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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十章 民俗学与国民性：周作人与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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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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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注意到他对民间文学如民歌以及儿歌的保存、搜集整理所作出的贡献(1)。大多数学者注意到周作人所受到的西洋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即西洋以泰勒（Edward B．Tylor）、弗莱则（James G．Frazer）、安特路郎（Andrew Lang）等为代表的民俗学，以及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民俗学(2)。但大多数学者均忽视了周作人所受德国近代民俗学者特别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思想的影响。民歌即赫尔德所谓Volkslied。而美国青年学者李海燕近年发表的研究中国现代民歌运动的文章特意回顾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和民歌运动的联系，并把赫尔德看作是开创者，并指出德国的民歌运动影响了日本和中国(3)。这一观点十分重要，虽然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注意到周作人笔下的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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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首先深入探讨周作人与赫尔德之间思想联系的学者是旅美中国学者刘皓明先生(4)。刘先生的文章重点在探讨周作人1918—1921年之间在文学和哲学看法上的浪漫主义倾向及其所受赫尔德思想影响。他主张应将周作人这三年之间的活动放在浪漫主义的历史与理论语境中来考察，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周作人的白话诗、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周作人文学中的超自然主义、超越主义、社会乌托邦思想等议题。他注意到周作人早在1908年即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一文中引用了赫尔德论民声的著作。他也注意到赫尔德乃是现代人类学先驱。通过讨论童话的浪漫主义起源，刘先生追溯了赫尔德对于古典神话学的研究，并认为周作人通过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吸收了德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因素，通过分析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中对赫尔德的介绍，指出周作人作为赫尔德的再生出现，周作人通过推动儿童文学和童话、民歌等活动，寻找中国文学中正统传统以外的选择，让中国文学重新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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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的研究非常敏锐地关注了赫尔德对周作人的思想影响，但仍有值得补充之处。所以本章除了评论周作人著作中的赫尔德之外，亦试图从另外一个方法如周作人作品中的一些德文词汇来看周作人通过日本近代学术熏陶所受到的德国学术中赫尔德的影响。因此，本章一方面提供更多资料支持德国民歌运动在中国的影响一说；另一方面将周作人与赫尔德思想的联系放在我十分关注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影响这一更为宽广的背景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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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最早注意赫尔德的中国学者是王国维和周作人。前者1904年提到赫尔德，后者1908年提到赫尔德。有趣的是，当时中国和德国的交往并不密切，前往德国留学的学者也极少，对于德国思想和人物的介绍当然处于萌芽阶段。无论是王国维还是周作人，都没有留学德国乃至欧洲的经历，他们的西学知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日本学者，他们两人都曾游学日本，或跟随日本学者学习西学。他们对于赫尔德的了解很有可能是经过日本学者的介绍或启发。因此，周作人论述中出现的民俗学、民族主义思想可能均通过日本近代学术而受到赫尔德的影响。周作人与赫尔德的关系不过是赫尔德对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影响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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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民俗学与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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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周作人使用的很多民俗学名词均给出了其西文原语，而这些西文原语很多是德文，从这一现象可知周作人的民俗学知识和德国文化的影响分不开。事实上，民国初年的周作人经过在日本学习的阶段，对德国文化和学术已经有所了解。如果从词汇来看，他使用的很多术语均提供外文原文，而这些原文显然是德语，比如童话（Märchen）、儿童学（Paidologie）以及人类学（Anthropologie）(5)。又比如他在1919年发表的《祖先崇拜》一文中提到生物学，使用的原文Biologie 一词也是德语(6)。他也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德语文学，如他对歌德的了解来自日本学者森鸥外（1860—1922）。他在1922年7月24日发表的纪念文《森鸥外博士》中列举了森鸥外翻译介绍欧洲文学的功绩，提到森鸥外翻译了歌德的《浮斯忒》，以及介绍歌德生平的《哥德传》和介绍歌德名作的《浮斯忒考》(7)。森鸥外原本学医学，爱好文学，1884—1888年曾留学莱比锡、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对德国文化及文学颇为留心，也是介绍德国美学特别是哈特曼的美学思想到日本的重要人物(8)。大概周作人也读过他的德语作品翻译。森鸥外可能影响到了日本著名民俗学者柳田国男（1875—1962）。后者1890年在东京结识森鸥外。柳田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9)，而博闻强识的周作人也的确读过他的著作，如《退读书历》(10)、《远野物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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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31年11月17日专门撰写《远野物语》一文，指出该文指示了民俗学的丰富趣味，柳田虽然不使用民俗学这一称呼，但他和高木敏雄编辑发行的《乡土研究》一刊促成了民俗学在日本的发达(11)。周作人在1943年7月5日撰写的《我的杂学》一文中对日本民俗学的兴起略有评说：“《乡土研究》刊行的初期，如南方熊楠那些论文，古今内外的引证，本是旧民俗学的一路，柳田国男氏的主张逐渐确立，成为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名称亦归结于民间传承。”(12)周作人倡导民俗的研究，固然跟柳田对他的影响不能分开，但柳田或许受森鸥外影响，而森氏又从德国吸收了一定的思想资源。所以这其中有从德国到森鸥外、从森鸥外到柳田、再到周作人的学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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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十五 1911年的森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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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十六 青年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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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撰述民俗学作品时使用的民歌、童话等词均来自德文。比如民歌，周作人同时给出了两种原文即德文Volkslied 和英文Folksong。具体而言，周作人参与了191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活动，成为主要编辑者之一，共收集了一千多首民歌，其中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了一百四十八首。他在1919年9月1日为刘半农所写的《江阴船歌序》一文对民歌有详尽的阐说，“民歌（Volkslied，Folksong）的界说，按英国Frank Kidson说，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中国叙事的民歌，只有《孔雀东南飞》与《木兰》等几篇，现在流行的多半变形，受了戏剧的影响，成了唱本”；他又说，“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与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无非经少数人拈出，大家鉴定颁行罢了，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13)。