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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汉民族研究：历史的建构与建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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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冰清[1]答/徐杰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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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族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但又被高度认同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历史的建构可分成自在的汉族史、自为的汉族史和自觉的汉族史三种类型，要从规律论、过程论、结构论和整体论进行汉民族史的学术建构。汉民族史的建构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担当，即将面世的十卷本《汉民族通史》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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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族；《汉民族通史》；一体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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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老师，您好！您是以汉民族研究起家和见长的，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民族研究似乎就只是少数民族的研究，使汉民族这个历史久远的超大民族几乎淹没在庞大的少数民族研究的话语体系当中，甚至有人否认“汉族是一个民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您要耗费几十年的光阴潜心于追问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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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确实。汉族是民族吗？汉族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在21世纪的国际视域中，这已经是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对于汉族这样一个庞然大族，人们要么是熟视无睹，不以为它是民族，以为中国就是汉族，汉族就是中国，步入了民族与国家不分的误区；要么是不甚理解，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历史，内部差异又如此巨大，进而怀疑汉族是不是民族。后面的问题，我在国际上碰到的特别多，有的学者认为汉族不是一个民族，它可能是一个种族，近13亿的人口，内部差异又很大，方言林立，百里殊风，十里殊俗，却又高度认同。那么汉族是一个民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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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研究中，汉族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海洋教授和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0年第8期中有言：“汉族是最没有特点的民族，也是特点最多样的民族。汉族是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也是服饰文化最丰富的民族。汉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民族。”有人会讲穿旗袍的就是汉族。拜托！旗袍是满族服饰的改良和发展，而非汉族传统的民族服饰。现在有些年轻的学生喜欢穿汉服，穿无口、宽衣大袖的袍服，头发长长的。一些重要的祭祀、纪念活动、民俗节日等都能看到汉服的部分元素。同时，汉族服饰文化又是最丰富的，汉族服装就是深衣广袖吗？你们到福建去，惠安女穿的衣服就太新鲜了，她老早就把肚皮露在外面了。惠安女买雪花膏不是用来擦脸的而是用来抹肚皮的，因为肚皮露在外面一天到晚被海风吹。你再到贵州屯堡去，那里的妇女穿的服装到现在都像是苗族的。苏州甪直水乡一带妇女穿的传统服饰，包头、肚兜、大襟拼接衫、拼裆裤、襡裙、束腰、卷膀、绣花鞋，更是堪称一绝。汉族服饰实在是太丰富了，太多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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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就是这样一个内部差异巨大但又被高度认同的民族共同体。但是，“汉族人对于民族的认同感远远低于对省籍的认同感”。有人讲上海人只认上海人，看不起外省人，看不起苏北人，这不是也有问题吗？北京人更是不得了，自以为是爷们。所以从认同感来说，汉族人对省籍的认同比对国家的认同还要高一点。汉族还是宗教信仰最为复杂的一个民族。汉族人什么都信，什么都有神，土地神、风神、山神、河神等，有一套十分庞杂的神谱体系。如果晚上上厕所，就有厕所神在保护你；如果结婚生孩子，就有床神在保佑孩子。几乎村村有庙宇，处处供菩萨。极其丰富的宗教信仰内容，是汉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如果说中华民族是长江，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那么汉族就是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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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就是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民族万花筒当中，汉族以其悠久而连绵的历史，灿烂而多彩的文化，坚忍和合的理念，众多而共为的人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无疑是世界民族万花筒当中最耀眼、最鲜丽、最伟岸的奇葩。这个世界上，如果汉族动一下，那就是震惊世界，就是不得了，因为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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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为什么只有中国史没有汉族史？中国史方面的著作很多，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等，但是有谁写过汉族史？1956年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在《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明确指出：“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但是，在1956年民族学界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后，学者们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少数民族身上，给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搞了一本历史，55个少数民族55本书，简史、简志、语言志，是国家民委的浩浩工程，从1956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的时候，又被重新整理出版，国家民委的修改意见是尽量保持原貌，略微增加一点新的材料和内容。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偏偏就汉族没有，似乎汉民族研究被排除在了民族学研究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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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习惯成自然，汉民族史被忽略和视而不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习惯在中国通史和汉民族史之间画等号，似乎研究中国通史就是研究汉民族史。这种看法混淆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和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汉族，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历史悠久，高度认同，如果没有一部自己的历史，该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所以，一种责无旁贷的民族责任感促使我下定决心，要为汉民族树碑立传，结束汉民族没有专史的历史。没想到这一征途，一走就是五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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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汉民族研究之路上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五十余年，一直潜心于汉族历史的建构，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汉族历史建构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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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人类是有记忆的，有记忆就会有历史，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建构，有建构就会有认同。那么汉族的历史是怎么建构的呢？我把汉族历史的建构分成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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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哪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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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类型就是自在的汉族史。什么是自在？自在就是潜在之意，表示存在和客观性。虽然没有汉族史，但汉族存不存在？从《春秋》源起的中国史学传统的表达实际上就是汉族的自在的汉族史。《春秋》是儒家的经典，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4年）的历史，这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历经12代君王，一共是238年。《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里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记录虽然和《春秋》有出入，但是学术界都认为《左传》的史学价值大于另外两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在《左传》里面就有很多汉族的记载，如：“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建于西周。”（《左传·僖公五年》）不仅如此，典籍当中，戎狄还经常联用，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的“戎狄无亲而贪”、“戎狄荐居”；《左传·昭公十五年》的“戎狄之与邻”；《左传·闵公元年》的“戎狄豺狼”。