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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藏学研究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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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黄世杰[1]答/袁晓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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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唐宋至近现代，世代定居在安宁河流域的多续人与周边诸族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互动。这种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自然在多续藏族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了巨大反差，族群意识因而不断得到强化。袁晓文研究员以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求学生涯、工作阅历为个案，叙述并分析了一位藏学家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族群观。“一叶知秋”，在全球化、经济化、一体化趋势加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理念，学者对于诸多在语言、历史、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族群更应多一份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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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族群观；族群情怀；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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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袁老师，您好！很高兴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很多，而您的生活与学术经历都与族群、民族分不开，所以想多听听您在这方面的心得与体会，以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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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许多学术界同仁都熟悉我的论著和研究工作，也了解我的性格，但不清楚我的生活背景，那我就先从我小时候的成长讲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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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四川凉山州冕宁县的安宁河流域，这条河在汉代被称为孙水。沿安宁河流域，是藏、汉、彝等多民族杂居的地方，而且一个民族内部还有很多支系，其中藏族就有纳木依、里汝、尔苏和多续，我母亲就是多续这一支的。我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族传统文人，很儒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楹联都很擅长，还编写过许多冕宁地方资料。所以，我生长在一个藏汉结合的家庭，一个族群意识发育十分充分的地区。不管我那时候有没有意识到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差异，但许多观念肯定已经镌刻在我的潜意识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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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您是在族群意识中“泡”大的。那么请您讲讲小时候与族群或民族有关的、记忆比较深刻的事例，因为这些故事也是珍贵的民族学田野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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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父母亲是什么民族的人，也没有民族意识，不知道人是有民族区分和民族差异的，以为大家都一样。我当时认为，我与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同学及周围的邻居没有丝毫差异，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哪一件事不与族群、民族问题有关。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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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是我父亲，他娶了我母亲，一位藏族女性，但对汉、藏两个民族始终都以平等、包容的心态对待，没有偏见或歧视。譬如，我们兄弟俩都有汉名和藏名，在公开或正式场合，我随父亲姓袁，而民族成分随母亲，填为藏族，我弟弟随母亲姓谢（谢姓，多续语作“纳谢巴马”），民族成分开始随父亲填成汉族，后来回归到母亲的民族成分。我后来反思，父亲其实是在无形中给我们灌输了平等、包容、团结与相互尊重的民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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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发生在我7岁时候的一件事。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有一次与小朋友玩耍时发生了冲突，他们就骂我和弟弟是“西番婆”、“大脑壳”，是“西番婆”的儿子。我们很不理解，回家后就问我妈：我们怎么是“番子”呢？她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个“是”字。但之后，她很快就找到骂人小孩的家长，告诫对方以后不能再犯。我在博士学位论文里面曾提到一句“狗西番”引发的冲突，但当时对我来说，这件事很快就被淡忘了，我还是与他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游泳、钓鱼。我认为我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经常找我帮忙，而且那时我学习成绩非常好，我在班上是很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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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袁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族群意识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事情促使您产生了族群意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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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学时代的我，比较偏好文科而讨厌理科，数学还可以，物理、化学经常使我自信心受到打击，但父母一再坚持希望我学习理科。无奈之下，在高一开学时我选择在理科班学习，但成绩很不理想。冕宁在当时还算比较偏僻的，也没有大型厂矿，不像现在有许多稀土矿，因此，单位上的孩子绝大多数只有“顶替”父母的工作，就业是很难的，只有高考这条独木桥才是唯一出路。比较之下，我抗议父母为我做的选择，弃理从文，因为这样我才有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到了文科班后，我的学习成绩迅速提高，基本稳定在班上前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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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成绩好引起了同学的猜忌，有的隐约知道我的民族成分是藏族，便觉得：“你们”少数民族学生肯定不能比“我们”汉族学生成绩好。本来是学习上的正常竞争，却变成了对民族成分的怀疑。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跑到老师办公室查我的试卷，找出老师给我“打高分”的破绽来，有人居然怀疑是老师给我提前漏题。这下我生气了，本来成绩与民族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可有的同学就是用异样的眼光，无中生有地将两者联系了起来。我就是少数民族怎么了？少数民族中也有比你们汉族学生学习成绩好的。就这样，同学们的猜忌与不信任反而成为我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也就是这一次，我对藏族的认同度加强了，族群意识萌发了。其实，族群意识是伴随着我的成长经历一步步形成的，而这种意识的增强一直伴随着排斥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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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民族或族群意识产生后，对您的学习与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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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1982年高中毕业，顺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就是高考填志愿时，我的意愿是填报兰州大学新闻专业，但我父母因为听了李荣昆老师对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大力推荐而更改了我的志愿。