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92745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49]

1705992746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二、1919年哈佛中日留学生之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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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48 总体来说，中、日留学生在地域和公私学校来源以及专业选择等方面方面较为接近。首先，中国、日本留学生在国内来源地域均局限在两个主要城市，首都和主要经济城市，特别是港口城市。以地域而言，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北京和上海，这两地的学生加起来占了全部中国留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哈佛大学登记手册，1918—1919学年》174页，当时哈佛有中国留学生43人，226页列有当时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名录，但人数不全。不过，从这一名录来看，以来自上海、北京的学生最多，其中上海9人，北京7人。这里所谓来自上海、北京并非是指学生出生地或籍贯，而是入学哈佛时登记的住址。但是有些学生入学时自北京考入哈佛，却列上了自己的籍贯。比如林语堂，他自北京大学考入哈佛，却列上自己的籍贯厦门(12)。而日本留学生主要来自东京和大阪这两个地区，而出身京都者比较少。日本留学生中注册时列为来自东京的人包括武田健一、福泽八十吉、武内义成、土方成美、岩本正人、芦泽进、渡边（Shigezo Watanabe）、绵贯哲雄、高木八尺、越智孝平、佐藤顺也、今井三郎、伊藤春之、伊野（Dan Ino）。我们应该注意到，上海和大阪还有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可以算是港口城市，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较为频繁，因而其所在地区的人民对外界较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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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50 以国内出身的大学而言，也有类似之处。即中、日留学生除了来自国立大学之外，也有相当部分学生来自私立大学。比如中国留学生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哈佛，一个是公立清华学校的留美项目来美，一个是私立教会大学来美，特别是圣约翰大学，其次是文华大学。1918年留美学生大约总数是1200人。当时留美学生主要经济来源占第一位的是政府公费资助，其次是教会资助，但即便是拿政府奖学金，大多数学生仍来自家境较好的家庭(13)。实际上，圣约翰大学与文华大学均是美国圣公会支持的教会学校。而日本留学生则以出身东京帝国大学和私立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者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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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52 中、日两国留学哈佛的学生所学专业也有类似之处，即最流行的专业仍然是商业管理，学习商业管理的学生在全部留学哈佛的学生人数中占据比例最高，中国7人、日本6人，一共13人，几乎占当时哈佛商学院全部注册学生人数（28人）一半。以专业而论，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以经济和管理专业的留学生最多，至少有11人，其次是人文类留学生，一共9人。工程院学生大概只有3人，医学院有4人。中、日两国1919年均无人选择注册哈佛法学院和景观学院。这和当时全美中国留学生所学专业以理工科为主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留美学生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情况均完全迥异。我们将提示为何中、日留学生学习经济、商科为多，以及为何工科学生较少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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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54 以下我们来具体看看中日学生在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相似之处。当时学习经济学和商业管理的中国留学生至少有11人，几乎占全部中国在哈佛的留学生总数之四分之一，其中商学院研究生7人(14)。这些经济学、商管专业学生包括两名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即金麒章、朱展宜。金麒章毕业后在纽约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其他人大多在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返回上海任职。因为大多数人在商业单位任职，亦并未成为卓越之企业家，这里不一一去谈论这些人。少数人后来从事学术工作，如朱中道在哈佛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1920年以《中国的关税问题》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其实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来到哈佛念经济学回国最有影响的校友之一是宋子文（1894—1971），1915年哈佛毕业。而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校友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1916—1992），他于1933年圣约翰毕业，1943年哈佛毕业。这两位和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关系密切，但因1919年不在哈佛，这里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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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56 日本留学生学习商业管理的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私立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这也和中国留学生类似，中国留学生相当一部分学习商业管理的学生也来自私立学校，特别是圣约翰大学。当时在哈佛学习经济学和商科的日本留学生有18人，其中明确注明商学院的研究生一共6人(15)。这些人包括来自大阪的村本福松（Muramoto Fukumatsu，1890—1973），1910年大阪高等商科学校毕业，毕业后回日本工作。曾任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著有《经营学概论》一书（昭和17年）。他的室友是来自长津的相原和男（Aibara Kazuo），是商业管理研究院特殊学生。来自福井的小林新（Kobayashi Arata），1916年早稻田大学商学士，任早稻田大学讲师，以一年学术休假在哈佛学习经济学。福泽八十吉（Fukuzawa Yarokichi，1893—1947）(16)，来自东京，住在梅森街7号(17)。