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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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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4．著名学者 仁厚长者——怀念科技管理老领导张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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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科研院 吴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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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是国内外很有影响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科技活动家，对国家科教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张维先生前后两次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长期主管科技工作，对清华大学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由衷的尊敬和爱戴。我有幸在张维先生主管的科技管理系统工作先后30余年，耳闻目睹，并直接得到他的教诲、指导和帮助。他的师长风范、敬业精神，他的远见卓识、豁达人格，他的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他的正派处事、正直做人，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激励我们在科研管理工作岗位上，像张维先生那样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尽职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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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6年进入清华大学动力系燃气轮机专业学习。在学生时代出于对科学家的尊敬就听说过张维先生大名，特别对夫妇双双都是科学家更为崇敬，如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我们燃气轮专业创始人吴仲华、李敏华夫妇等。当知道张维、陆士嘉夫妇都是著名力学家时，对张先生的印象更为深刻。直接在张维先生领导下工作，是从1970年开始的。我于1970年4月调入校机关——当时是“教育革命组”（也称“教改组”）下属的科研生产组，先参与科研管理，后侧重校办工厂管理。教育革命组组长是军代表吕方正（防化兵、少将），清华被“结合”进入领导班子的先后有何东昌、滕藤和张维先生。此后经历“文革”中的种种波折、粉碎四人帮的拨乱反正，以及后来恢复科学生产处，1978年该处更名为科学研究处，1990年该处又更名为科学技术处，等等。张维先生都参与了学校科技工作的调整和发展（“文革”中“三个月运动”被批判时除外），我们都在张维先生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张维先生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直接接受他的教益及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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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工作中给我们突出的印象是科学家风范，知识渊博，视野宽阔。他经常强调科技管理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有全局观念和超前意识，走一步看两步，不能短视、近视。“文革”期间，高等教育遭到严重破坏，清华大学是“重灾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经常听到张维先生和何东昌、滕藤等多次议论并采取措施，坚持并推进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使得清华大学在核技术、微电子、精密仪器、数控技术等方面没有中断，为以后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我先后参加约10年的校办工厂管理工作中，他们强调清华要搞一些研发性强、技术含量高、能体现科研生产相结合和综合优势的新产品等，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如跨系合作研发的“分步相机”、“数控机床”等机光电产品，受到国家电子部等部门的良好评价。1977年张维先生重新被任命为副校长，主管科研工作。为迎接“科学的春天”，拨乱反正，他在校领导支持下，1978年12月主持召开了中断12年之久的第八次科学讨论会，强调加强科研工作，建立教育、科研两个中心，强调活跃学校学术空气，加强学术交流，强调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学校科研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科研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在大会上作题为“努力把学校建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的主题报告，有力地推动学校科研工作纳入正常运行、快速发展的轨道。面对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迅速发展，张维先生和校领导们又不失时机地大力倡导把计算机技术更广泛、更深入地引进教学、科研、生产和管理等各个方面。1980年4月，学校召开第九次科学报告会，张维先生在开幕式作“努力做好计算机的推广普及工作，更好地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主题报告，会上提出学术论文109篇，对学校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并对以后全校科研发展具有极重要的影响。张维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对学校的学科发展经常提出积极建议，在科研处和学校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清华要搞“上天、下海”，要参与这一战略高技术，从国际科技发展、国内经济发展和校内学科发展等全局出发都要发展航天科技。要尽快着手，强调学科交叉，发挥综合优势。近年来学校建立了宇航技术研究中心和海洋科学和工程研究中心等和张维先生的积极促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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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乐于助人，为人正直，有口皆碑。他是国际知名学者，校内著名教授，但从不以专家自居，注意平等待人，在党内以普通共产党员身份积极、认真地参加支部组织生活和日常活动。20世纪90年代，我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科技处党支部书记，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就是党支部组织生活活动中，校级领导和处级领导出勤率很低。但我们一致印象和认识是：张维同志是少有的校领导出勤率最高的一个。不仅出席，还认真发言，不是讲“空”道理，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亲身体会，内容真实，有说服力和亲和力。对青年人，张维先生循循善诱，激发进取心，调动积极性。对个别犯经济错误的同志，他在发言中给予严厉批评，陈以厉害、晓以大义的同时，主张治病救人，给以出路，希望犯错误者本人认真吸取教训，振作精神，走上正路。与会同志都感到张维先生为人高尚、严肃可亲，深为感动。张维先生平等待人，亲切待人，是一个“大专家能和小职员打成一片”的人。大家有时和他开玩笑“张先生出国比我们出差都多”。确实张维先生身兼国内外多种职务，特别是国际活动较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教育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这是众望所归，以其国内外影响力肩负重任。但他在支部生活时，都会认真地结合自己的体会向大家汇报自己的感受，毫无特殊，毫无“权威”架子。我自己深受教育的一件事是“文革”期间，我当时住在朝阳区垂阳柳，与清华正处在东南和西北大对角，每天早上赶5:30头班公共汽车到清华7:30上班，往返四小时，跑了15年，清华同事中由于我家距离远很少有人来过。但张维先生却专程来垂阳柳家里看望。一个“大科学家”、“大领导”，不顾年高、劳累，不顾路途遥远，到一个当时的青年教师家里看望，实在是一件使我们全家（包括我爱人和孩子）都感到十分意外，又十分感动的事情，深深地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和领导的关怀，也深深地体现张维先生的亲切待人、平易近人的高尚人品，这件事给我们全家留下深刻印象，也是我们全家深受感动，永不忘怀的一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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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科学研究处建处50周年。科学研究处50年的发展历程中，凝聚着张维先生的智慧和心血，科学研究处50年前进的途程中，能听到张维先生坚强、稳健、踏实的脚步声。