这里周作人加在民歌一词之后的第一个外文词德文可见其思想的德国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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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民歌思想还在他给诸多民歌集所写序文中有所阐释。如他曾为刘经庵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歌谣与妇女》一书作序。1927年4月3日他在给林培庐写《潮州畲歌集序》一文中说，“歌谣是民族的文学。这是一民族之非意识的而是全心的表现，但是非到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样发达的时代不能得着完全的理解与尊重”。他在《歌谣》一文中说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可以从文艺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历史的研究就是民俗的研究，从民歌中去考见国民思想、风俗与迷信。他把民歌分成这样几类：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儿歌等(14)。除儿歌外，他还重视童话。他自称对于童话的了解来自哈忒阑（Hartland）的《童话之科学》和麦扣洛克（Macculloch）的《小说之童年》以及后来夷亚斯莱（Yearsley）的《童话之民俗学》(15)。1918年6月周作人撰《安得森的十之九》一文专门讨论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及其作品，顺便也提到童话的起源和格林兄弟收集童话的贡献。该文中他给出的童话原文Märchen即来自德文，这也反映了周作人的童话知识有其德语来源。1927年12月15日他在《花束序》中提到安徒生的文学童话创作和格林兄弟搜集民间故事的活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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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民歌的兴趣显然和他早年去日本留学注意民俗学（德语Volkskunde，中文民俗学一称来自日文）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1906年初去日本留学，读过日语学校之后，进入立教大学，学习希腊文，读过色诺芬的《远征记》，他接触西方古典文化较早，后来翻译希腊文学成绩也不小。他还在日本开始学习文化人类学，并从文化人类学进入到民俗学。据周作人撰于1943年7月5日的《我的杂学》：“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这又成为社会人类学，虽然本身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可是这方面的一点知识于读书人很是友谊，我觉得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他还交代自己是“到东京的那年，买得该莱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安德路朗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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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接触到神话完全是偶然，乃是因为他刚到东京，在住所收到丸善书店寄给鲁迅的该莱（Gayley）编辑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这才对安特路郎的人类学感兴趣。随后在骏河台的中西屋书店买到安特路朗的书(18)。他在1926年11月1日所写《发须爪序》中提到他在东京买到所谓“银丛书”（The Silver Library）中的安度兰（Andrew Lang，即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19)；随后在1928年所写的《荣光之手》一文中，他已经引用了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Andrew Lang，Custom and Myth）中所收论文《摩吕与曼陀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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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接受英国学者好立得（W．R．Halliday）的意见，主张应该注意民间故事的研究主要是一个文学史上的研究(21)，所以他对于民歌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十分重视。这可能和他注意到赫尔德的民声思想有关。他是最早注意赫尔德文学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周作人早在1908年就提到赫尔德的写作之民声说。他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一文中说，“英人珂尔陲普（Courthope）曰：‘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犹史册之记民生也’。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吾国昔称诗言志。”(22)此处海勒兑尔即是赫尔德。珂尔陲普（William John Courthope，1842—1917）为英国近代著名诗人及文学批评家，牛津大学毕业，后来执教于牛津，著有著作多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六卷本《英国诗歌史》（1895—1910年成书）。周作人之所以把他和赫尔德列在一起，因为赫尔德也在1778年完成编辑六卷本《民歌》（Volkslieder）（后来改名为《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Stimmen der Völkerin Liedern），他还在1773年发表了《论莪相和古代民族的诗歌》。赫尔德的思想影响了格林兄弟，后者正是德国民俗学的奠基者，他们收集出版德国的传说和童话。应该说赫尔德的民声说其实影响到了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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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尔德时代，由于他的倡导，德国近代民俗学和人类学开始萌芽，且两者关系十分密切(23)。正如德国学者林克（Uli Linke）所指出，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都是18世纪下半叶德国学者开始对他者感兴趣而逐渐创立的学科，而民俗学的出现在英国与德国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在英国，因为对印度的征服而开始关注他者，在德国则由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关注自身和他者之区别，这使得民俗学在德国的兴起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分不开。林克还提到19世纪德国学者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l，1823—1897）认为德国浪漫派收集民歌的行为类似于博物学家收集植物标本以及蝴蝶收集者的行为，先收集，然后分类，进行标本化，民俗学实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可以用来推行文化政治政策。这和浪漫派的初衷有不小的差距。德国浪漫派则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来从民俗学中找到德意志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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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赫尔德本人并没有使用Volkskunde一词。根据鲁茨（Gerhard Lutz）的调查，Volkskunde一词在德文文献中的使用最早出现在1783年汉堡出版的周刊《旅行者》中(25)，这本杂志主要介绍当时城市上层精英特别是诗人不了解但十分重要的乡村生活。总之，赫尔德的民声说实在是民俗学和人类学在近代德国的思想合集。所以周作人辗转从日本学习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其实已经着了赫尔德民声说的先鞭(26)。事实上，在周作人看来，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学问的不同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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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研究本是民俗学的一部分，民俗学或称社会人类学，似更适当，日本西村真次著有《文化人类学》，也就是这种学问的别称。民俗学上研究礼俗，并不是罗列异闻，以为谈助，也还不是单在收录，它的目的是在贯通古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考其异同，而于其中发见礼俗之本意，使以前觉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诘的仪式传说现在都能明了，人类文化之发达与其遗留之迹也都可知道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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