1918年庆应义塾大学理财学士，哈佛经济学专业一年级。小熊信一郎（Shinichiro Oguma），来自北海道，住在牛津街16号。1919年庆应义塾大学理财学士，1919年下半年入学，哈佛经济学研究生一年级(18)。武内义成（Takeuchi Yoshinari），来自东京，当时住在布鲁克林大学路104号，1917年庆应义塾大学理财学士，哈佛经济学专业二年级(19)。藤田义彦（Fujita Yoshihiko），来自和歌山，住在维尔街7号，和北昤吉住在一起。1916年同志社大学经济学学士，经济学专业一年级。土方成美（Hijikata Shigeyoshi，1890—1975），来自东京，住在百老汇473号。1914年东京帝大法学士，东京帝大法学院助理教授，当时正在休假中。哈佛经济学研究生二年级，一年级时他住在布鲁克林罗森路188号。岩本正人（Iwamoto Masahito），来自东京，住在阿加西街24号，1917年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士，哈佛经济学专业一年级(20)。芦泽进（Ashizawa Susumu），191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来自东京，哈佛商业管理研究院特殊学生，住在波士顿海明威路119号。他其实主要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来曾担任住友银行纽约支店长。横野（Yokono Tamisaburo）来自新潟，住在克莱基街24号（24 Craigie St.），经济学和英语专业特殊学生。三好香苗（Miyoshi Kanae），来自长崎，住在波士顿汉诺威街56号，商业管理特殊学生。还有来自中巨摩的内藤博（Hiroshi Naito）、来自神户的石田新吉（Ishida Shinkichi）、来自名古屋的河原良雄（John Yoshio Kawahara）(21)、来自西茨城条里的中田浩（Nakata Hiroshi，后来任早稻田大学工业会计学教授）、来自横滨的商业管理专业特殊学生岩上幸（Iwakami Koh）(22)、来自三河之国在哈佛主修贸易的山内壮一（Yamauchi Soichi）(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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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58 具体而言，日本留学生中至少有10人学习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大多数来自早稻田、庆应义塾，少数几人来自东京帝大。日本在哈佛的经济学和商业管理专业留学生以研究生为主，本科生只有两位，其一是1919年上半年入学而未决定专业方向的本科新生武田健一（Takeda Kenichi），来自东京，住在沙漪堂60号（Thayer 60），1922届本科新生。其二是一位本科进修生森村勇（Isamu Morimura，1897—1980），列名1919年哈佛特殊学生(24)。他是男爵森村市左卫门之子，后来担任日本法琅社长、日本航空会社监查役、全日空社长、会长。他战前和山本五十六就已经认识，两人甚至可能在哈佛时代便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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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60 事实上，庆应义塾大学部的创立与哈佛密不可分，这大概是该校理财科多名学生得以进入哈佛学习的主要原因。当初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大学部时，请求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Eliot）帮助。艾略特推荐了三位教授出任庆应义塾最初设立的三个学科担任主任教师，维格摩尔（John Henry Wigmore，1863—1943）负责法学科，包括法律和社会科学，德洛普斯（Garret Droppers，1860—1927）负责理财科，里斯坎布（William S．Liscomb，1848—1893）负责文学科(25)。所以，庆应义塾的留学生中之所以很多人负笈哈佛，可能和庆应义塾长期以来一直聘用哈佛出身的教授并且和哈佛有合作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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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62 庆应义塾在20世纪初连续聘用了三位哈佛出身的经济学教授，包括德洛普斯、维克斯（Enoch Howard Vickers，1869—1957）、麦克拉任（Walter Wallace McLaren，1877—1951）。德洛普斯来自威斯康星，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留学柏林大学。1889—1898年任教于庆应义塾，1894—1898年任日本亚洲学会秘书长，1899—1906年任南达科大学赤城（Vermillion）分校校长。1907—1908年任教芝加哥，1908年以后任威廉姆斯学院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维克斯1890年毕业于西弗吉尼亚大学，189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随后1894—1895年在柏林大学、1895—1897年在巴黎索邦大学游学，1897年回到哈佛任教。1898—1910年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政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1910年返回西弗吉尼亚大学任教。麦克拉任是加拿大人，190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之后，即到庆应义塾任教。1914年回美国，任威廉姆斯学院经济学教授，1945年转任哈密尔顿学院教授。不过，这里很奇怪的是，庆应义塾派出的学生中没有人到哈佛学习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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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64 中、日两国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人数在两国全部留学哈佛的学生总人数中所见的比例大体相当，和学习经济与商科、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人数相比，都不算占主导地位。不过，哈佛并不以工程学科知名，这大概是当时在哈佛学习工程的中、日留学生较少的主要原因。哈佛工学院迟至1918年才成立，1919年注册学生仅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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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66 日本理工科学生有以下数位。武居高四郎（Takei Takashiro，1893—1972），来自大阪，1917年京都帝国大学工学士，一年级研究生，住在柯南堂（Conant Hall）32号。毕业后又去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1926年任京都帝国大学都市计划讲座，1955年兼任金泽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京大名誉教授。著有《都市计划图谱》、《地方计划之理论与实践》等书(26)。清水武雄（Shimizu Takeo，1890—1976），来自日本石川县金泽，1914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住在牛津街14号。他作为日本大阪盐见研究所的旅行研究员留学哈佛，当时是物理学二年级研究生。