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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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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四章 陈寅恪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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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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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寅恪先生回国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曾开设一门课，名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普通演讲课程，其实主要介绍西洋人研究梵文之目录学。这门课必然涉及多种欧洲现代语言所写的论著，如果当时清华的选课学生没有相当程度的英、法、德、俄语，恐怕如同听天书一般。这也许是寅恪所指导的学生人数较少的原因。寅恪先生当初去德国留学时，也学过这些欧洲现代语言。待转到哈佛时，虽然很多课程使用的教材用德语所写，但对他而言已不成问题。当代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的学者虽然关注寅恪的学术背景，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这一课程出现的更为具体的学术史语境。我想，如果结合寅恪先生的学习历程和当时欧洲的学术出版现状，这一课程背后隐藏的“西人”之“东方学”学术史或许值得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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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所谓欧、美、日本汉学史的研究在海内似蔚然成风，然多忽略其作为东方学之一支的大背景。对于欧美学术界而言，东方学的范围很广，从近东到远东，从埃及学到日本学，汉学乃是东方学之重要一支，在很长时期内，却并非是最受重视的一支。萨依德《东方学》一书名头甚响，然其涉及的主要领域乃是近东和中东研究，对所谓远东研究并未措意。在英、法、德等国，印度学、埃及学尤其发达，汉学与这两种学问相比，受重视程度略逊一筹，其学者在汉学上的建树亦不如在印度学、埃及学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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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傅斯年等寅恪的亲友均指出过，因以哈佛和柏林留学的学习经历最为重要，寅恪先生早年治学尤注重德国东方学，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梵、藏、汉佛教文献比较，以及佛教文化史。这一学术取向须得放在一个广阔的东方学背景下考察。季羡林先生曾整理寅恪的早年读书笔记，提示说多本笔记本上实际上记着大量的东方学书目。这当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信息。可惜这些书目无从得到发表机会，而我亦无缘考察这些书目，难以确定其来源。这里只是以寅恪的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话头谈谈德国的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早期发展。如果单以东方学之目录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论述的题目，有许多问题可以发掘，完全可以写一本专书，我在这里只能做一点极为简单的提示，略窥19世纪末以来西人治东方学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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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一说的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实际上并非寅恪为了介绍西人的东方学而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词，而相当可能是出自当时德国出版的一套杂志，即《东方学目录》（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中国学者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出版物，比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有“欧文佛书之二”条，列出了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称之为《东洋图书解题》，注记为August Müller著，1887—1901年出版。从东洋这样的字样来看，丁福保使用的这个题目可能是根据日本学者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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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丁先生这个书名使用得并不贴切。一是日本的东洋学和欧美人所谓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还是有差别；二是解题是另外一种体例，如日本学者编译的《国译一切经》前面有对每个佛教经典的解题，详细评说其版本、刊刻、流传、内容。换言之，解题的主要对象其实是原始文献，如四部书、佛道典籍、原始文献写本等。张之洞在1874年编纂的《书目答问》实际上也算是解题，或者提要，因此书侧重在介绍四部古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这本书也大量介绍了清人的考证研究成果等等，但仍然注重原始文献。陈垣先生也十分重视目录学，他治学以《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他在目录学研究上也有不小的贡献，如编辑《敦煌劫余录》这样专门的目录，还撰写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其体例颇类似提要和解题。这些发展均说明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学者是非常重视目录学的，将目录学视为入学重要门径。而德国学者主持编辑的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主要是为学界提供二手研究材料的现状，乃是现代目录学的典范作品。所以，不如按照寅恪的说法，强称之为《东方学之目录学》吧。这样说来，这个杂志的存在和持续出版或许可看作是寅恪在清华研究院开课的学术史背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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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出版物在国际东方学界影响甚大，虽然一开始是由德国学者主持出版，并由德国东方学会赞助，但后来美国东方学会也加入进来共同赞助，并派一名代表加入编辑队伍，使得这一出版物成为国际东方学界的重要窗口，我将在本章第二节中再详细谈谈这套出版物。日本东方学者继承了这个西洋的学术传统，于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始出版《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基本上就是依据《东方学之目录学》的编辑旨趣和规模，只不过其关注重点是东洋史罢了。