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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二、出使暹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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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今泰国），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暹（Siam）”一词，来自梵文，是棕色的意思，最初是指居住在湄南河流域的泰族。隋代以前，暹罗称为“赤土国”，宋代称“罗斛国”，元代分裂为“暹”和“罗斛”两国。1349年，罗斛国兼并了暹国，改称“暹罗斛国”。1350年，暹罗斛国都城一带霍乱流行，国王乌通将都城迁至阿瑜陀耶城（意为“不可战胜的城”，今泰国曼谷北），建立了当时湄南河下游强大的阿瑜陀耶王朝。乌通王逝世后，素攀武里王族和阿瑜陀耶两大王族支系为争夺王位继承权展开了激烈争斗。明洪武十年（1377），素攀武里王子那空膺来中国访问，明太祖朱元璋赐给大统历和“暹罗国王之印”，此后素攀武里政权被称为“暹罗”。不久，那空膺夺取了阿瑜陀耶王位，中国史籍从此称阿瑜陀耶王朝为“暹罗”，不再使用罗斛、暹罗斛等称呼。直到1939年，暹罗才正式改国名为“泰国”，意为“自由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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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中国与暹罗往来密切，暹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许多方面受中国的影响。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使诏谕海外诸国，暹罗成为首批朝贡的国家，深得明朝廷优厚礼遇。明初厉行海禁，禁止民间与外国互市，有时甚至断绝与海外诸国贡使往来，但暹罗是少数几个破例准许继续朝贡贸易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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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暹罗。据清乾隆年间学者编撰的《敕封天后志》记载，是年，郑和出使暹罗国的船队行至广州大星洋海面，遭到海上暴风雨，船队被巨大海浪不断掀起，眼看大船就要被巨浪掀翻。百般无奈之下，全体船员在郑和带领下跪在颠簸不已的甲板上，祈求天妃女神保佑船队安全。郑和大声祈愿道：“和等奉使出使外邦，忽遇海上风涛危险，个人安危固不足惜，恐无以报天子。使团百余人之命，悬于一线，祈望天妃女神拯救。”一会儿后，只见一缕香气伴随着一阵喧闹的鼓乐声从海上飘然而至，恍惚中船员们看见一位美丽的天妃女神站立在桅杆顶端，顿时海上风平浪静，船队转危为安，最后顺利抵达暹罗。郑和代表明朝廷出色地完成了此次外交使命，回朝复命。郑和此次出使暹罗还有另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勘查沿海航道，并绘制出沿线的牵星图样及海岛、山屿、水势图。这些证明在永乐三年（1405）大规模下西洋前，郑和团队已进行多次航海探测活动，这些活动为日后大规模的远洋航海作了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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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不久，为感谢天妃海上救助之恩，郑和自备宝钞500贯，亲自到莆田湄洲岛的天妃妈祖庙致祭，并扩建庙宇。湄洲岛位于福建湄洲湾口的北半部，东南临台湾海峡，与宝岛台湾隔海遥望。因其地处海陆之际，形如眉宇，故称“湄洲”。岛上天妃妈祖庙历史悠久，闻名海内外。湄洲妈祖庙又称为“天后宫”、“天妃宫”，宋代初建时仅有数间庙宇，后经历代扩建，日臻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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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960—987），原名林默，俗称“天妃娘娘”，福建莆田湄洲屿人，当地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她显灵济世的动人传说。相传，她从出生到满月从不啼哭，父亲就给她取名“默”。林默自幼聪明伶俐，8岁能诵经，10岁能释文。成年后，林默立志普济众生，坚决不嫁，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地方慈善事业。海边长大的林默还通晓天文气象，熟悉水性，常于大海狂澜中拯救遇险渔民。邻里乡亲们遇到困难，都会找她商量，请求帮助。她精通医术，免费治疗，救人无数，其大仁大义的事迹传遍四乡，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敬重。她曾应地方县令之请，登坛祈雨，果然应验，天降甘霖，大显灵异，众人皆以她为神。28岁时，林默辞别家人，在湄洲岛湄屿峰归化升天，成为天神。为了纪念她，当地人在湄洲湄屿峰旁修建了庙宇祭祀她，尊她为“海神灵女”、“龙女”、“神女”等。