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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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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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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人的日记颇有珍贵史料助益我们了解近代学术思想文化。譬如《吴宓日记》即是近年来出版的较为有用的一种，学界常有文章发掘其中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的思想和学术动向。据吴宓记述，白璧德和寅恪曾在家中讨论其学术经历和佛教。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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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14日。晚八时，偕陈寅恪君及锡予同往，巴师与其夫人陪坐。谈至十一时半始归。巴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夫人则以葡萄露及糕点进，以助清谈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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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白璧德往日为学之阅历与所究论佛理之关系，未见学界有人深究。其实其中大有文章可作。我们知道寅恪早年也刊出不少佛学文章，其关注重点是佛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寅恪虽然和汤用彤同样留学哈佛，但所撰佛学文章路数与汤氏殊为不同。汤氏治哲学出身，在对佛教有着极为广博的理解和见识的同时，尤好谈佛教义理。吴宓在1919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寅恪关于佛学对中国影响的谈话，寅恪认为佛教对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今通译作形而上学）独有深造，因此可以救中国在这方面之缺失，为常人所欢迎。但是其思想实践与中国固有之风俗如祭祖、娶妻等相违背，引起韩愈等人不满而辟佛。但实际上民众仍热衷佛教。宋代儒家均精通佛教，认为佛教在义理方面颇有儒家可取之处，但也有以夷变夏的危险，故而仅以佛教之精粹义理来注疏《四书》、《五经》，以阐明古学的名义来吸纳异教。总之，佛教对中国影响甚大。而中国学问也因为得到佛教的帮助而增长元气，别开生面。可见寅恪也早已洞察了佛理影响宋儒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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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 青年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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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的早期佛教研究着重在通过比对梵汉译本来看佛教思想从印度到中国的变迁，以及佛教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历史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比如《莲花色尼因缘跋》和《四声三问》等。因此我的兴趣开始只是在于通过探讨早期寅恪在留学期间所受佛学方面的训练和西方学界的影响来理解寅恪早年的学术路数(3)。但是，在梳理这一学术理路的同时，受《吴宓日记》所见这一条材料启发，感到有必要梳理中国学界比较忽视的《吴宓日记》中所谓白璧德“为学之阅历”及其与“佛理”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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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中外学界对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白璧德的宗教观有了不少新认识和新成就(4)。随着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研究学衡派，许多成果都反映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主力学衡派有极大影响(5)。本章重点考察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来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之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学术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学术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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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入正题之前，作为一般背景，我们稍微简单回顾一下白璧德的生平概略。白璧德于1865年8月2日出生于俄亥俄州代顿市，这里有著名的天主教代顿大学。少年时代白璧德曾经随家庭的搬迁而生活在纽约和新泽西等地，曾在纽约街上卖过报纸。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到辛辛那提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1885年白璧德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大学三年级与一位同窗好友到欧洲旅行，游历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德国和荷兰等国。1889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古典研究方面的荣誉学士学位。随即到蒙大拿学院任教两年(6)。接下来的一年白璧德去了巴黎，跟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学习印度古代语言与文化。返美后，白璧德进入哈佛文理研究院跟兰曼学习东方学，189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到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教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一年，期间还给高年级本科生上“但丁（Dante）研究”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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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十一 白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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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白璧德回到哈佛法文系任教。