《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在1963年改称《东洋学文献类目》，一直出版至今，目前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出版，并有网络版供学者检索，非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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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亚洲学会（AAS）也主持编集西文《亚洲研究目录》（BAS）电子数据库，以备学者查询使用，了解本行业发展脉络和理路。此外，亚洲研究下面的各个学科也出版了一些本学科的书目，如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由汤普森（Laurence G．Thompson，1920—2005）在1985年首先编辑出版了《西文中国宗教书目》(1)。后来又出版了三集，改名为《中国宗教：西文出版物》（Chinese Religions：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最近一本是2002年美国亚洲学会出版的第四集，收集1996—2000年的西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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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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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之目录学》这个杂志影响这么大，好像中国学界并不大重视。这里边的原因值得略说一二。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中国学者更重视汉学，而这个杂志的主要内容涵盖东方学，重点是欧美特别是德国学者擅长的印度、伊朗和中东地区的研究，汉学不过是其内容的一小部分。只有寅恪这样在德国东方学氛围下成长并通晓多种语言文字的学人才会留意《东方学之目录学》吧。即便如此，寅恪本人治学的重点仍然是中国及其边疆地区，超越这个之外的地区，如印度、伊朗等本土的学问，寅恪虽然通晓其文字，却并无太大兴趣。谈到汉学方面的书目，中国学者耳熟能详、提及较多的书目是高第（Henri Cordier）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此书还有个副标题也几乎常常被省略了：《关于中华帝国的书目辞典》(2)。以及由袁同礼编纂的《西文文献中的中华》(3)，这是高第书目的延展书目，此书中国学界常称之为《西文汉学书目》。此书之撰述目的和高第略有不同，对袁先生而言，中华并非他者，而是自身文化认同的根本所在，所以他特意在扉页上将此书献给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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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学者从战争的废墟中收拾残局，重新燃起旧日汉学激情，担当西方汉学的领跑者，从1957年开始出版《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4)。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如果当时寅恪在汉学更为发达的法国留学，他是否还会关注整个东方学之目录学呢？寅恪是位在欧、美、日均有游学经历且有宏大眼光的学者，他给陈垣写《敦煌劫余录》的序言即提及东西方学者咸有所贡献。他的眼光总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算是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熏陶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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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按照西方的学术传统，目录学有两大类，即列举目录（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或称系统化书目systematic bibliography）和分析目录（analytical bibliography），前者仅列出作者、题名、出版时间、地点，后者则有对书籍本身物理状况如纸张装帧甚至制作经过的描述。而分析书目下面又包括历史目录（historical bibliography）、注记目录（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文献目录（textual bibliography）三大类。历史书目提供书籍史的研究，涉及参与的人员、制度、书籍产生过程的历史、技术及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状况等；文献目录学则和文献学类似，研究书籍的版本和文字错讹等，即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传统上所称的解题目录；注记目录则提供书籍物理状况的描述(5)。我们下文要讨论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应该归入列举目录一类，并未涉及书籍本身具体物理状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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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东方学之注重目录学由来已久，最初是来自学者为写本和古物收集者搜罗的书籍编写注记目录。如以伊朗学目录学为例，可知西方东方学之目录学在伊朗学学科这一领域的肇源。莱顿大学的德布鲁因（Johannes Thomas Pieter de Bruijn，1931— ）为《伊朗学百科全书》撰写了西方伊朗学目录学词条(6)。根据他的介绍，西方的伊朗学目录学肇端于16、17世纪。当时大量波斯语写本流入西方王室图书馆、大学和学者私人手中，一些当时的拍卖目录、收藏笔记留下了很多线索。最早的目录之一于1630年由法国数学家伽森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出版，主要是荷兰东方学家戈留斯（Jacobus Golius，1596—1667）收集品目录，以拉丁文撰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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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布鲁因并未提供这个书目编撰过程的细节，但是他提及的法国和荷兰两个学者的关系值得略说一二。伽森狄也是位哲学家，1628—1931年间在弗兰德和荷兰旅行，估计目录即编写于其旅居荷兰期间。他1645年才入选法兰西学院数学讲座教授。在哲学上，他是伊壁鸠鲁和蒙田的追随者，对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则有较多批判。他最为著名的弟子之一是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1625—1688），此人是著名医生和旅行家，是目前文献记载中最早到达喀什米尔的西方人。他曾以私人医生身份服务于印度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Badshah Aurangzeb Alamgir I，1618—1707）长达十二年。因为莫卧儿宫廷流行波斯语的缘故，他也掌握了波斯语，后来甚至将其老师伽森狄的著作译成波斯语，传入亚洲(8)。戈留斯是不但是位东方学家，也是位数学家。他1612年进入莱顿大学学习数学，1816年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其他东方语言，导师为阿拉伯学家爱珀尼乌斯（Thomas Erpenius，1584—1624，1613—1624年任莱顿阿拉伯语及其它东方语言教授）。毕业后曾在外交部门服务。1625年回到莱顿接替他老师的教授位子。1626—1629年去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旅行。