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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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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解放后至“文革”前的工作（1950—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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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设需要大批人才。1949年9月时，清华大学全校注册学生人数共计只有1571人。1950年暑假，清华大学共毕业本科生407人，其中工科243人，理科76人，其余为文、法科。这一年6月，张维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主要内容有：（1）在教育方针上，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2）在教育方法上，提出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3）在教育改革方面，认为首先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再有步骤有计划谨慎地改革。其后，清华校务委员会提出了三年的发展计划草案，通过了维持学校运行的各常设委员会名单，张维担任了其中的工业生产委员会的主席。1950年10月时，清华大学全校注册学生人数共计为2579人，其中工科生1556人，理科生4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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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应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的要求，给北京、天津地区的部分高校教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张维去中南海怀仁堂聆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在这个态度诚恳、与人为善的报告中，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它成了张维今后要求自己的准绳。这七个问题是：立场（要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态度（分清敌我友）、为谁服务（为人类光明的前途）、思想（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既不要自负，也不要自卑）、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令这些大学教师们最感动的是周总理不时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回来以后，张维在家做了认真的逐条对照，有的是他认识到的，也有他目前不大领会，要加深学习和认识的。他都一一记在本子上，也记在了心里。在紧接着开展的教师思想改造的高潮中，张维积极参加，主动做自我批评，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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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清华大学全校注册学生人数增加到了3292人。为了适应越来越繁重的教学任务，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学校成立了16个教研组，张维担任了工程力学教研组主任。并且被聘请为教育部工科力学课程教改组组长，受教育部委托组织编写了全国统一的工科力学教学大纲。1952年2月底，又被聘请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主任委员叶企孙、副主任委员周培源、吴晗），张维以满腔的工作热情，一方面做好面向全校工科学生的工程力学教学工作、一方面又承担起越来越繁重的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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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3年的院系调整，是解放后高等学校发生的第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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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为迅速改变我国极端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发展工业，急需大批工程建设人才和师资。为此，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业院校校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对全国的工业院校进行大调整。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由于院系调整，我国高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沿用了苏联模式的单科性、多科性专门学院和文理科综合大学体制的办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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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调整结果是：北京大学的工学院和燕京大学的部分工科院系并入清华，又从清华大学工学院调出了航空系、地质系、采矿系、化工系等系，与兄弟院校相关的专业合并，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原来的清华工学院只剩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机工程和营建学系四个系了。师资力量方面，院系调整后，清华的文、理、法三个学院除留下二十几位教师外，都调入了北京大学等校，其中以叶企孙、王竹溪为首的物理系教授悉数被调离，而以段学复为首的数学系教授绝大部分被调离，蒋南翔来校后才好不容易留下了赵访熊教授；力学方面，著名的流体力学教授如周培源、陆士嘉等都被调离清华，但从北京大学调入了杜庆华教授。清华的教师人数由四百多人骤减为一百多人。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重新调整组建成了八个系，为：机械制造系、动力机械系、土木工程系、水利工程系、电机工程系、无线电工程系、建筑系和石油工程系。1953年又将石油工程系从清华调出，成立北京石油学院。从1952年10月起，张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由杜庆华担任力学教研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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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清华师生面临着很重的任务，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早出人才，校园内挂上了巨幅标语：“如果我们现在真正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那我们必须使我们有更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工业指挥人才”。作为土木工程系主任的张维，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修订新的教学计划；张维任系主任不久，来了当时高校第一位苏联专家萨多维奇，他讲授建筑施工技术、机械、经济、管理、安全等，这一系列课程都是解放前从来没有开设过的，因此全国各地土木工程系都派出教师来清华进修。萨多维奇也对张维这位德国博士十分尊敬。在此过程中，张维与苏联专家萨多维奇密切配合，明确了制订教学计划要注意的三个问题。即：（1）教学计划是服从于培养目标的，由理论学习、考试、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同假期五个部分组成的教学计划，是前后衔接、互相联系的整体，而这些部分最终的目标是培养出具有一定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具有独立工作及创造能力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程师。（2）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过去的学校，是完全不管这点的，先生教给学生多少，学生就接受多少。而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是个有计划的培养过程，教学计划就应当体现这样一个培养过程。（3）理论和实际并重。我国的建设事业，要求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能创造性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但我国过去的教育，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教育，工程教育也不能例外。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我们具有独立建设的能力的，再加上过去封建社会士大夫教育给我们的遗毒，所以过去工学院的教育犯了严重的脱离实际的毛病。在新修订的土木系教学计划中，通过四年假期中的测量实习、两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由浅入深，由低到高，逐步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953年2月，清华大学召开第一次教学研究会，讨论制订教学计划问题，张维和苏联专家萨多维奇做了发言。张维始终重视实习地点的选择与计划安排，他还亲自带领系的干部亲临实习现场检查并认真总结经验。第一次的认识实习与生产实习的地点选在鞍山钢铁公司与吉林化工厂的建筑工地，这两项工程都是苏联援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256项工程中的重中之重。在鞍山时，正值薄板车间及热电厂的施工高潮，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当时各地还很少见的各种施工设施：塔式吊车、混凝土搅拌站、履带式传输机等一应俱全。土木系的实习学生和教师们不但在专业上眼界大开，还亲眼看到祖国建设的腾飞，大大增强了对专业的认识与对祖国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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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张维仍旧要为全校学生开设工程力学和弹性力学课程。