《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左传·僖公五年》都有记载当时族群的情况，这些族群是怎样从多元走向华夏一体的，华夏又是怎样走向汉族的。《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那么多的族群到大禹的时候已经汇在一起了，这不是很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动态吗？《左传·襄公四年》还记载了启以后发生了太康失国之事，即传说中的东方夷族后羿，乘机西进，“因夏民以代夏政”，征服了夏民族。到了武王“克商”后，即“封邦建国”，大规模分封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我在这里只用了《左传》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反映出，那个时候，在中国土地上的民族分布就像周大夫詹桓伯曾描述过如下一幅民族分布图，他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邰）、芮、岐、毕，吾西土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似乎是人们常说的夏、商、周诸中原民族居中，楚、越民族以及夷、蛮、戎、狄居四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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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的现状并不是如此，这只是大体的一种划分，夏、商、周三族虽然居中，但其西、北与戎、狄交错，东与夷交错，南与楚交错，西南与濮蛮交错，东南与越交错。以晋为例，晋国是周初的重要封国，其国除周民族和被统治的夏民族外，还与戎、狄交错杂居；周民族姜姓集团的齐、纪、州、鄣等国与东夷、莱夷等夷人接壤或杂居；周民族姬姓集团的应、蔡、息、蒋、随、聃等国东与淮夷，南与荆楚，西与庸、卢、彭、濮等人接壤或杂居。这些史实都反映了中原诸民族与夷、蛮、戎、狄交错的情景。这都是在文献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汉族的一种自在的状态。这些材料以及后来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五史都记载了汉族历史。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一种自在的汉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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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自在的汉族史的确如此。那第二种类型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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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二种类型就是自为的汉族史。所谓自为就是展开和显露的意思，过去不认识汉族，现在认识到了，所以就把汉民族历史呈现出来了，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就是新史学的崛起，形塑了自为的汉族史。20世纪 20～40年代是汉民族研究的初始时期，主要标志是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明言是中国民族史不是汉民族史，那它怎么就成了汉民族史的开山之作了呢？本来王先生研究的大纲是将中国民族史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称为内延史，以汉族为主干，详细论述了汉族的内聚，指出各个民族是怎样融合成一个汉族的，即汉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下篇始终没有出版。为了这件事，我20年前就到处去查，就是找不到，没有下篇，马戎教授最近在研究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中也去查，也找不到。说不清楚当时是什么原因，下篇就忽然没有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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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是汉族历史的开山之作，第一次把汉族历史建构起来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诸家蜂起。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1947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了林炎的《中国民族的由来》，世界书局出版了施瑛的《中国民族史讲话》；1948年，光华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以及其他相关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都涉及汉族的起源、形成、结构和发展等问题，但都没有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对汉族历史研究得系统、全面、专门，我觉得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是汉民族历史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20世纪20～40年代可以说是汉民族史研究的王桐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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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汉民族史研究的王桐龄时期，这个说法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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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世纪50～60年代，是汉民族研究的初步开拓时期，其标志是范文澜的汉民族为“特殊民族论”和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这在汉民族史的研究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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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讲范文澜先生的研究和汉民族史研究有什么关系。这要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苏联学者叶菲莫夫访华讲起。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专家遍布中国各部门，连我们的人文社科部门都有苏联专家来，苏联专家很不得了。但叶菲莫夫不懂中国的情况，他在文章《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中说，资本主义前中国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他按照苏联的那一套方法，多少人口以下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的都是部族，没有民族。叶菲莫夫的这个观点对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是致命的一击。这样一来，中国人有一点难办了，我们民族都不是，中华民族怎么团结起来？还搞什么民族识别？中国有那么多民族，搞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变成部族区域自治了？在中国的传统里没有讲部族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范文澜先生非常英明、智慧，写了《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他巧妙地以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定义为依据，按照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来分析汉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提出了中国汉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这一特殊民族具备了四个特征，即：“书同文”（共同语言），“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域”（共同地域），“车同轨”（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未能起到民族纽带的作用，因此谈不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汉民族的形成是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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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运用他的大智慧，认为汉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所以叶菲莫夫也无话可说了。但搞怪的是，中国的学者们几乎都反对范文澜先生的文章，杨则俊、张正明、宫显、曾文经、魏明经等都说这篇文章不对，只有中学教师章冠英认为范文澜先生讲得对。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场大讨论的论文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范文澜先生为了坚持真理，为了捍卫汉民族民族身份的认同，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不怕孤立的勇气。历史证明，范先生是正确的。他的汉民族是“特殊民族论”的论述对中国汉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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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大陆学者为保卫汉民族民族身份认同而战，进入20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此时，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开始不动声色地运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对汉族展开了较规范的民族学研究，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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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主惠出生于台湾云林，早年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后来任教于这个学校以及东洋大学，是当时的“民族学权威”和“文学博士”，他的民族观念极强，求学于日本40年，宣扬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由于受到日本民族学的影响，他将自己对汉民族的大爱和满腔热情，用日文写了《汉民族的研究》这本书，后来由蔡茂丰先生翻译，1968年在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出版，20世纪80年代才传到大陆。我那个时候有幸能看到这本书，是我的一个朋友不惜花巨资帮我复印了一本，让我看到了这本书的全貌。《汉民族的研究》一书以汉民族的概念、起源、本质、构成、基础、个性及海外活动为文章的基本架构，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汉民族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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