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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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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32．理论与实验结合是科研的必经之路——忆张维导师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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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机械工程系 夏子辉（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1968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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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张维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有幸作为张先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第一位硕士、博士研究生，能写点东西，怀念恩师，感到非常荣幸。他6年中对我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无微不至的关怀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尤其他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科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一直指导着我的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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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早年对环壳研究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我的硕士和博士科研课题也都与环壳研究有关。在硕士研究阶段，我们发展了半解析的环有限单元法。张先生除要求我做好理论推导及数值计算外，还坚持要做实验来验证所获得的结果。我们做了一个弯管的应变测定实验，使我吃惊的是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在弯管与法兰连接区域附近与理论及数值计算的结果相差很大，甚至符号都相反。张先生和我一起分析原因，发现实际弯管和法兰的连接并不符合理论模型中的固支边界条件。改进理论模型后，果然获得了和实验结果一致的理论解。博士研究阶段中，我们在求得了环壳的一般理论解后，张先生鼓励我回到原来工作的工厂制作了高精度的环壳模型，又在上海船研所应用当时先进的激光测试技术，通过对整圆环壳的激光实验测试证实了理论解。这些成果在国际杂志发表后，加拿大及欧洲一些大学的教授给出了很好的评价并向我索取有关资料。张先生还特别强调科研和实际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在博士研究过程中，张先生亲自带我去参观上海一家专门生产波纹管的工厂。这家工厂的办公室在六层楼，当时年已七旬的张先生，走上六楼时已气喘吁吁，我真自责没劝张先生在中途休息一下。进办公室后，张先生向工厂的技术主管介绍了我们的科研成果及在生产波纹管实践中可能的应用，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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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先生和夫人陆士嘉先生与弟子们合影，夏之辉摄于1984年12月30日，张维先生家客厅门口（前左起：秦少文，夏之熙，陆士嘉，张维，黄克智；后排左起：朱益民，张若京，赵鸿宾，任文敏，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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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科研和实际生产相结合”的原则一直指导着我在加拿大的科研工作。我所进行过的每个科研项目中，实践研究和验证始终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我对每一个研究生的基本要求。我也非常重视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如近年来将弹塑性本构理论应用于石油炼制工业中焦炭炉优化设计和维修，找出设备疲劳破坏的主要机理和提高设备可靠性的措施，从而得到了加拿大及日本等主要石油工业公司的支持。在对两种不同材料界面力学的研究课题中，将其应用于牙齿修复技术中，得到了牙医及牙科实验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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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倾注了张先生的教诲和帮助，在张先生百年华诞之际，谨以此短文表示我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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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日，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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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70597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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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33．我的成长与导师张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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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开普半岛技术大学 孙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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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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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89年我在兰州大学跟随叶开沅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组合结构一般分析理论的研究，1989年6月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当年6月底到清华大学师从张维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了两年零一个月，度过了人生中一段美好又难忘的时光。1991年7月我离开清华大学去世界著名学府荷兰台尔夫特技术大学（TU Delft）学习。在清华学习和工作期间，我从张先生那里得到了许多直接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张先生热爱祖国和人民、为人正直、乐于助人、虚怀若谷、尊重他人，深受广大师生爱戴。张先生对我的培养和人生意义上的指导对我个人发展意义重大。虽然张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的眼前。我现在甚至还好像能听到张先生洪亮的声音，感受到他强有力的握手，以及他对我和我家人的亲切关怀。作为受过张先生直接指导的弟子，理应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并传给后人，借此机会也表达我和我全家人对他的无限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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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张维先生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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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83—1986年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跟随黄义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从事锥壳的变形、屈曲和振动解析分析，获得了很好的结果，通过指数变换s=et将锥壳的变系数偏微分方程组在变换后引入一个位移函数来表达其一般解，柱壳著名的符拉索夫（Vlasov）位移函数是其特例。