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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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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3．难忘张维老师的教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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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 工程力学系 徐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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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清华大学前便知道，张维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和教育家，对他怀有一种崇敬之情。参加工作不久，我有幸参加了由他领导的薄壳拱桥的科研小组。他对科研工作认真负责、对力学与工程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年轻人成长的关心，都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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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非常关心我国的经济建设，1965年，他亲自参加了对成昆铁路沿线的考察工作，当时，由成都到昆明的交通十分不便，乘汽车走这段路十分危险和艰苦，但他坚持下来了。返京后他决定成立一个薄壳拱桥研究小组准备为修建成昆铁路服务，当时，张先生虽然担负着学校和教育部的重要领导工作，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和小组的同志共同讨论研究方案和工作目标。张先生强调：“双曲拱形薄壳受力合理，利用这种结构建桥是很有前途的。”他不仅经常向大家介绍修建成昆铁路的重要性和困难，而且特别强调要了解工程实际情况并根据工程需要来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张先生特别重视力学要和工程实践相结合，经常和我们讲：“学力学是为了应用”。他的这些想法和主张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坚定了要结合工程实践研究力学的决心。张先生还派我去成都参加铁道部组织的总工程师会议，在会议上我了解了修建成昆铁路的许多难点以及准备采取的各种措施。会后，会议还组织与会代表，沿即将修建的成昆铁路线参观，了解工程的艰险，历时一个星期。这次会议对我帮助很大，使我知道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国家和铁路部门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和代价，也使我建立了搞科研工作一定要有工程背景的概念。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这项重要的科研工作没有做完，没有取到应该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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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清华大学力学系研究方向挂靠第一机械工业部，张维老师亲自带领我们到一机部讨论清华大学与一机部在科研方面的合作问题，并商定与一机部共同开展关于炮筒身管机械自紧的课题。由于这个课题涉及许多塑性力学的基础问题，因此，张先生建议由我负责完成这一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过这一课题带出了3个博士研究生，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经鉴定后，将这些成果发表于由兵器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火炮身管自紧技术》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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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有一次张先生在意大利的乌丁内开会，遇到我在波兰的老师奥尔沙克教授（W.Olszak）。奥尔沙克教授向张先生打听我的消息，很希望我能再去波兰，恢复我们之间的联系（由于“文革”的影响，我已经20年未同导师联系了）。张先生说，徐秉业在国内工作得很好，并代我向奥尔沙克教授问候。张先生回国后，把情况告诉我，并多次打电话同国家教委联系，为我争取去波兰的机会。在张先生的努力下，我终于在教育部批准并提供出国经费的条件下，1983年又一次访问了波兰，恢复了与波兰老师和同学们的学术交流和友情联系。这对我此后学术上的发展以及科研、教学工作的进步都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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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提升教授的过程中，张先生在百忙中为我写了一份学术工作的评审意见（见下图张先生亲笔评审意见）。对我的教学、科研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在我提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先生特别重视为年轻人创造学习的机会。张先生曾经让我代表他先后到上海和武汉去参加有关港口机械的鉴定会，这些会都是对所完成的重要国家项目进行鉴定。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我不仅看到了别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而且看到了别人是怎样完成任务的。通过这些活动我也认识了许多工程界的技术人员，对我今后的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还有一次张先生的博士后孙博华邀请张先生去南非参加第二次非洲力学大会，并在南非作学术访问。张先生又把这次机会给了我。张先生当时找我，问我能否代他去非洲一次。张先生说：“经我考虑，你代表我去比较合适。”对于张先生的信任，我是非常激动的，我想一定要把这次任务完成好，才不辜负张先生的期望。这使我有机会到非洲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并成为在非洲大陆国际力学大会上第一个做大会学术报告的中国人。会上我结识了大会主席、南非塑性力学专家马丁教授（J.B.Martin）。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会议进行过程中，我有机会与许多塑性力学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会后，在孙博华教授的组织下，我又留在那里用数周时间为研究生讲课和进行学术交流。回国后，我把国外所遇到的事情和工作情况向张先生作了汇报，张先生说，“每个国家都有它们的特点和长处，你们就是应该多争取机会去锻炼。”张先生多次给我创造学习机会，使我不断增长才能，我从内心是非常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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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老师对徐秉业学术工作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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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非常关心我国的力学教学，特别重视基础力学教学，并注意将国外好的经验、好的教材介绍到国内来。