宋代以后，妈祖成为海上航行保佑女神的代名词，中国沿海地区大多建有“妈祖庙”，人们祭奉她，祈求她保佑海上往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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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暹罗回国后不久，郑和再次奉旨出使东洋日本，与日本国王协商处理中日贸易和倭寇问题。明初，日本倭寇经常袭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给中国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张士诚和方国珍等反明残余势力逃至东南沿海岛屿，他们常与倭寇配合袭击沿海州县。朱元璋深恐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心腹之患。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朱元璋派使臣持国书赴日本、高丽、安南、占城等周边国家，通报明王朝已承继元统建国，希望各国奉明正朔，从而切断沿海敌对势力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次年，高丽、安南、占城等国遣使前来朝贺，唯独日本没有遣使。同年三月，倭寇劫掠山东、江浙和广东沿海州县，明朝廷派遣杨载出使日本进行交涉。当明使抵达日本九州岛求见日本南朝怀良亲王时，怀良亲王因对中国元朝进攻日本仍心有余悸，加之对新建立的明朝政权不甚了解，拒绝了明使节的访问要求。杨载责备怀良既不通好，又纵寇为虐，因此惹怒了狂妄自大的怀良亲王，他将杨载等拘禁了3个多月才放回中国，其余使团成员则被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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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再次派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诏谕怀良，责其不奉表臣服，反而纵容包庇倭寇势力。怀良亲王鉴于南朝势力削弱、地盘缩减，难以与北朝抗衡的社会政治现实，改变对明朝廷的态度，接待了明朝使团。赵秩要求日本政府协助打击倭寇，为表示中方的诚意，还将沿海中方俘获的10余名海盗交由日本政府处理。洪武四年（1371）十月，怀良亲王派遣僧人祖来等人到南京，奉表入贡，向明廷进献马匹和各种特产，同时送还被海盗掠去的70多位中国百姓。朱元璋喜出望外，厚赏来使，赐祖来等文绮帛和僧衣，并派僧祖阐、克勤等人护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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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元璋及幕僚们对当时的日本政局变化不很熟悉，误把日本南朝怀良亲王当成了日本国王。后来，明朝廷得知实情，即试图与势力日渐强大的北朝取得联系。祖阐、克勤的日本之行，便肩负这一使命。当祖阐一行人到达日本九州岛博德时，正值北朝进攻南朝。南朝势力衰减，在九州地区的统治也动荡不安，无人顾及明朝使节的食宿。祖阐等人的处境十分艰难，只能靠卖衣为生。无奈之下，祖阐向日本天台宗座主尊道法师写信求助，请求他向日本天皇或幕府将军转达明王朝的建交、禁倭、通商意愿。辗转一年多，祖阐才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取得联系。足利义满将他们迎入京都，答应在日本国内政局安定后，再与明朝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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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年（1387），随着“胡惟庸案”的深入调查，明朝廷声称：日本朝贡使团诈称入贡，将火药、刀剑等兵器藏匿在巨烛中，企图在与朱元璋见面时乘机谋杀，以配合胡惟庸谋反。明朝廷便以胡惟庸勾结日本谋乱为由，断绝了日本的朝贡贸易，并将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洪武二十五年（1392），日本北朝足利义满与南朝谈判，签署了“明德和约”，结束了长期对抗和战乱，实现了日本南北朝的统一。1393年6月，与足利义满不和的后圆融天皇病逝，足利义满的权力进一步加强。1394年，足利义满把将军之职传给了儿子足利义持，自任太政大臣。不久，足利义满又出家隐居日本京都金阁寺，改法名“源道义”，平日专修佛法，不过问朝中的政务，但日本朝中重大军政事务仍需向他报告。足利义满掌权期间，日本幕府将军的权威首次完全凌驾于天皇之上，天皇俨然成为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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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三年（1401），足利义满以“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的名义，派博德商人肥富和僧人祖阿为正副使赴明朝朝贡，建文帝赐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并让使臣转告足利义满积极取缔倭寇以保中国沿海的安宁。建文四年（1402），日本使臣回国时，建文帝派僧人随行回访，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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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朱棣登位后，遣使晓谕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永乐元年（1403）九月，日本国王足利义满派遣僧人坚中圭密来华入贡，向明廷进献了贺表及方物等，明朝廷回赐了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等礼物。