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76625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1705972506]

1705976626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教育人类学的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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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28 问/海路[1]答/袁同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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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30 摘要：袁同凯以瑶族支系土瑶学校教育研究为起点，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进行了剖析，指出教育的公平对于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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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32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教育公平；文化；教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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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34 问：袁教授，基于土瑶儿童的学校教育，您近些年来持续、深入而系统地关注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与公正等社会和谐及民族发展等问题，发表了不少有关教育人类学方面的论著，先请您谈谈您的人生与学术经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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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36 答：好的。不过我是个记不住“过去”的人，孩提时代的记忆大都已随时间的流逝而飘散，留下的不多，而且大都已模糊不清。不过，偶尔也能记忆起一些。听我父亲讲，战乱时期他从中原跑到中国版图最北端的一个名叫喇嘛昭（后改为汗德尕特）的地方，我就出生在那里。据父母讲，我三个月大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乡里的赤脚医生告诉我母亲：“这孩子恐怕是不行了，你还是抱回去吧！”其实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腹泻，连续拉了三天。到家后，母亲把我包裹好，放在床上，一天后我居然奇迹般地好了。我五岁时家又搬到额尔齐斯河畔的一个牧业小队，隶属于汗德尕特乡。我模糊地记得我们乘坐一辆马车走了好几天才到。那是一个很小的聚落，好像只有十几户人家，只有一户是汉族，其余的都是哈萨克族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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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38 在额尔齐斯河畔生活了两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家又搬迁到了一个距汗德尕特乡16里地的汉族村落。但我们家当时没有住在村子里，而是住在一个叫雀儿海的地方，距村落有四里地左右。那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屋前有一条小河，屋后是不太高的山丘。从雀儿海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耸立在天边的皑皑雪山。那时的我，时常会望着云朵下面的雪山发呆，脑海中会闪现出许多古怪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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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40 对外界的向往，对同类群体的渴求，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应该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一种本能特性。正是这种本能特性，促使我们的远祖不断迁徙、不断拓展领地，以寻求新的生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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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42 在雀儿海住了一年后，父母意识到八岁的我该上学了，可是，我们所在的村落中虽然有几户汉族人家，却还没有设立汉族小学。当时，村里只有一所哈萨克族小学，开设一、二年级的课程。我父母便把我送进了那所哈萨克族小学，我是班里唯一的汉族学生。早上走四里路到学校，中午留在老师家吃饭，下午上完课后便匆匆往家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我还隐约记得，唯一的教室，没有屋顶，没有窗户，也没有课桌和板凳。学生们从自己家里带来小凳，把书本放在膝盖上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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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44 小学唯一的女老师是本村人，很年轻，也就二十来岁，好像是叫乃兹古丽。她是我记忆里老师的最初形象：年轻漂亮、温柔体贴、平易近人。她对我特别好，总是鼓励我、关照我，主动留我在她家吃中午饭。可以说，我是班里特别受宠的学生。那时间，我成天与哈萨克族孩子混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嬉戏，一起打闹，讲得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单从语言上，已经难以分辨出我是一个汉族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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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46 大约一年之后，村里又迁来了许多汉人，不久便开办了汉族小学，开设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课程。直到这时我才得以正式上学，由于年龄大，就直接进了二年级，错过了学习汉语拼音的机会。所以，我现在讲普通话，分不清四声，发音不准，区分不开“妈、蟆、马、骂”等字的声调。这段上哈萨克族小学的经历以及我从小的生活环境，可以说对我成年后的择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后来选择攻读民俗学再到现在的文化人类学，应该都与这段儿时的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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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48 人的一生中，影响命运的变数很多，比如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政治运动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家庭环境、父母的职业、身边的人等，都可能成为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与命运的因素。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从城里来了一个知青，给我们当老师。他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们都很喜欢他。上课时，他会给我们讲许多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儿。在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走出过小山村的孩子们看来，从城里来的他太有知识了，好像什么都懂。城市，对于我们而言，是个遥远的梦，我们想象不出那里是什么样子。可以说，是他激起了我们对外界的好奇，给了我们儿时的梦想。他组织我们排练文艺节目，到乡里去参加比赛。从未见过大场面的我，第一次走上了舞台，在数百人面前表演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对口词“三句半”。从此，我开始有梦想，梦想有一天自己能走出山村，走出大山，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现在想来，这个梦一直激励着我，直到有一天我真的走出了山村，走出了阿勒泰，走出了新疆，乃至走出了亚洲，但这个梦似乎还没有终结……他来时，村里没有什么树，学校四周光秃秃的。