张先生在德国的好友玛格努斯教授（K.Magnus）和缪勒教授（H.H.Müller）曾编著一本《工程力学基础》，该书包括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塑性力学和流体力学的最基本内容，但全书只有约25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少而精的好教材，用这么少的文字讲述这么多的内容在国内外的力学教材中是极少见的。为了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张先生让当时正在慕尼黑工业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我拜访了玛格努斯教授。玛格努斯教授是张先生在德国格廷根学习时所结识的老朋友，当时已有80多岁高龄，但仍坚持上班。玛格努斯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他听说这本书要由张先生主持译成中文时，非常惊喜和高兴。他说，张维教授是翻译这本书最合适的人选，并当场答应要为中译本写一个前言。他当时还告诉我，这本书自1974年出版以来，到1994年为止，在德国已经连续印刷了六次。在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张先生十分重视尊重版权问题，他亲自多次协助我国出版社与德国的B.G.Teubner Stuttgart出版社联系，最终获得了出版权。在张先生的主持下，这本书和它的习题集的中译本，分别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我国受到了许多力学教师的重视，影响很大。这两本书已被国内许多图书馆收藏，成为力学教材少而精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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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张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还亲自上讲台为本科生讲授“材料力学”，他深入浅出、突出重点的教学风格，使学生受益匪浅，也为中青年教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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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黄克智先生推荐我担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我被选派到教育工作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工作了8年，在此过程中，我又不断得到了张先生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教育工作委员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学术年会，一般开会前，张先生都很愿意了解开会的目的和要求，他对力学教学工作总是非常关心。凡是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张先生都亲自参加，并听取各代表有关教学问题的发言。1994年和1998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程力学和工程师培养”的国际学术会议。每次开会前，张先生都帮助申请赞助经费，先后申请到国家教委、香港光华教育基金和英国的英特奈尔试验机有限公司的赞助，为开好会议打下经济基础。开会期间，张先生以80多岁高龄，不仅到会听会，而且每次都为会议准备了精彩的大会报告。记得有一次张先生的大会报告做了1小时15分钟，张先生以他流利而通顺的英语，明确而清晰地表述了他的观点、看法和意见。他说：“工程力学对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十分重要，工程力学一定要结合工程实际，并在应用中得到发展。”他的报告结束后，赢得了全场百余人的热烈欢迎和长时间的鼓掌。使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代表都非常感动。张先生的这种热爱教育事业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不断进取，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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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一生十分热爱和重视网球运动，“清华大学中老年网球协会”这个名称便是张先生给起的，他是首任会长。网球场是他重要的活动场所，只要他不出差，每天下午必到网球场观看网球，夏天他总是穿着布鞋，手摇蒲扇每场必到，和大家一起高兴。冬天不怕风寒，出差回来后，最先做的事，便是看大家打球。对新老队员非常关心，热心指导。网协会员都说：“张先生是一位著名学者，可没有那种使人敬而远之的架子，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可没有那使人生畏的样子；他总是那么乐观、随和友善，是我们忘年的好朋友”。我是在快要退休前才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受到了张先生的鼓励。每当我听到别人告诉我说“张先生又夸奖你打网球了”，我心里便乐滋滋的，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打网球坚持下去。张先生是所有中老年网协会员的好朋友、好老师，他每年在玉兰花开的时候，都准备好丰盛的北京小吃和香茶，邀请大家到他家观看玉兰花开。平时也邀请大家到他家做客。为了建设好网球场，他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清华大学中老年网协成立后，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在各种层次的比赛中都取得了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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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秉业与张维老师在网球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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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有幸与张先生相处40多年，他在科研、教学、社会工作、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的严谨、执著的工作作风和待人诚挚、可亲的态度，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对我在成长的关键时刻以及许多工作中，总是大力地支持我和帮助我，我从内心对他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张维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这些年里，张先生的科研思想和教学主张以及他对我深情的关怀与帮助，一直在鼓舞着我。敬爱的张先生，您的科研主张和教学思想已经在我们几代人中开花、结果，您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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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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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4．著名学者 仁厚长者——怀念科技管理老领导张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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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科研院 吴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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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是国内外很有影响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科技活动家，对国家科教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张维先生前后两次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长期主管科技工作，对清华大学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由衷的尊敬和爱戴。