永乐二年（1404）四月，一股倭寇再次侵袭江南苏州、松江两府沿海地区，后又转往浙江宁波穿山一带劫掠，给沿海中国百姓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面对倭寇猖狂袭扰，明成祖朱棣命郑和出使日本，与日本政府协商围剿倭寇等相关事宜。同时，“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一直下落不明，他会不会逃亡东邻日本呢？此事也一直是朱棣的心中之忧，探寻建文帝是否逃亡日本或许也是此次郑和出使东洋日本的另一重要秘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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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八月，郑和率领庞大舟师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吴淞口、宝山、茶山、大七山、小七山，至滩山，再经霍山、茅山，至升罗屿，取崎头山，过双屿港，过孝顺洋、乱礁洋，抵达宁波港。宁波港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国船队前往东西洋的主要出海港口，郑和使团从宁波附近的桃花渡出海，横渡东海，直抵日本港口野顾山（即屋久岛），然后再到兵库海港（神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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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此次出使日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交涉，似乎还带有“讨贼”意味，因此有庞大舟师随行以为后盾。面对郑和庞大船队的到来，日本兵库港管理官员不知所措，担心郑和带领船队以使节之名发动突然袭击。他们一面让郑和船队暂时停泊港外以听候幕府指令，一面迅速向幕府和足利义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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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义满在金阁寺隆重接见了郑和等明朝使节，郑和向足利义满赠送了明廷赐封的“日本国王”龟钮金印、冠服等礼物，足利义满愉快地接受了金印和礼物，双方就肃清海寇、恢复日中贸易等问题进行了磋商。郑和向足利义满保证道：“只要贵国围剿海寇，两国间的朝贡贸易即可恢复，贸易形式可继续采用勘合形制。”中日两国对待朝贡贸易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日本想利用朝贡贸易攫取更大的利益，而明朝政府要以朝贡贸易为条件迫使日本幕府主动围剿倭寇。最终，在足利义满承诺将尽力搜捕海盗的基础上，郑和与足利义满达成了“勘合贸易条约”（又称“永乐条约”），确定以宁波港作为中日勘合贸易的唯一通商港口。朱棣对郑和这次出访日本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遣使封日本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并亲撰碑文，勒石铭诗以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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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足利义满发兵捕捉了20余名劫掠中国沿海的倭寇头目，并派人将他们送交明朝廷。朱棣十分高兴，厚赏日本使节，赐给足利义满“九章冕服”等礼品。为显示明朝廷宽宏大度，朱棣还将所献倭寇头目发还日本，交由幕府按律处置。岂料，日本使节回国途中，行至宁波，将这些倭寇头目一个个严实捆绑放入铜甑（一种类似“蒸笼”的中国古代蒸食器具），“一人执炊，一人上甑，尽行蒸杀”，这些昔日猖狂一时的倭寇头目全被活活蒸死。直到明嘉靖年间，抗倭名将胡宗宪还在浙江宁波见到这次“蒸杀”倭寇头目的旧址和铜甑，他在《筹海图编》中写道：“今铜甑犹存，炉灶遗址在芦头堰。”由于足利义满积极配合明朝抓捕倭寇头目，对倭寇产生很大震慑，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沿海的倭患大为减轻。据陈懋恒在《明代倭寇考略》一书中的统计，永乐三年至永乐八年（1405—1410）六年时间里，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仅4次，虽未从根本上杜绝倭患，但倭寇骚扰次数和危害程度均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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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合”是明代朝贡贸易中一种纸质贸易通关凭证，长80厘米，宽35厘米。中日朝贡贸易的勘合由“日”和“本”两字组成，明朝礼部分别印制“日”和“本”字号勘合各100道，共计200道，另有用于验证的“日”、“本”字号勘合底簿各2扇，共计4扇。将“日”字勘合100道及“日”、“本”字号底簿各1扇，保存于明朝礼部；另1扇“本”字号底簿交由浙江布政司收存；将“本”字号勘合100道及“日”字号底簿1扇交于日本幕府保存。