他毕业后回东大教书，任理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后任日本物理学会首任会长。松本忠和（Matsumoto Tadakazu），来自栃木下都贺，住在牛津街79号，室友是绵贯哲雄。1916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帝大地理学和岩石学助教，哈佛矿物学一年级研究生，1919年1月8日注册。谷宗雄（Muneo Tani，1919年下半年入学）专业化学，1921年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刊》发表文章，毕业后回日本，在福冈县工作。渡边重藏（Shigezo Watanabe）1919年下半年入学，1924年毕业，1919年是工学院一年级研究生，毕业后回国住在东京赤坂，在三井物产会社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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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68 当时中国在哈佛学习理工的学生也不多，理、工科一共只有10人左右而已，两者加起来也不比人文、艺术类学生多很多。其实1903年以前清政府并不重视留学生的专业选择。当时梁启超访美，发现学工程的学生人数很少。1908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强调工程学习，朝廷要求学生学习工程、农学、自然科学。1909年新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更要求百分之八十的公费生必须学工程、农学和矿业(27)。当时注册哈佛工学院的全部学生仅为46人，而中国学生3人，其实按比重来算，也不算小。而这些人当中，成材率也相当高。寅恪曾在1919年12月14日与吴宓聊天时批评当时中国留学生以学工程为主的风气，据吴宓所记，其意略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28)好在当时哈佛此风未盛，寅恪与吴宓等人尚可享受相互砥砺论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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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70 学习理科的学生当中比较知名的是后来成为数学家的姜立夫（1890—1978）、心理学家唐钺（1891—1987）以及钟心暄（1892—1961）(29)。姜立夫1915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旋即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获约翰·哈佛奖学金(30)，1919年5月博士毕业，被聘为讲师，但当年10月因兄去世回国。他后来任南开算学系系主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中国新数学会会长、中研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岭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中山大学教授。唐钺1920年获哈佛心理学博士，毕业后任教北大，后转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以及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1949年以后再转回北大任教。钟心暄当时在哈佛学习植物学。他是江西南昌人，先后在清华学校、伊利诺伊大学学习，1917—1920年在哈佛，1920年以《中国木本植物名录》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南开任教。有意思的是，后来还有一位江西人到哈佛学习植物学，这便是胡先骕。他1913—1916年在加州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南京高师，任生物系系主任。1923—1925年求学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回东南大学任教。后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任所长。又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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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72 哈佛中、日两国学习文学、艺术的学生人数也旗鼓相当。日本当时在哈佛学习英文专业的学生有三位，其中包括一位来进修英文的海军军官。末国章（Suyekuni Akira），来自广岛县，住在特罗桥街19号。1916年早稻田大学文学士，哈佛一年级研究生，主修英语、比较文学、哲学。松野（Matsuno Keizo），来自仙台，住在柯南堂34A宿舍。1917年印第安纳德堡大学文学士毕业，哈佛英文专业一年级(31)。越智孝平（Ochi Kohei，1889—1968，1918年12月1日至1920年12月25日驻美武官），来自东京，住在埃格蒙街60号（60 Egmont St．Brookline）。他是海军军官，英语专业特殊学生，只注册了1918—1919学年第二、第三学期。学习美术的学生一位，即伊野（Dan Ino），来自东京，住在学生宿舍克拉弗利堂18号（Claverly 18），他是191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毕业，当时在哈佛念美术专业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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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74 中国学习文学的学生有林语堂、张歆海、吴宓三位，学习戏剧的有洪深。张歆海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即回国任教，先后任北大英文系系主任、清华学校西文系、东南大学文学系系主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1928年转入外交界工作，曾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民国政府驻葡萄牙、波兰、捷克公使。洪深是著名剧作家，自清华学校留美，先去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系学习陶瓷制造技术，后转入哈佛学习戏剧，1922年毕业后回上海，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后担任中山大学英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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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76 中日两国均有学生学习神学和宗教学，但日本学生人数较多。1919年至少有四位日本学生在哈佛学神学和宗教学。其一是松原岩（Matsuhara Iwao，1889—1967），来自鸟取，住在安多弗楼3号（Andover 3），1917年南加州大学文学士，安多弗神学院、哈佛神学院学生。回日本住在东京杉并町阿佐谷。其二是佐藤胜也（Sato Katsuya），来自东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硕士，姉崎正治（1873—1949）的学生。住在沙漪堂8号。哈佛特殊学生。他到哈佛大学学习应该是姉崎正治推荐的结果，大概是进修生。姉崎正治1913—1915年应伍兹（James Haughton Woods，1864—1935）邀请在哈佛哲学系任客座教授，1913—1914年曾举行一系列讲座，讲授大乘佛学，特别是《法华经》以及龙树中观哲学。