我有幸在张维先生主管的科技管理系统工作先后30余年，耳闻目睹，并直接得到他的教诲、指导和帮助。他的师长风范、敬业精神，他的远见卓识、豁达人格，他的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他的正派处事、正直做人，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激励我们在科研管理工作岗位上，像张维先生那样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尽职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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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6年进入清华大学动力系燃气轮机专业学习。在学生时代出于对科学家的尊敬就听说过张维先生大名，特别对夫妇双双都是科学家更为崇敬，如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我们燃气轮专业创始人吴仲华、李敏华夫妇等。当知道张维、陆士嘉夫妇都是著名力学家时，对张先生的印象更为深刻。直接在张维先生领导下工作，是从1970年开始的。我于1970年4月调入校机关——当时是“教育革命组”（也称“教改组”）下属的科研生产组，先参与科研管理，后侧重校办工厂管理。教育革命组组长是军代表吕方正（防化兵、少将），清华被“结合”进入领导班子的先后有何东昌、滕藤和张维先生。此后经历“文革”中的种种波折、粉碎四人帮的拨乱反正，以及后来恢复科学生产处，1978年该处更名为科学研究处，1990年该处又更名为科学技术处，等等。张维先生都参与了学校科技工作的调整和发展（“文革”中“三个月运动”被批判时除外），我们都在张维先生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张维先生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直接接受他的教益及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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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工作中给我们突出的印象是科学家风范，知识渊博，视野宽阔。他经常强调科技管理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有全局观念和超前意识，走一步看两步，不能短视、近视。“文革”期间，高等教育遭到严重破坏，清华大学是“重灾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经常听到张维先生和何东昌、滕藤等多次议论并采取措施，坚持并推进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使得清华大学在核技术、微电子、精密仪器、数控技术等方面没有中断，为以后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我先后参加约10年的校办工厂管理工作中，他们强调清华要搞一些研发性强、技术含量高、能体现科研生产相结合和综合优势的新产品等，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如跨系合作研发的“分步相机”、“数控机床”等机光电产品，受到国家电子部等部门的良好评价。1977年张维先生重新被任命为副校长，主管科研工作。为迎接“科学的春天”，拨乱反正，他在校领导支持下，1978年12月主持召开了中断12年之久的第八次科学讨论会，强调加强科研工作，建立教育、科研两个中心，强调活跃学校学术空气，加强学术交流，强调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学校科研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科研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在大会上作题为“努力把学校建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的主题报告，有力地推动学校科研工作纳入正常运行、快速发展的轨道。面对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迅速发展，张维先生和校领导们又不失时机地大力倡导把计算机技术更广泛、更深入地引进教学、科研、生产和管理等各个方面。1980年4月，学校召开第九次科学报告会，张维先生在开幕式作“努力做好计算机的推广普及工作，更好地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主题报告，会上提出学术论文109篇，对学校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并对以后全校科研发展具有极重要的影响。张维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对学校的学科发展经常提出积极建议，在科研处和学校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清华要搞“上天、下海”，要参与这一战略高技术，从国际科技发展、国内经济发展和校内学科发展等全局出发都要发展航天科技。要尽快着手，强调学科交叉，发挥综合优势。近年来学校建立了宇航技术研究中心和海洋科学和工程研究中心等和张维先生的积极促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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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乐于助人，为人正直，有口皆碑。他是国际知名学者，校内著名教授，但从不以专家自居，注意平等待人，在党内以普通共产党员身份积极、认真地参加支部组织生活和日常活动。20世纪90年代，我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科技处党支部书记，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就是党支部组织生活活动中，校级领导和处级领导出勤率很低。但我们一致印象和认识是：张维同志是少有的校领导出勤率最高的一个。不仅出席，还认真发言，不是讲“空”道理，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亲身体会，内容真实，有说服力和亲和力。对青年人，张维先生循循善诱，激发进取心，调动积极性。对个别犯经济错误的同志，他在发言中给予严厉批评，陈以厉害、晓以大义的同时，主张治病救人，给以出路，希望犯错误者本人认真吸取教训，振作精神，走上正路。与会同志都感到张维先生为人高尚、严肃可亲，深为感动。张维先生平等待人，亲切待人，是一个“大专家能和小职员打成一片”的人。大家有时和他开玩笑“张先生出国比我们出差都多”。确实张维先生身兼国内外多种职务，特别是国际活动较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教育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这是众望所归，以其国内外影响力肩负重任。但他在支部生活时，都会认真地结合自己的体会向大家汇报自己的感受，毫无特殊，毫无“权威”架子。我自己深受教育的一件事是“文革”期间，我当时住在朝阳区垂阳柳，与清华正处在东南和西北大对角，每天早上赶5:30头班公共汽车到清华7:30上班，往返四小时，跑了15年，清华同事中由于我家距离远很少有人来过。但张维先生却专程来垂阳柳家里看望。一个“大科学家”、“大领导”，不顾年高、劳累，不顾路途遥远，到一个当时的青年教师家里看望，实在是一件使我们全家（包括我爱人和孩子）都感到十分意外，又十分感动的事情，深深地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和领导的关怀，也深深地体现张维先生的亲切待人、平易近人的高尚人品，这件事给我们全家留下深刻印象，也是我们全家深受感动，永不忘怀的一件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