永乐四年（1406），明朝廷正式批准中日勘合贸易，派人给日本送去新印制的“本”字号勘合100道和“日”字号底簿1扇，约定以十年一贡，贸易船只限两艘，人员限200人以内，违例以寇论处。为方便日方朝贡贸易，明朝廷还特别赏赐日本两艘船舶，作为朝贡专用。当日本朝贡船持勘合到中国宁波港后，宁波市舶司校验其勘合，如与底簿相符，则予以接待。贸易结束后，明朝廷收回日方勘合。若遇明朝改元，照例送去新勘合和底簿，日本将剩余的旧勘合及底簿归还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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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出使日本后，中日勘合贸易逐步恢复和发展，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扩大。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有绸缎、布帛、瓷器等，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漆器、硫黄、折扇、刀等物品。尤其是日本的漆器和折扇，工艺精细，因从日本传来，故中国人又称之为“倭扇”。当时，中国也开始仿制，折扇遂在中国流行开来。勘合贸易使中国的书籍和茶具大量传入日本国内，《劝善》、《内训》等百余种儒家书籍传入日本，中国茶具的传入也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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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出使暹罗、日本为日后远航西洋奠定了基础，也为下西洋船队锻炼了人才和队伍，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同时也消除了一些大臣对郑和指挥和外交能力的怀疑和偏见。郑和出使东洋积累了必要的航海经验和外交经验，成为其七下西洋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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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 三、荣膺使团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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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最终登上了皇帝宝座，但他以臣子身份篡夺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这种行为无疑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此乃大逆不道之举。在国内，他遭到“作乱”、“谋逆”、“篡位”等舆论的强烈谴责，尽管这些谴责之声受到朝廷的竭力压制，但抗议之声仍不绝于耳。同时，朱棣残酷镇压忠于建文帝的民众，激起许多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有人甚至企图冒死行刺他，有的地方士民还聚众武装起义，反抗其残暴统治。此外，一些不满明朝统治的民众逃亡海外，他们以东南沿海岛屿为基地，与日本海盗遥相呼应，抢劫商船，阻挠中外贸易和各国使节的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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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不利的政治局势严重地影响了明王朝宗主国地位和国际威望，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认为永乐帝不“循理安分”夺得帝位，有的国家甚至出现杀害明朝使节的恶劣事件。同时，北方蒙古靼鞑和瓦剌部落时常南下侵扰明朝北方边境地区，对明王朝的北方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东南沿海地区频遭倭寇劫掠，后虽经郑和等出使日本使得局势有所好转，但并未从根本上禁绝倭患。更为严重的是，南方安南胡氏父子弑主篡位，对内横征暴敛，对外攻城略地，不时地侵犯明朝广西、云南边境府县，甚至还诱杀明朝使节，对明朝廷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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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满怀抱负的朱棣自然不能容忍。他采取“内安诸夏，外抚四夷”的战略方针，对内严刑峻法，铲除拥护建文帝的残余势力，对外一改洪武年间严厉的海禁政策，采取北攻南抚的外交政策，主动派遣外交使团出访海外各国。因此，朱棣决定选派一位德才兼备的使节率领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出使西洋各国，加强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以改变不利的国际形势，形成“万邦臣服”的盛况，树立“代天行命”的大明皇帝形象，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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