他来后，带领我们在学校周围种了许多白杨树。在他的带动下，村里许多村民也开始在自家的院落里种树。一年后，校园里有了绿色，村子里有了绿色。他还给村里带来了不少新的观念，那些眼珠子只盯着土地的农民们开始思考，开始重视孩子的学业。从此，一潭死水开始涌动，逐渐激起浪花；沉睡的山村开始复苏，村民开始萌动另一种活法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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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50 我读完小学四年级之后，他调到汗德尕特乡中学任教。作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我也随他到18里之外的乡中学读书，开始了漫长的寄宿生活。初中毕业时，由于当时家境困难，我没有听父母要我报考高中的建议，而擅自报考了中等师范专业。命运有时也会捉弄人，我被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的英语专业录取，而我初中毕业时，竟没有学过一个英语单词，因为我所在的中学当时还没有开设英语课。上师范的第二年，县里的一所中学紧缺英语教师，到我们师范来挑选两个同学去代课，我很幸运地被选中。一年以后，我回校参加了毕业考试，取得了中专文凭。由于教学成绩不错，县中学在我获取毕业文凭后，留我任教，我成为县中学的一名正式教师。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山里孩子来说，能留在县城里工作是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个使我有机会拓展自己的机遇。在教书的同时，我拼命地记英文单词，看语法，自学高中数理化等课程。三年后，我顺利地考取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所教育学院，毕业后回原中学高中部教英语。但中学教师的生活总使我有一种缺失感，也许我还没有从儿时的梦想中走出来。两年后我便开始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准备考研。由于从小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我对他们的生活与人文风情很感兴趣，一直想从事与这方面相关的工作。后来我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北民族大学（当时为西北民族学院）的研究生，师从著名民俗学家郝苏民教授，攻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跟随郝先生学习的三年里，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开始一步步地迈向学术的殿堂。在郝先生的鼓励下，我选择了新疆哈萨克族牧民作为研究对象，走进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峻草原，与当地牧民生活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地道的哈萨克语与他们交谈，用Alex Stewart的话来说就是尽可能地去感受当地人的所思所想，体悟他们对生命的看法和态度。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当时在田野调查技巧的掌握上还很不熟练，但我懂哈萨克语，又有哈萨克族语言与文学科班出身的周亚成教授的帮助，从整体上来说，这次田野调查还是比较成功的，圆满地完成了学位论文的资料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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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52 毕业后，经挚友周建新教授（现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的举荐，我到广西民族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但任教一年后，我又开始琢磨今后该怎么办。经过再三思考，我开始准备英语托福考试，第一次由于不熟悉考试技巧，没考过。第二年在汲取头一年的教训之后，我又走进了考场，这一次我终于通过了。之后便是烦琐的申请、写研究计划等。但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在张有隽教授和徐杰舜教授的大力推荐下，我如愿以偿，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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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54 问：您在香港中文大学跟随陈志明先生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时，为什么选择少数民族教育作为学位论文的主题？博士阶段的学习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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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56 答：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之后，我选择陈志明先生作为我的指导老师。这里顺便提一句，当时陈先生是人类学系的系主任，他对培养来自内地的研究生有自己的想法。针对当时中国内地人类学界研究梯队的具体情况，他想在各个研究方向或领域都能培养一些学生，如张小军师兄（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朱健刚博士（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专攻政治人类学，巫达博士（现上海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攻族群研究，丁毓玲博士（现泉州市海上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海外华人，等等。师从陈先生不久，他就建议我主攻教育人类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内地，教育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我便开始接触教育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开始熟悉文化教育人类学领域里一些大师级人物如Splindler和Ogbu等人的研究成果；开始学习用人类学的视角、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审视教育问题；开始尝试着把教育作为社会文化境遇中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从教育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以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和比较方法描述、分析教育现象、教育过程和教育问题，以揭示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我选择少数民族教育作为学位论文的主题，也与时任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张有隽先生的鼎力支持有关系。张先生是国内著名的瑶学研究专家，他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予以了极大的关注，认为从事瑶族土瑶支系的教育民族志研究非常有价值。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他还带我到广西金秀、恭城、贺州等地选取田野调查点，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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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58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基本上是采用美国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第一年是基础理论学习。学生从第二年开始准备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试，这个阶段首先要进行理论的文献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bibliographic study，分三大块，即人类学理论、中国研究和自己专攻的研究领域，前两部分，所有的博士研究生都需要准备，后一部分是专属领域，搞政治研究的就准备政治人类学，研究经济的就准备经济人类学。像我研究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就考教育人类学。这可以说是博士研究生阶段最难跨越的“坎儿”，要看很多专业书，大概要翻阅两三百本论著，且大都是英文的，难度很大。资格考试的方式很传统，闭卷，每部分考三个小时，题目很大，涉猎的范围也很广。