据1950级学生方惠坚（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回忆：“在我到清华土木系学习不久就认识张先生了，我听过他在同方部讲授的弹性力学，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条理分明。尽管这是一门比较枯燥的课程，但张先生能够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土木系的学生打下较深厚的理论基础”。1953级学生刘延柱、沈观林回忆：三年级在同方部听张维先生讲弹性力学课，大教室里挤满了听课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他讲课声音洪亮，标准的北京话，深入浅出，让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也能听懂弹性力学的基本原理，把力学理论与工程结构很好结合起来，使我们了解弹性力学分析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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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院系调整改变了高等院校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不均匀分布，除特别重视工科院校外，也比较重视理、农等院校，在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急需工业建设人才的大形势下，从全国的角度看，还是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的。但对清华这样的有着长期理工结合办学经验的学校来说，得失就很难说了。这次的大调整使清华大学延续了27年（1925—1952），并已形成自己特点的多院制综合大学的体制，转变成了仅仅是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从国外办大学的经验来看，工科的发展和理科基础是密切相关的，失去了一流的理科，从学校发展的长远观点看，就很难有具有自主创新的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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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4日，教育部通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1日，蒋南翔到清华任职，此时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已经结束，蒋南翔看到了院系调整、特别是理科的调出给清华带来的负面影响，深表惋惜，说“工学院怎么可以离开理学院”；但大批院系和教师的调出已经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张维在《忆南翔同志二三事》[1.12]一文中回忆道：“清华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这时，有人看中了当时在全国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的我校图书馆，”“他们要将我校图书馆拆散、分走”。但蒋南翔认为大学是文化中心，调走图书、拆散馆藏，则会损伤文化，而且它们对清华大学现在和将来都是有用的。因此，蒋南翔坚决不同意将这部分馆藏调出，总算保住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完整性。而张维一生十分重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张维写道：“图书馆乃高等学府之心脏，信息时代，此言尤甚”，这件事情使他对这位新来的校长重视科学文化建设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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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在1952年建成的清华大学薄壳屋顶的一员工食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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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张维在《忆南翔同志二三事》[1.12]一文中，总结了院系调整后蒋南翔对清华大学发展的三项贡献，这实际上是在院系调整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情况下，事关清华大学长远发展的三件大事，而这三件大事都是张维亲自参与工作并为之奋斗的。关于张维的工作和贡献，本书将在以后一一道来，现先将张维在该文中总结的这三件大事转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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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代后期在我校建立了一系列新专业，使清华大学在那个时期，并且直到现在能很好地为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培养大量的高技术专业的干部，并且有能力承担国家一些重点科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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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他开始到学校以后，就有目标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培养干部和教师骨干。在这方面做的结果使清华大学能较长时间地源源不断地有新生力量充实到校、系两级领导层中，从而使学校得以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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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新专业的同时，他花了很大力量将学校校园向东扩大了几百米，并争取批准建造了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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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后，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张维先在1952年时担任了三校（清华、北大、燕京）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的负责人，在没有长远规划与资金缺乏的条件下，由三校建设委员会主持，从1951年至1952年在清华建造了一批标准较低的教学用房与宿舍。但在这过程中，为了用较少的投资建设大跨度的清华汽车实验室（现为燃气轮机实验室）厂房和员工食堂（现为工会俱乐部），在1952年张维采用壳体理论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个七跨，每跨6米×10.25米、厚度仅为5厘米的钢筋混凝土薄壳屋顶，由于采用壳体结构，大大减轻了屋顶自重，节省了投资。张维在担任三校建设委员会工程处处长过程中，指导土木系年轻教师卢谦（当时担任他的工程力学课程助教）协助他设计薄壳屋顶；而30多年后与他共同创办深圳大学的罗征启，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学生，在他领导下的工程处材料科做采办供应材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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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清华大学从1952年暑假入学的学生起，一律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1953年清华招收本科生1703人，而同年毕业的学生只有669人。这一年，根据国家的要求，清华规划今后的本科学生总人数为一万人，即每年招收2000人。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学生，住到哪里去？请建筑公司造房子吧，一来没有那么快，二来经费也不够。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1954年1月3日，清华大学校务行政会议与校基本建设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1954年度基本建设由清华本校自营。为此，成立了一个工程委员会，由土木系主任张维任工程委员会主任，俞时模、张儆、解沛基为副主任，其任务是在九月份1954级新生入学前，建好三座四五层、总建筑面积达两万平方米的学生宿舍楼。在工程进行期间，由副教务长陈士骅兼代土木系主任。压在张维身上的担子更加重了，所有建筑、土木和水电设计方案都要由他和副主任们听取汇报，实地勘察，最终审查决定。工程委员会与清华校方商定，从1952年入学的建筑、土木、暖通、给排水等专业抽调35个学生来完成设计、施工方案和施工时的质量监督任务，由张维亲自精挑细选的这35个学生是这一届学生中专业成绩突出，工作态度端正过硬者，主要由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和志愿军复员军人组成，服从指挥，便于管理，敬业奉献。施工工人则从社会上招收，由复员军人来管理。造什么样的楼？梁思成等建筑学的教授们为了与清华园原有皇家园林的风格相协调，主张新学生宿舍楼的建筑方案要做大屋顶，但是由于经费和施工时间的制约，工程委员会领导中部分同志坚决反对做大屋顶，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在张维的主持下，采取了折中的“小”大屋顶方案，将大屋顶的屋檐挑出长度减小了一些，但屋顶的四角仍旧做成传统形式的翘檐，屋檐之下与柱连接处外表仍旧做成传统的“斗拱”形式；屋顶内部没有采用中国传统古建筑的举架法，而是采用了比较简单的人字形木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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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建成的1～4号楼学生宿舍楼（图中前为2号楼，后为1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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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建成的4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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