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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2．怀念恩师张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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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外语系 史光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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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力学科学家、教育家和两院院士，曾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改革开放后，他创建深圳大学，并任第一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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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50年毕业后，又有幸被录取为张维先生的研究生，跟随他学习研究光测弹性力学，深受教益，奠定了教学和研究力学的较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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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开始学力学时，原安排机械系上钱伟长先生的课，但因钱先生思维特别敏捷，讲解速度太快，不少同学跟不上，当时又基本是用英语讲课，英语差的同学学习更困难。听说教土木系力学的张维先生讲课清晰易懂，于是纷纷改选张先生的课。果然，一口纯正北京口音的张先生声音洪亮，讲解深入浅出，使大家顿开茅塞，理解并掌握了这门较难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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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张维先生解放初期第一批研究生，在他的教诲下，不但奠定了以后力学教学的根基，更深深感受到他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他热爱祖国，时刻思念着为国家富强和科技发展效力，1946年，他与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妻子陆士嘉（中国著名的流体力学家、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唯一的中国籍女博士生）在阔别祖国9年后，辗转瑞士、法国、越南，历经一年多，终于回到了祖国。从此，他们伉俪毕其一生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了力学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中，为我国科教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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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教学中十分开明，非常爱护和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我在这方面受益匪浅。记得当时我虽是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却对外语特有兴趣，清华那时的德语课是跟随丈夫赵锡霖教授（留德冶金专家）来中国的外籍老师赵林克悌，那时，我对德语比对力学更下工夫，成为当时赵林教授最宠爱和与她关系最密切的学生，张先生一点未因此谴责于我，而是充分地理解和支持。我当了20年右派，1978年平反后，考虑到自己劳动改造十余年，对发展中的力学已力不从心，也不想再回到让自己伤神的石油学院力学组，于是接受了我老伴的建议，去找了当时任清华副校长的张维先生。张先生对我这个反右后20年不敢与他联系的一般学生却是热情帮助支持，介绍我到当时高教部科技局；1981年转至清华，从此，从事我喜爱的外语教学工作，因为我主要是教科技外语，真正发挥了我的外语特长，又附带不丢下科技知识，对此，我实在感恩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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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不仅是识才爱才，更非常关心朋友和学生，记得有一次在学校路上与他碰面，他凝神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廋，脸色很差，去看看中医调理一下吧！我介绍你去协和医院找中医名医祝大夫，他是我们家的世交。”虽然，我只去了一次，但这份深厚的关怀，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铭记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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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赵林克悌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张先生伉俪在德国期间就与赵家关系密切，自从赵先生去世后，赵林老师的两个儿女又相继去了德国，家中只留下了年迈的赵林老师，这时，张先生和我一直定时去看望她老，由此可知，张先生是非常重情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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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已离开我们10年了，每想及他，总感到自己真有幸，此生能遇如此成就卓著、品德高尚、关爱学生的恩师，受泽于他的学生将永远怀念他！并祝福他的子女安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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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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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3．