为迫切且必要。反思人类学对貌似客观的“经典人类学”发起批判，指出对异文化的客观解释纯属不可能实现的“虚构”，人类学的文化背景、学术思想、意识形态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民族志作品。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撰写与作家的小说创作一样，都是在写自己的小说。尽管反思人类学的主张存在偏激之处，但其所揭示出的人类学家的主体性对其研究的深刻影响值得人们警醒。由此，只用由西方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所创造的学术范式去审视与解释多样性的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必然会部分地遮蔽人类文化的多种价值和深层意义。人类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需要有“蓝眼睛”、“黑眼睛”以及更为多样的“眼睛”去发现与阐释。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明之一，中国文化具有特有的思想智慧、价值体系、学术范式和表述系统，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有义务也有责任用中国文化的理念和模式审视与发现人类社会丰富的多样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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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04 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但至今仍然只有口号没有行动，只有“啦啦队”没有“运动员”，而且“啦啦队”喊的口号还是“NBA式”的。我想，这一局面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先天不足，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缺乏像费孝通、林耀华那样学贯中西的大家，也缺乏像方国瑜先生那样国学素养深厚的大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教育体制中断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训练，培养出来的学者大都根基浅薄；二是后天不足，即前面说的学风浮躁，学者没有学术地位时忙于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晋升职称，有些声望时又忙于当评委、抢头衔、立山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最迫切的是从口号转向实践，不必匆忙提出什么预期，短期内也不可能见到多大成效。扎扎实实做田野调查，平心静气想问题，“自出机杼”写文章，是当下我们能够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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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06 问：学科的应用性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近些年来，人类学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云南的民族旅游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我想这与云南大学民族学的研究密切相关。您能在这方面谈一些经验和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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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08 答：作为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学术研究或者学科当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开展应用性研究是学者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我认为，对于学术或学科应用性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应用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直接应用，比如学者为政府或企业提供实施方案；有的是间接应用，比如学者提出某种有益于社会实践的思想观点或阐发一种文化的价值；有的是支持应用，如论证某一实施方案的可行性；有的是批评应用，如批评某种观念或行为……云南大学在推动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同学科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近年来，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应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或系统阐释某个群体、某个区域的独特文化，为文化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以及民族文化开发提供基础和依据，如我们编辑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图像》丛书被遴选为“农家书屋”书目配送到基层文化站。二是直接参与、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实践，如在10个调查研究基地实施的“民族文化进课堂”项目，与学校合作开设民族文化课程，请村民每周教授学生一次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如民间传说、传统工艺品、歌舞以及日常生活技能；再如“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在少数民族农村建设生态博物馆，展示当地民族文化。三是营造民族团结的舆论环境，通过演讲、大众媒体、论著等，宣传云南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经验。四是通过口头或咨询报告等书面文本向各级党委、政府报告妨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因素，提出改进措施，如在拉萨“3·14”事件之前我们对迪庆藏族自治州领导的口头通报对云南藏区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如，有关云南藏区的跨国流动、中越战争难民问题以及改善边疆地区管理机制等咨询报告被有关部门采纳。五是接受政府或企业的委托，研究与设计文化建设和民族团结示范区等方面的项目，如承担国家重点工程大丽高速公路的文化建设及其与周边社区的互动项目、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设计、昆明市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规划等。六是通过社会文化批评，发现与批判民族地区建设和民族文化开发中的不当行为，如对民族村寨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漠视当地村民意愿及其文化和经济诉求的批判，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产业开发而破坏文化生态的批判，等等。总之，我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必须坚持社会良知和学术伦理原则，表达当地村民的诉求、增进弱势群体和边远地区的福祉、维护文化持有者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的利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绝对不能屈从于权力或被利益赎买而放弃道德底线。特别要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是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应用性的重要实现途径，应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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