1900年他与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朵拉（Dora Drew Babbitt）在伦敦结婚。1902年他获聘为助理教授。1912年获聘正教授。尽管白璧德一直对东方情有独钟，他从未到过东方。他第一次休假去了法国和英国。第二次则是1923年去巴黎索邦大学当交换教授。1928年再次休假，他去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和英国。他最后一次学术活动是1931年在多伦多亚历山大系列讲座演讲。1933年7月15日逝于麻省坎布里奇家中(7)。白璧德是20世纪初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家，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学生和学术传人众多(8)。他还是一位梵文和巴利文学者，他翻译的《法句经》（Pāli．Dhammapada，Skt. Dharmapada）在他逝世之后才得以出版，译文之后附有长篇大论讨论他所理解的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关系(9)。在他的课上，也活跃着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后来许多成为中国20世纪文化史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些学生当中，在思想学术上受白璧德影响的至少包括吴宓、寅恪、汤用彤、林语堂和梁实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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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与中国颇有渊源，他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长大。因此，除了曾指导许多中国学生的功课之外，白璧德对中国儒家思想和艺术并不陌生。先说艺术方面，白璧德家的墙壁上挂着现代中国画，据说是他的中国学生送给他的礼物。但是白璧德的朋友认为他对视觉艺术和音乐从未培养出真正的兴趣。因为他志不在此。虽然他家里有中国画，他的朋友说从未听说他哪怕花半天时间去离他家只有二十分钟路程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看看那里的东方艺术品。可见他对视觉艺术兴趣甚微(10)。1901年9月刚到达哈佛的新生麦格（William F．Maag）租住白璧德的房子。他注意到房间的壁炉旁边立着一个很大的落地灯，上面的灯罩上有一条中国龙。房间里的纺织品也有中国风格。作者随即联想到白璧德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11)。作者还支持了前面白璧德朋友的看法，指出白璧德似乎不太在意音乐，他可能稍微偏好一点莫扎特的作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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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的学生在回忆录中也透露了白璧德对自己不会中文感到十分遗憾。的确，虽然白璧德精于英、法、德语等现代欧洲语文，也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巴利文、梵文等古典印欧语文，但不懂中文(13)。白璧德十分关心中国情势。他曾与吴宓谈及国事，“以目前情势，英、法、日三国，实行瓜分中国，迫不及待。不知中国士大夫阶级（the Educated Class）将何以自处。岂皆先家而后国，营私而忘公，懵然而坐听之耶？”(14)这则日记记于1919年9月23日，此处应是谈及巴黎和会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一事。对于白璧德这样一位入世很深宣扬新人文主义的学者来说，东方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命运，他并不能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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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白璧德与早期东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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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的学术业绩虽然主要在文学批评，但从兴趣取向上看，他早年的学术经历基本上是从研究哲学进入研究古代语文学最后再回到哲学，发挥一些新思想。而从他的学术训练来看，基本上是从古典学（Classic Studies）进入印度学（Indology），再回到哲学和文学。在19世纪末叶，印度学家很多都有古典学的基本功，学习过希腊文、拉丁文几乎是学习梵文和其他古代语言的基本要求。而值得注意的是，白璧德曾经跟欧美两大印度学名家烈维和兰曼学习过古典印度学。他在哈佛上本科时即选修了兰曼教授的梵文课。显然兰曼的课激发了这位年轻人对于古代印度语言的强烈兴趣，这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去法国留学一年追随烈维。留学回来之后他又回到兰曼门下读硕士学位。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来看白璧德如何在印度学的取径上更接近佛教思想和哲学研究，而没有注重当时欧陆流行的比较历史语言学或古典语文学研究，其实这是受其两位印度学老师的思路影响(15)。其次，本节通过考察也将说明哈佛印度学学术圈很多学者比如艾略特（T．S．Eliot，1888—1965）、西斯特（C．Cestre）等是因白璧德介绍才接触并引发对于梵文和印度古典文化的兴趣，可以说白璧德是推动早期北美梵文与印度学的功臣。以下我们依循白璧德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学生的顺序梳理白璧德与印度学和佛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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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白璧德与对佛教研究的贡献之前，我们有必要以白璧德的老师兰曼为基点回顾一下20世纪哈佛的学术网络以及白璧德在这一网络中的位置。兰曼是毕业于耶鲁的高材生，出自耶鲁梵文教授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901）门下(16)。他在1873年完成博士论文，研究梨俱吠陀（Rig Veda）中的梵文名词形式。毕业后去欧洲游学，先后求学于当时德国印度学三大中心柏林、图宾根、莱比锡。1880年兰曼开始在哈佛任教(17)，直至1926年退休，在哈佛任教近半个世纪。1888年出版其传世之作《梵文读本》（The Sanskrit Reader），此书一版再版，成为美国大学梵文教学的标准教材。他的另一名著是《印度泛神论的开端》（Beginnings of Hindu Pantheism）。1891年起，在其好友华伦（Henry C．Warren）支持下，兰曼开始主持出版哈佛东方学系列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兰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梵文和印度学家之一。他担任过美国哲学会会长一职(18)，主编《哲学会会刊》，但主要学术活动在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可见其治学重点之一斑。