逆境中的张维先生——“文革”中的一段特殊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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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前党总支副书记 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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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3年来清华，最早认识的一位“年轻的老教授”是张维先生。他是著名的科学家，工作积极，活跃，待人谦和有礼。当我被派到工程力学数学系去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被接收入党，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数力系主任。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识了，而且似乎相互还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见面总是亲热地打招呼。但是工作上的联系很少，也无个人的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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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未曾想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把我们拉近了。我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反革命”，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没有定案前，我们都被称为“有问题的人”，作为“同类项”合并到一起。一面批判我们，一面对我们进行劳改。开始是在校园里蹲在地上用双手拔草；后来，押送到江西鲤鱼洲农场种水稻。本文所述“一段特殊的记忆”，就是此后让我无法忘却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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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鲤鱼洲，我们同在一个连队——副业连，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把“有问题的人”安排在一个边角里，一个挨着一个，睡下后，翻身都挺难。张先生特别守规矩，劳动也特别认真，就像他从事业务工作那样，一步一步，有板有眼，不多说一句话，不卑不亢。到晚上，他一躺下就鼾声大作；开始是变着调子“呼”，然后是“噗，噗”地吹风；他侧着躺，恰好就对着我的耳朵，挺好笑的。我忍着，过一会儿我也睡着了——太累了。慢慢地，我更理解他了——在我们连队里，他的年龄最大，比我也大许多；他那样跟大家一样劳动，一天下来，非常累，特别需要睡好；他如此“呼”和“噗”，说明他睡得深沉，我不能惊动他。我想清楚了，也就习惯了。再说我也累，睡着了，敲锣打鼓也吵不醒我。那时，不知哪个连队的“战友”提出一个口号：“要三傻！”，就是傻吃，傻睡，傻干！我觉得挺逗，这些“老九”们都“三傻”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可是想不到，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连这样的傻日子也是过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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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脱衣准备睡觉的时候，不知由什么话题，谈到对学生的数学教育，张先生说，首先一定要把基础数学底子打好。他说他的基础数学底子好，对后来的学习和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现在他还能心算开二次方和三次方。我也多事，不假思索地说，我就出两道题，一个是开平方，一个是开立方，试一试，现在还行吗？他看到题，翻翻眼睛，脱口就说出了答案。我们（还有一位“有问题的人”）交口称赞。不料，第二天就受到不点名的批判：一些“有问题的人”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还玩起什么智力游戏，搞起“裴多菲俱乐部”来了！……。这时，我看一眼张先生，他两眼直视，双唇紧闭，不为所动。我倒后悔了，想：我的问题大，一定注意别牵连他！后来，全团的大喇叭高音喊出一个口号：要下决心在鲤鱼洲干到底！有的连还成立了“干到底战斗队”。这个决心，怎么衡量呢，就是看你家的业务书是否完全卖掉了，你的心里是否还留恋着搞业务那一条后路；如果业务书全卖了，就表明你真的是断了那条路，想在鲤鱼洲改造一辈子了。我们那个“智力游戏”不正是说明我们还不死心吗！从那次挨批以后，我们的嘴都闭得紧紧的，闷着头干活，闷着头吃饭，闷着头钻被窝，这不也是三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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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来破这“三傻政策”了。一天早晨，领导在班前训话中，指令张先生，带上工具到水泵房旁边，用砖砌一个小的水池。指定我上夜班，去看管水泵。我们都欣然地领命了。从此以后，我们俩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见不到面了。没过几天，大批判又来了，不点名地高声批判：“还是一个土木系教授哪，怎么连几块砖都不会砌！怎么能砌成那个样子！……”。我看一眼张先生，他挺挺地站着，眼睛直视，嘴紧闭着。晚上，上夜班时，我首先到那个小水池边仔细看了一遍，没用几块砖，也看不出哪里不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天，阴沉沉，那厚重的黑云，低压到地面上，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望去，不见一点亮光，大气像凝结了一样，死寂到几乎让人难以呼吸。只有打开水泵机以后，才有了嗡嗡的声响。我多少年不唱歌了，这时，我和着那嗡嗡声，大声唱起我少年时唱过的歌，从“松花江上”、“太行山上”到“五月的鲜花”……，凡是我想到的，不管五音正不正，我都唱——那是唱，也是喊，等我喊累了，天也快亮了。喊完以后，我反倒觉得轻松了，可是我惦记着张先生这一夜睡得还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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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劳动和批判，都是惩罚，让你吃肌体之苦，也让你受心灵之罪！两天后吃午饭时，我们擦肩而过，他回过头来轻轻地说，明天是星期天，休息，我们去一趟天子庙，你先走，我后走。距离我们住处要走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有个地方叫天子庙，那里有一个小卖部，卖食品和日用杂品。我们到那里买了几个罐头。他说，咱们找个地方，当午饭吃。