这些讲座吸引了很多学生，包括深受东方思想影响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艾略特(32)。佐藤1888年出生于熊本县，1917年毕业于东京帝大，1918—1919年留学哈佛，也曾在安多弗神学院上课，专攻宗教学，获神学院嘉睿奖学金（Cary Scholarship）(33)。回国后任教九州大学，曾任法文学部部长。下半年入学的神学院学生有今井三郎（Saburo Imai），住在神学堂34号(34)，他是1919—1920年神学院威廉姆斯奖学金（Williams Scholarship）得主。毕业后回东京，主持最大的美以美会教堂。从上可知，至少三位学生中的两位是拿奖学金在神学院读书。多田贞三（Tada Teizo），1919—1920年在哈佛神学院学习，毕业后任教于横滨的关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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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78 中国留学生中，尽管汤用彤原本注册为哲学系学生，但他和韦卓民后来均以研究宗教知名。汤用彤是现代佛教研究的奠基人，从哈佛毕业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大任教，并担任过东南大学、北大哲学系系主任，后来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副校长。而韦卓民当时求学哈佛神学院，回国后主要从事神学和基督教研究，后长期担任华中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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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83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50]

1705992784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三、哈佛中、日留学生求学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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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86 1919年在哈佛的中日两国留学生当然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我们前文已提示了哈佛中日留学生的居住习惯有所不同，中国留学生大多数住在校园附近，而很多日本留学生刚到哈佛时选择住在波士顿西郊的日本人聚居区，后来才住到校园附近，似乎比较谨慎，也比较抱团，可能也是生活习惯问题。不过，除此之外，两国留学生群体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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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88 其一，同样主要来自两个大城市，日本学生仍然主要来自东京，来自大阪者要少很多。而中国留学生注册时表明来自上海的人最多，这当然包括祖籍来自其他地方而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留学的学生。这说明当时上海乃是教育水平较高、西学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学生因为学术背景接近美国，英文基础好，也比较容易被哈佛大学录取，学生进入哈佛之后，也比较容易适应。例如俞大维，他入学之后，在哈佛表现极为优异，不仅每年都拿奖学金，还能指出神学院教授穆尔（George Foot Moore，1851—1931）书中的失误(35)。中国留学生注册标明来自北京，乃是因为很多人通过清华学校的留美考试来哈佛，清华学校当时是利用美国返还的庚子赔款而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当然会吸引很多学生参加其选拔考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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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90 其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学生有五人在哈佛学习牙医，这是与中国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因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似乎无人学习牙医。日本非常重视牙医，早在1890年即酝酿成立相关组织，当时牙医数量不多。至1903年即成立了牙医的专业组织，即齿科医师会。1926年改名为日本联合齿科医师会。1931年日本设立学校齿科医制度，1940年设立齿科军医制度。1907年中原市五郎（1867—1941）创办私立共立齿科医学校，这是日本第一所专业牙医学校，后来改制为日本齿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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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92 当时哈佛牙医学院的日本留学生有五位(37)。上半年入学的有伊藤春之（Ito Frank Haruyuki），加州大学1915年牙医学位（D．D．S，牙医在当时日本叫齿科），来自东京，住在亨廷顿大道706号（706 Huntington Ave．Rox.），就在哈佛医学院边上。他后来又回到加州大学，1927年毕业。下半年入学的有来自千叶县的塚本平一郎（Tsukamoto Heiichiro）和来自栃木的冈崎直四郎（Okazaki Naoshiro），他们两人都住在波士顿波伊斯顿街272号（272 Boylston St.）。老生有来自御津郡的四年级老生高塚（Josuke Takatsuka，4Dn，伊藤春之室友）、四年级增原（Taiji Mashihara），他毕业后在波士顿行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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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92794 1919年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倒是有多人在医学院学医，基本上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他们在国内上过相当于哈佛大学预科的哈佛中国医学院。当时哈佛医学院的五位中国留学生，即林文秉（1893—1969）、乐文照（1896—1979）、金铸、胡正祥（1896—1968）、吴旭丹（1892—1988）(39)。林文秉和乐文照1916年刚入学哈佛时是室友，都住在剑桥街1709号（1709 Cambridge St.）。他们都是从上海哈佛医学院毕业之后被送到哈佛来留学的。当时在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China）一共送了六位毕业生到哈佛医学院，一位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每人都取得很高的医学成就。他们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ese Medical Board）资助到哈佛留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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