就这样，我来到北京求学，多少年后想起这件事，觉得人生既是偶然，也有其必然，命运似乎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如果没有这个改动，也就没有今天的访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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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我能感受到母校在学术水平、学术地位与学术话语权等方面实力强大，因此学习十分用功。我在民族学院学习，接触到的大多是少数民族同学，学习的专业也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有关。当时，对于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没有“族群”这一基于文化内涵表述的专业词语，学界大多用的还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等政治色彩较浓的词语。说实话，当时更多的是对民族观的学习。在民族观、民族认同上，我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坚定了对藏族的认同，并以自己是藏族人而感到光荣和骄傲。我们班上共有七个藏族人，一个来自西藏拉萨，一个来自云南迪庆，两个分别来自甘肃的夏河与天祝，其余的来自四川的成都、阿坝与凉山州。因为是同一个民族，我们虽然来自不同地域和方言区，但并没有太多的陌生感。我们相互认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在选修北方民族史、南方民族史时，我选择了陈燮章先生的藏族史，真正开始了生活中对藏族的了解、书本上对藏族历史的学习，强化了藏族这个概念和对藏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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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学院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平等，各民族的学生在这里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节日，比如：蒙古族有“那达慕”大会，傣族有“泼水节”，南方一些民族有共同的“三月三”，彝族有“彝族年”，满族有“满族年”，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当然还有我们藏族的“藏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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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都记得，每年藏历年全校藏族学生都会有一次较大规模的聚会和共餐，地点基本都在临长安街的民族文化宫。当时十世班禅大师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的领导大都来参加并祝贺。十世班禅大师还接见我们，与我们握手并摸顶，祝福和鼓励大家刻苦学习、报效祖国。那时，每次过藏历年，他都会给每个藏族学生发几斤从拉萨空运而来的酥油和糌粑。因藏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系“食牛羊肉的民族”，每月生活费要多五块钱。因此，我时时都能感觉到自己是藏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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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大三的时候，我表弟也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我们在一个系里共同学习，经常对自己的族属进行争论和交流。表弟从小在多续人聚居的伍宿堡子长大，对多续比较了解，从小听长辈们讲的是多续、西番，上大学学习的又是民族史，因此，我们俩偶尔会讨论我们到底是不是藏族的问题。我们偶尔有怀疑和不确信，但很快便坚信自己是藏族的。我这种短暂的摇摆主要来自上大学之前在冕宁中学的经历，这种经历往往又来自周围极少数多续人在个别学者的影响下认为自己可能是单一的、独立的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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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大学毕业之际，我有幸考上王辅仁、索文清两位先生的民族学硕士研究生，主攻藏学，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在面试的时候，王先生问我是哪里的藏族。我告诉他我是四川凉山州冕宁县的藏族。王先生说，“冕宁西番，那你应该是普米族”。我不同意王先生的意见，于是说“我是藏族，不是普米族，西番就是藏族”。当然，学术界的朋友都清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历史大调查和民族识别时，在云南他称“西番”的历史族群被单独划成了单一的少数民族——普米族，而在四川境内他称“西番”的历史族群自愿认同藏族身份，认为自己是中国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一个他称的历史族群，因在不同省份，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不同，因而有了不同的民族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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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1989年至今，您一直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工作。做学问需要有高度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是什么支持您坚持多年的科研工作呢？这当中的学术积累是怎么进行的？是否得益于当时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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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肯定的。前辈们对冕宁“西番”的调查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可以借助他们对“西番”其他支系的民族志描述与相关研究成果，来研究沿安宁河流域的“西番”多续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工作，从事民族学、藏学、民族史、民族问题、民族教育学等研究，对四川世居的14个少数民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部分研究。2000年之前，我一直从事“想象的人们共同体”——少数“民族”的研究，偶尔也看看当时流行的“族群意识”、“族群边界”、“族群认同”等“族群理论”，也听到了一些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对“族群”一词的批评，认为不能用“族群”取代“民族”，“民族”不能去政治化而文化化。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族群”是“民族”之下的一个小一些的学术性词语，用它来表述某某民族之下的支系最为合适，相当于过去常用的“支系”、“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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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实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想问您，就是您的职称已经是研究员了，而且主持了多项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各种头衔与荣誉也很多，您怎么又想到去中山大学学习人类学呢？在那里的学习对您的族群观有哪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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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的是民族史专业，读硕士时专门对藏族史进行了系统学习。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深知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我认为，我是为了学问而不是学位读博士的，就是说我并不需要博士学位去找工作、评职称。在21世纪到来之初，我就想早日完成我的博士梦，但由于诸多原因而搁置下来。当然，在工作近20年后再进入校门求学，还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和勇气的。因此，我在我论文的后记里提到，“博士是一种经历、一种追求、一种境界，而不是附庸风雅或时尚或傻帽或其他你所需要的代名词”。2006年9月，我来到中山大学马丁堂，开始了广州的求学生活，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博士生的学术宏愿。有意思的是，我的祖籍在东边，落籍在西边，在北方读大学、硕士，最后在南方取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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