我回头，又买了一把张小泉剪刀——得用来开罐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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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这地方，种庄稼它长不好，但是那野蒿草却长的飞快，没几天，就吞没大片土地，长得比人都高。我们走进蒿草丛里，坐定以后，并没有出现休假那种轻松。看上去，他很疲惫，很郁闷。这是我们二人第一次相约面谈。我准备先谈，想让他了解我到底是什么“罪行”，我现在是怎么想的。但他却抢先谈，好像对我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也不提来鲤鱼洲后所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那都没什么。他最感伤心的，是在校内，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批判！他不反对学术批判，但是，你得讲理啊！不讲理，讲歪理，甚至采用嘲讽的手段，说他所研究的双曲拱壳，无非就是自行车的挡泥板之类的东西，对他全盘否定，还往政治上拉，猛上纲，好像要把他一棍子打死！说着说着，他的热泪流下来了。这时我也很心酸，哽咽了，搜肠刮肚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我们都沉默了！如此地一下子否定了一个人的大半生的劳动成果，怎不让人伤心！停了许久，我打破了沉默。我说：你别伤心，你的问题简单，很快就能被事实证明清楚。可我的问题大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党号召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说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失败的教训总结好，也是宝贵的。当我看到大批饿死人的材料时，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给自己提了许多为什么。我读书、思考，得到的答案是：那种大跃进瞎指挥风，共产风和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才是造成整个社会极大破坏甚至饿死人的主要原因，也根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把这些写在本子上，这就是大字报上说的我那“反动日记”。那时，我带着泪，这样想，不正是思考如何总结经验，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吗？这怎么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不管对我怎么处理，我都心地坦然，对党，对人民，我不亏心，我相信，历史也会证明清楚！我对他说这些话，一是告诉他我的问题，我的想法；二是说，我们都还有希望。他的希望，不久就会到来，而我的希望，也许在我有生之年都来不了！这天，我们一直谈到夕阳西下，才先后回到连队。这次长谈，让我们都轻松了许多。以后他奉调回校，恢复工作了。林彪摔死后，鲤鱼洲农场也收摊了，我被转移到北京南苑农场，继续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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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南苑农场的管教，比鲤鱼洲那时宽松一些了，每个星期天，都放假回家。有一次，在我家门前碰上了他。他靠近我，低声说，下个星期天上午，你在家等我。到时候他真的来了。他面色灰暗，我猜是身体不好，或是工作上又遇到什么问题了？他坐下，摇摇头，长叹一声，说现在的形势，真让人忧虑！农村很不好，城市里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好了，最严重的是人们的积极性都没了，工人眼看着机器空转，不干活了。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他说不下去了，痛哭失声——我们俩都抱头哭起来。这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就是后来领导上所说的，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哭罢，相互握着手说“保重吧！”。他慢慢地低着头走了。我一个人，不知呆坐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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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四人帮们把中国推到了绝境，必定激发起最强烈的反弹。可是形势变化之快，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四人帮”被打倒了，真理的标准讨论过了，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了，张先生恢复“文革”前的状态，我也被“平反”了，……，一波一波的变化，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惊喜、激动、振奋！此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已重现当年那种精神抖擞、满面笑容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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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天特别明媚。一天，我去工字厅办事，一进大门，他从北朝南迎面走来。在灿烂的阳光下，他满面春风，鹤发童颜，哇！阳光老人！几年不见，他还是显得那么鲜亮而健康！他靠近我的耳边，笑眯眯地问我：你现在都看些什么书？我说，主要在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的书；苏东剧变以后，特别是我们建国以来那些风风雨雨，都很值得我们回忆和总结，要重新学习。他说，他也想看看这方面的书，他要我找一些给他。我很快找了一些有关的书和资料送到他家去了。这以后，我就等着。那电话一响，我就猜想，可能是他叫我去听他读书以后的所思所想吧？我想，凭着他的智慧、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他肯定有值得我学习的真知灼见。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树叶开始变黄，随风飘落，那伴着阵阵凉风，肃杀的秋天紧逼而来了。那让人从揪心到心碎的消息，相继传来：张先生感冒住校医院了，张先生患的是戊型肝炎，住进传染病医院了，张先生医治无效，离我们走了！这多么突然！这是真的吗？！他那回顾一生宝贵的思想见地还没有留下哪！他走后这十年来，每每想到他，我心中这深深的遗憾，都让我无法释怀！有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期间，我们那一段悲戚的遭遇，作为我对他的怀念。现在，我记下来，让我永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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