由于我那时已经对于壳体理论有了一定的理解，希望进一步在壳体方面深造，在准备报考博士生时就提前写信联系壳体专家张维先生，询问是否可以报考他的博士生以便进一步研究壳体理论，张先生回信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我获得工程硕士学位后留校当力学老师，那时工作后要报考研究生是件难事，需要单位批准，幸运的是我好不容易获得报考的机会，但如考不取就要等几年再申请，不能连续申报。当快报名时，我发现清华大学的英语考试和专业考试之间的时间间隔太长，其间需住在北京至少一个星期，由于我根本无力支付期间的旅费，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放弃了报考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的计划。后来，担任我硕士论文答辩主席的叶开沅教授得知我有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生。考虑到西安距离兰州大学较近，考试时间只有3天，我有能力支付旅费，于是我到兰州大学参加了博士生入学考试，被录取后在兰州大学度过了3年充满刻苦、浪漫和激动人心的学习时光。在此期间，得知由于李政道博士的建议，将博士后制度成功地引进了中国，我计划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申请到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弥补我没有报考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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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大学博士生学习期间我比较活跃，积极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1987年我被推选为中国青年力学协会的理事长。1987年我作为青年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庆祝中国力学学会成立30周年的茶话会。当时周培源先生和张维先生等老一辈力学家都到场祝贺并讲话。座谈会期间，我与张先生进行了交谈，并做了自我介绍。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还记得住我的名字，并问我为什么不报考他的博士生。这使我对张先生的记忆力非常惊讶，因为这是我与张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之前只是通过书信联系。我如实说明因为经济上拮据，无法来清华考试，非常遗憾地放弃了那次机会。张先生也很感动我的诚实。当我表示希望获得博士学位再做张先生的博士后时，他立即表示欢迎，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好几天才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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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的时光（1989年6月—199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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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我又写信联系张先生并正式确认做博士后的可能性。张先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并特别委托他的高徒任文敏教授负责联系我，所以我能到清华大学工作也要感谢任老师的关心，我还清楚地记得任老师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的情形，每当想到这些，感激之情油然而生。1989年5月底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即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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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清华时我留着西部常见的大胡子，由于惯性我并没及时把胡子刮掉并以为有男子汉的感觉。我第一次去见张先生时，没有想到他丝毫没提及我蓄胡子的问题，他对学生的个人爱好是十分尊重的。那时，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弹塑性教研组工作，得知它是当时工程力学系最大的教研组，张维、杜庆华和徐秉业等著名学者都在此教研组工作，我非常庆幸能成为该教研组的第一批博士后。由张维等力学家创立的工程力学系是中国的力学重镇，在这种学术环境下，我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还很薄弱，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充电。虽然在此期间取得了一点自认为的成绩，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有许多不足之处。张先生强调力学要与工程相结合，由于受当时的学术大环境的影响，我个人则希望在一些当时比较“时髦”的领域里作研究，如结构非线性振动的混沌突变，忽视了力学的工程应用，所以没有配合好任老师参加由张先生主持的一些应用型的课题。现在回想起这些，都觉得有愧于张先生的期望，可以说没有很好地践行张先生一直倡导的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传统，只能在后来的工作中弥补完善。这些不足，张先生在我离站的时候给予我忠告，而这些忠告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的正确。张先生为了我今后的学术发展，在我离站之前还特别请来了当时的一流学者如胡海昌院士、陈至达教授、诸德超教授、薛大为教授作为我的离站评委，给了我很好的评价和鼓励。张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认可了我的个人选择，并给了我学术上的自由发展空间。所以我特别努力，虽然当时并没写出像样的文章，但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下，涉猎了许多领域，阅读了大量书籍，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这些至今都令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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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荷兰（1991年7月—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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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学习工作期间，由于当时的博士后还非常少，且多数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博士和“土”博士在具体的待遇等方面是有些差别的。当时清华大学也没按规定为博士后建公寓，所以大家都集中住在清华园的荷二招持所。“土洋”博士待遇和政策上的差异，对我们这些“土”博士来说，反倒变成一种动力，于是大家开始考虑并联系出国的事情。我写了许多的留学申请，遗憾地都是否定回应。水利系做博士后的阎超博士，到清华大学工字厅门口的收发室去找他的国外来信，偶然发现了我的信。由于收信地址错写成“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而不是“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所以信被退回收发室。阎超发现这信的时候，它已在纸篓里面躺了半年，但正是这封迟来的来信成为我能在国外学习生活的开端，非常感谢阎超。1991年7月底，我到达荷兰TU Delft大学，师从航天结构系主席Arbocz教授做锥壳的稳定性研究，并有幸认识世界著名的力学大师WT Koiter，并到他家拜访。我从Koiter教授那里知道，他与张维先生很熟，并于20世纪70年代受张先生的邀请到清华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和学术交流。他特别让我转达他对张先生的谢意，并祝他身体健康。后来我知道他们俩年龄相差无几。在Koiter教授谈到他自己的恩师时，也满怀景仰的心情。看到这些老先生对老师的感激，就更加感谢张先生的培养之恩。我猜测我能得到研究资助和张先生与TU Delft的良好关系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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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做AvH洪堡学者（1992年9月—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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