他一生荣誉极多，被选为英、法、德、俄等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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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曼的弟子包括许多后来在学术界、文化界发挥很大影响的重要人物。除白璧德之外，他在哈佛的学术接班人是克拉克（Walter E．Clark，1881—1960）。克拉克教授于1928—1950年任教于哈佛，中国学者周一良系其高足(19)。克拉克分别在1903年、1904年、1906年从哈佛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克拉克显然在哈佛求学的时间比白璧德稍晚。兰曼的弟子中还包括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1906年进入哈佛，1910年毕业，跟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去巴黎索邦大学留学一年(20)，之后1911年至1914年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兰曼还有三位中国学生，即1919年在哈佛求学的俞大维、汤用彤、寅恪(21)。我们可以看到，在跟随兰曼学习的这几位中国学生中，寅恪虽然精于梵文，但他们当时的学术取向似乎还不是以德国传统印度学中那种比较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为重点。兰曼自然是梵文名家，并在柏林、图宾根、莱比锡等德国梵学重镇留学，但可能在词章考据之外，也重视义理。而与寅恪迥异，俞大维和汤用彤则对义理兴趣颇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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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兰曼之外，白璧德在巴黎的留学生涯是跟法国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Paris）的烈维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烈维的印度学主要不是当时欧洲十分流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比较历史语言学或古典语文学路数，而是印度历史和宗教研究路数(22)。换言之，白璧德之所以后来只是特别关注佛教思想而没有进入梵文研究做印欧历史语言研究，可能跟他追随烈维从事历史思想研究有关。烈维1886年开始担任高等研究院讲师，1889—1894年在索邦大学（Sorbonne）教梵文，1890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印度剧场》（Le Théatre indien）。烈维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印度文明史讲座教授，精于印度古代语言与文化，专长佛教和耆那教研究。他的论集在印度出版之后，在古典印度学学界风靡一时(23)。白璧德在巴黎还结识了语言学家布雷尔（Michel Bréal，1832—1915）和艺术史家福歇尔（Alfred Foucher，1865—1952）。布雷尔是德国巴伐利亚人，留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他早年以研究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而知名，后转向研究各种古代语言，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比较语法学教授、巴黎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福歇尔后来成为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先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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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在哈佛的同窗好友吉思（William F．Giese）还提到，白璧德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学习时曾让他的梵文老师十分吃惊，因为白璧德一页一页地快速阅读梵文读本，而不是像一般学生那样专注于缓慢而细致的语法分析。吉思指出，这是因为白璧德认为语文学家过多注重于阅读和理解文献的技术性工作，而忽视了学者作为独立个体自身的目标和想法。这也是白璧德主要关注希腊语和希腊人文主义的原因(25)。可见，白璧德在法国跟烈维留学学习期间，虽不能说完全对“章句梵学，破碎大道”不屑一顾，但显然更重视佛教义理。白璧德不喜语文学，这一点亦可为其哈佛学生斯宾赛（Theodore Spencer）的印象证实。斯宾赛1925年进入哈佛念研究生。他说，当时有些研究生包括他自己深感被哈佛的语文学气氛折磨，故而想和白璧德学习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26)。白璧德的学生麦格认为白璧德在哈佛最好的朋友莫过于哲学家罗伊思（Joshiah Royce），这可能也是白璧德注重哲学的一个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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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的好友摩尔（Paul Elmer More，1864—1937）是兰曼门下另一位十分出色的学生，也是一位新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十分欣赏白璧德，说他也许是自己所认识的美国最伟大的老师(27)。尽管他显然在梵文和希腊哲学方面比白璧德更有造诣。里普（Dale Riepe）评论摩尔的学术时说，摩尔写过几篇讨论印度哲学的文章，在学术界有些影响。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帮助美国哲学家们理解印度哲学，也帮助印度哲学家们理解西方思想。摩尔指出西方并非物质主义至上，也不是科学的奴隶。摩尔试图让东西方之间有着更好的相互理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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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摩尔到哈佛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时在兰曼的研究室开始认识白璧德，他们是兰曼高级课程《印度语文学研究》仅有的两名学生，很快熟络起来。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白璧德去世。摩尔1894—1895年在哈佛任教，1895—1897年到布琳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教授梵文，1899—1900年间是兰曼的助手。他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希腊思想史的著作。1917年刊出《柏拉图主义》（Platonism），1921年刊出《柏拉图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Plato），1923年出版《希腊化诸哲学》（Hellenistic Philosophies）流传于世(29)。后来摩尔主要在普林斯顿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