要想顺利地通过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说得形象点，是要脱一层皮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超强度的“补课”和训练，可以说为我们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价值对于我们而言，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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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60 实际上，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学习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地道的教育人类学论著，可以说是个门外汉，是陈先生引领我一步步地走进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我开始慢慢地学会在遇到教育问题时，不会局限于某些特定的情境、特定的角度进行解释，而会从比较宽广的、全面的社会文化脉络去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如遇到辍学、学业失败等问题时，我会从跨文化及整体的观点来看，懂得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仅仅是教与学的问题，而是与家庭、社会、学校、社会阶层、族群关系、文化期待、群体历史记忆等因素都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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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62 问：您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的教育民族志研究》是内地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教育人类学专著，学术界评价颇高。能谈谈您的田野经历和写作心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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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64 答：《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的教育民族志研究》是在广西土瑶山寨8个月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试图通过对生活在大桂山脉深处的土瑶学校教育状况的实地调查，探讨学校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儿童尤其是少数民族儿童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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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66 我在土瑶山寨的调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考察点选在鹅塘镇的明梅村暗冲寨。由于地理环境所限，除个别山寨外，绝大多数土瑶家户居住都比较分散，有的山寨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散居于整条山冲，走访非常困难。相对而言，暗冲寨还算集中，距集镇比较近，只需走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另外，除中心校外，暗冲寨教学点也是土瑶各村寨中规模最大的教学点。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暗冲成为政府及外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对已经受到外界关注的暗冲教学点与其他至今少有人问津的大多数教学点的比较，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地方政治权力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这期间，我白天参与当地土瑶人的农事活动，放工后，在房东的陪同下挨家挨户地走访，详细地考察、记录土瑶人的社会生活，尤其关注他们对主流学校教育的态度与参与程度、他们对主流学校教育的期望与送子求学的动机等，希望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土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我不失时机地与当地的小学生、家长、老师及村干部进行交流，从各个层面了解他们对学校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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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68 第二个阶段以沙田镇狮东村的大冲寨为基地。我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散居于大桂山余脉深处的27个土瑶聚落中的23个山寨。余下的4个，因时间关系，我未能访问，但通过其他渠道掌握了这4个山寨及其学校教育的基本情况。对于大冲点，我进行了详尽的民族志考察，翔实地记录了村寨的人口变动情况、家庭规模、婚嫁圈、社会关系网络、族际往来、经济生产、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以及个人生活史等，重点考察了地方权力网络分布的不均衡性对土瑶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我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土瑶人的文献资料，如族谱、祖传地契、村规民约以及宗教文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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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70 在田野考察过程中，尽管我在生活上得到了许多土瑶乡亲的关怀，但由于语言、风俗、饮食以及气候、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异，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经受了一定程度的磨砺和痛苦。但是，山寨里那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清新的空气、纯真而质朴的民风、静谧的环境以及异域风情带给人的新奇感等，都是生活在现代大都市里的人们无法享受到的。因此，田野里吃的那点苦，受的那点罪，与收获相比，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这就是人类学工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返田野的原因之一，尽管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可能会时常发誓“再也不来了”。也许这也正是人类学田野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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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72 传统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会把民族志研究者带到远离他们自己社会的环境中去，在完成田野调查返回自己的家乡后，田野点往往成为民族志研究者的第二故乡，或多或少有几分眷恋，或多或少有几分尴尬。正如N.Thomas所说的那样，这种与当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往往会使民族志研究者对所研究的人们持一种肯定态度，甚至在描述他们的文化时会在某种程度上袒护当地人所持的看法。民族志研究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感到，他们欠当地人一笔很深的人情债，而且他们也很清楚，对于这份人情债他们是无以回报的，因此，他们往往会试图通过写作来回报。对此，我也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会回忆起当地人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这些回忆会使我无意识地“为当地人说话”，尽管我竭力提醒自己要客观，要保持价值中立，但我们毕竟不是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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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674 问：您在博士学位论文中，重点从地方政治权力的影响这个角度对土瑶儿童的低学业成就现象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被视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请您结合土瑶儿童教育的研究个案，谈谈地方权力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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