1629年之后一直留在莱顿，担任数学和阿拉伯语教授，在介绍阿拉伯数学思想到西方方面贡献良多。他也是在欧洲极力提倡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西方学者之一，他一早就在欧洲宣扬马可波罗之前所访问的国家以及耶稣会士所说的契丹即中国(9)。很显然，伽森狄在荷兰旅行期间，曾到莱顿拜访这位也精通数学的荷兰学者戈留斯。法国学者迪卡尔曾随戈留斯学习数学。而迪卡尔又是伽森狄的论敌。当时法、荷学界之小圈子内的讨论由此可见一斑。简言之，最早的伊朗学目录学其实是写本收集品的注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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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国所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身是《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Literatur-Blatt für orientalische Philologie）。《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在1884—1888年之间由莱比锡的奥托舒尔策（Otto Schulze）出版社刊行了四卷。这里主要以第一卷为例谈谈这部出版物的出版内容、体例和旨趣，并介绍相关的学者。有两点可事先说明，首先，在第一卷中会涉及一些关键学者，我只能简单提示这些学者的一生行事和主要东方学业绩。如他们在第二卷中出现，亦一并在行文中略加提示。同时，考虑到西洋学者姓氏繁琐，我取其中文译名第一个汉字称其为某氏，以方便行文。其次，从这部出版物可看出当时德国东方学界的治学重点，如印度学、希伯来文和《旧约》、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埃及学等，汉学和中亚学并不占重要地位。比如第二卷上有印度学家施罗德（Leopold von Schroeder，1851—1920）给兰曼的《梵文读本》写的书评。后来寅恪、俞大维、汤用彤等人去哈佛学习，其梵文、巴利文老师就是兰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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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涵盖了1883年10月至1884年9月之间的出版物，两位主编为柏林的克拉特（Dr．Johannes Klatt，1852—1908）博士和慕尼黑的库恩（Prof．Dr．Ernst Kuhn，1817—1919）教授。克拉特是东方学家和目录学家，特别是印度学，专攻耆那教。他1868—1872年在柏林大学随韦伯（Albrecht Weber，1825—1901）学习，后于1873年在哈勒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按照传统，其论文以拉丁文撰成(10)。他后来出版了多种有关耆那教历史的著作。他在哈勒大学学习时，当时哈勒尚无专门的梵文教席，当时负责梵文的教授是普通语言学教授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1801—1887）。波特曾在柏林大学追随威廉洪堡和弗朗茨波普（Franz Bopp）学习语言学和梵文，于1830年取得教授资格。他在哈勒的教授职位后来由皮舍尔继承，此公培养了许多梵文学家，其中包括与中国学界结下不解之缘的钢和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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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是印度—伊朗语专家(12)，在1877—1919年间长期任教于慕尼黑大学，担任所谓雅利安语教授，其实当时这个所谓雅利安语主要是指印度—伊朗语。他是最早注意到兴都库什地区存在一种独立语言即所谓克什米尔语的学者。库恩在《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二卷中比在前一卷活跃，贡献两篇短篇书评，分别评论英国学者缪勒（Edward Müller）的《巴利文简化文法》和比利时印度学家涅维（Félix J．B．J．Nève，1816—1893）的《印度史诗文学：梵文诗歌研究》(13)。缪勒任教卡迪夫大学，他这本书和下文将提到的那本《马达加斯加语简明文法》属于同一个系列，都是为英国传教士写的。他在此书前言里还提到他参考了库恩本人写的巴利文文法研究。涅维是比利时古典印度学奠基人，1838年他才22岁即获得哲学和文学博士，毕业后在波恩随挪威梵文学家拉森（Christian Lassen）学习了八个月，又于1939年1月至9月在慕尼黑与温迪施曼（Friedrich H．H．Windischmann）常相过从，受其影响开始研究亚美尼亚语。然后转到巴黎法兰西学院问学于法国东方学大师布努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他于1841年回鲁汶大学担任希腊文、拉丁文古典与文学讲座教授，在这里一直任教三十六年，直至1877年退休。他的教职虽是古典语文学，同时也讲授梵文课程，这是比利时梵文学的开端。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黎俱吠陀》和翻译《罗摩衍那》。令人惊奇的是，他也是亚美尼亚研究的权威。在欧洲，特别在他的祖国，他还以研究16、17世纪比利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们而在学界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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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最为知名的作品是他和盖革尔合编的两卷本《伊朗语文学百科全书》(14)，于1895—1904年在斯特拉斯堡陆续出版了十三个分册，其中第一卷分两部分，共八册，第二卷五册，全书实际分成九章，按十三个分册由十三位学者撰写。《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上介绍了其中一些分册。这部巨著虽然题为语文学百科全书，实际不仅涉及语言，也涉及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堪称19世纪伊朗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对欧洲伊朗学影响深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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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Rüdiger Schmitt）专门在2002年出版的《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ranica）分册中为这一巨著撰写了词条，陈述和评论此书的成就和影响。他认为此书出现的意义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当时伊朗学研究成就突出，如葛德纳（Karl Geldner）积十年之功出版了三卷本的《阿维斯塔经》（1886—1896），巴托洛梅出版了《古伊朗语辞典》(16)，二是在波斯和中国新疆等地区发现了许多伊朗语写本。这些重大成就和发现均需要一部大书来综述其研究，以总结一个时代的成就并为新时代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史基础。葛德纳和巴托洛梅也是《伊朗语文学百科全书》的主要撰稿人。其中只有关于帕拉维语文献一章是英语撰写的，作者是英国学者维斯特（Edward W．West）。盖革尔撰写了其中的四章，并编制索引，贡献很大，库恩没有写作贡献，只是发挥了其组织才能。这可能是两主编中盖革尔的名字排在库恩之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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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三 盖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