光阴似箭，日月易逝，张维先生离我们已有十多年了，但他的风范精神，他的音容笑貌仍如同往日一样常常伴随着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张维先生仍然生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努力奋发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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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维先生1992年参加广东清华科技开发中心暨创业基金成立大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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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张先生（前左2）参加河南校友会活动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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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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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5．对张先生的几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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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秦 权（工程力学数学系1962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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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科学习期间聆听过张维先生讲课，1962年高教部决定通过全国统考招收研究生，从那一年起我成为张先生的研究生，在他指导下读研四年（其中一年在中国船舶研究中心实习），对张先生在讲课和指导学生方面有几点感受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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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张先生在指导学生方面一贯重视教学与生产实践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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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实际”包含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从国家研究项目中选题。20世纪60年代我国引进苏联的Миг-19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制造技术，准备生产我国的歼-6战斗机。苏联提供了设计图纸，但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再提供计算书，也不提供作为颤振分析基础的跨音速气动力系数表，我国必须自己进行各种验算。1961年张先生争取到其水平尾翼颤振验算的科研任务，并列入当年力学系本科毕业设计的课题之一。该项目不仅当时在国内学术上属于前沿，而且是我国国防工业的一个重要项目。现在想来，能争取到这样好的“真刀真枪”项目是很不容易的。固体力学教研组安排了我班一个7人毕业设计小组承担此课题，我有幸成为该组组长。研究中发现平尾颤振分析必须使用整机模型，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特别是有老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了1958年美国海军的跨音速气动力系数表，使这个课题得以做下去。同时知道了美国军事研究成果的某些管理机制，对当时只学过俄文的我振动很大：从“社会主义老大哥”那里得不到的先进技术资料，却可以由“头号敌人”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合法地取来，我意识到必须掌握英语。那时我决定每周用半天时间自学英语，这是我参加这个毕业设计课题的“副产品”，而这个副产品使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长期受益。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我代表小组做毕业论文公开答辩。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张先生竟然自始至终参加了我这个普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他当时是副校长、力学系系主任、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作十分繁忙，却抽出时间来直接检查课题的成果。而且，他还请到了北航的叶蓬培教授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不过，我的指导老师崔巍山是在答辩前一天晚上通知我这个公开答辩会的阵势的，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本科生听到通知后，吓得一整夜没睡着觉。以后，我的研究生课题也是来自我国国防工业的一个重要项目——导弹核潜艇有大开孔的压力壳在静水压力下的稳定问题。不过这项工作受到1965年全校研究生停课一年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和“文革”的影响，没能做完。张先生在当时能够拿到这样有分量的课题，可以看出当时他在我国国防科学界的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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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实际”的另一个内容，就是直接在研究单位参加研究工作，了解研究单位在做什么和怎样做。鉴于我经过6年本科学习直接读研究生，一直脱离国内科研生产，根本不知道我国研究单位是怎么工作的。张先生决定我的读研期限是四年，第一年去上海的中国船舶研究中心实习，这个单位也是他联系到的。在那里我知道了船舶设计是怎么应用力学的。这反映出：张先生对培养研究生工作的眼界不局限于学术研究本身。相比之下，当前一些教授揽项目挣钱，用研究生给自己打工，就连学术研究也丢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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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指导研究生时还重视培养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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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没有让我在读研时期去听专业课，为进一步掌握力学知识，他开了一个包括英、俄文的经典力学名著的书单，要我自己读，一年以后考试。但张先生每隔一定时间给我答疑，地点是工字厅后厅的东厅，何东昌副校长也在那里办公。此前我们都是靠上课来学习新知识的，突然变成自己硬啃大部头的原版书，很不适应。有时钻到一个很难看懂的方程里出不来，我那时问的问题都是这种“幼儿园”水平的问题，但张先生总是耐心地给我解释，现在想来真是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这种培养方式训练了我的自学能力。我感到，听课相当于从老师消化后的材料中汲取知识，固然省力，但这种方法培养不出健全的研究者。大到一个国家未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小到一个人未来一生的经历都是难以预料的，我在毕业后可以说是大改行。土木工程领域所有必须的新知识，包括开展桥梁工程研究（张先生很早就希望清华土木系开展桥梁工程研究，但一直没有实现）所需的知识，我都是靠自学掌握的，这个自学能力也使我后来长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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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尽管张先生已主管了十多年的行政工作，他还能开难度很大的新课，而且是跨学科的新课。大五下学期（1961年），张先生给我们班开了“气动弹性力学”课，清华是第一次开这门课。张先生用的是R. L. Bisplinghoff等人的经典名著《Aeroelasticity》。它涉及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是有一定难度的。此前，我们班曾上过另一位老师开的流体力学课，感觉很难听懂。但张先生讲的气动弹性力学课却概念清晰、逻辑严谨，讲得非常好。要知道，那时张先生已经担任副校长兼系主任多年，很长时间不讲课了。正是这门课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才能够顺利地完成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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