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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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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徐旭生之一：亲其师而信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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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大学毕业，父亲是这一届毕业同学会的交际股成员（另外有编辑股、事务股、出版股），张罗了同学聚会、典礼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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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想毕业后在北平或者老家做历史教师，说是为了“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没想到天赐良机，毕业前夕，教育家、师大校长李蒸先生知人善任，认为父亲机敏且稳重，专心且善思，更适宜做研究工作，因此就推荐他这个河北汉子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求职(4)。赶巧该所的所长是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徐炳昶（旭生）先生（以下或称徐老伯）。徐先生对他素有了解，当场就满口答应说：我将向院长禀报，几天后你就可以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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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凑巧。那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与徐旭生一样都曾留学法国，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且在法国与徐先生相识。李石曾与李蒸又一向关系密切，1930年教育部任命李石曾到师大出任校长，他委托李蒸为代校长任职近一年。北平研究院得到的经费资助也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中央政府拨款。我父亲和李石曾相识后才惊讶地得知，他也是高阳人，且和我的三伯父也有过良好接触——三伯父去南方考察也来自李石曾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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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设在中南海的西四所（位于怀仁堂左侧）里，中南海新华门的大门口由身穿黄色呢子军服的高个头宪兵看守，挺威风的，凡研究所业务人员出入新华门时必行军礼致意。向父亲行军礼，这是我此生唯一见到的一次。研究所下设考古组和历史组。考古组刚起步(5)，人员不多且不很稳定，由徐旭生负责，即聘请何士骥和我父亲等人共同工作。历史组则聘顾颉刚为主任，阵容强大，有吴世昌、吴丰培、刘厚滋、张江裁等为编辑，请刘师仪、许道龄、石兆原等为助理；又聘了陈垣、孟森、容庚等人为名誉研究员，冯家升、白寿彝、王日蔚、杨向奎、顾廷龙、王振铎、童书业等数十人为名誉编辑。其中，冯家升、王静如、白寿彝、王振铎等自此成了父亲的终生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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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好新交。父亲说他工作后“像海绵那样渴求知识，渴求和那些有学识的人交往学习”。对于那时同事们的名字，到了晚年他都能一一说出。工作不久，就和在南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傅斯年有了几次书信交往，傅与陈寅恪所崇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给他极深的记忆，延续了一生。还认识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钱临照、翁文江。在书柜里，一直珍存着王国维、向达、竺可桢、唐启宇、翁文灏等人当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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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鸡的“古大散关”，此碑已损毁（左一何士骥，右二徐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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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徐旭生在同一房间工作。几番长谈后，徐老伯见他进入角色快，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修国史”的任务开始着迷，就给予重压，同年10月底即让我父亲随他和何士骥等人一道至陕西宝鸡斗鸡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随后就交由他负责沟东区的发掘，由此翻开了他此生的新篇章（何士骥在西安负责整理沟西区的资料）。依我的感觉他就是“死认这一门且用心一也”。在徐老伯的长期指引下，他的脑海里逐渐酝酿形成了他晚年时呼出的理想：为重建中国古代史（史前史）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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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发掘工作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用简单的话回答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时期，南京的重点是到河南的安阳殷墟做挖掘，而北京的重点一是北京南边易县的商周遗址的挖掘，二是陕西渭河流域的挖掘。斗鸡台的发掘目的很明确，就是找出秦人和周人的关系脉络，并和文献记载相联系做研究。他还说：我国至少有两千年的较完整、无间断的文字历史记载，是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特色，不容轻视，而两千年前的漫长发展的古代历史也同样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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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4年间，我和父亲偶然谈起郭沫若时又得知，郭老当年的几句话让年轻的他激动、铭记终生，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对郭老始终保持尊重。父亲说：郭沫若在20年代对中国考古学的地位和任务，写得很明确也很正确。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是‘鸡鸣不已’的时候。”这句话很是“激动人心”，使得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就很健康。所以我这个从业者，光凭这一点，也要对他尊重，我就把这个守住。别人对他杂事的议论在我这里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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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在担任大学助教后曾正面问过父亲：古语“亲其师而信其道”原是说给老师用的，即做老师的让学生感到和你亲近了，学生就自然地愿意接受你传播的道了。但如果用在作为学生的你身上，即你对徐老伯，是先和他亲近了而后受到他的为人品德的感染？还是由于崇敬他的正义耿直而和他学术上走得越来越近了？他说：两者都有吧，相辅相成吧。进而又说，徐老伯重视古代文献，重视把野外发掘与古代文献资料相结合。这对父亲的影响很深，成了他一生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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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参加工作前四年即1934～1938年里留下的部分文字材料时，也感受到他参加工作时的充沛精力与全身心投入，为充实基础、扩展知识面下了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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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图书馆取得了联系，索要了两卷胶片，是考古方面的文献资料“微缩版”。那时没有扫描、复印手段，文献的传递只得采用胶卷，然后在专门的“缩微阅读器”上阅读，或是再放大洗印出照片来阅读。他还曾和英国杂志社联系索要了一些期刊，现在家里还留有三本1902年、四本1936～1937年的人类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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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的文献做系统调研，保存有文献卡片两大盒、外文文献目录的笔记本两本、记录的文献条目六七十页。其中有安特生的文献目录等，还有些德文的文献目录，后者似乎是为了鼓励傅吾康(6)先生介入考古学领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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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赴宝鸡工作期间的手札，关于宝鸡历史资料的搜集，以及许多野外工作相应的知识书籍，如土壤学、人体骨骼结构、三角函数、摄影技术、素描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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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国立中央博物院取得联系，索要了“野外器物登记表格卡片”和“填写办法说明”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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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登记表以及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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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德学会学习德语，认识结交了傅吾康，并被吸收为会员，以后为了避免日军伤害，遵傅吾康的好意，挂了“总务委员”的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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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了一本暗红色精装的由苏联印刷的非卖品《联共（布）党史教程》。日军占领期间，因傅吾康先生的保管而留存了下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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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他还专门定制了一个两米高的菲律宾木带玻璃门的大个头书柜。祖母曾取笑说：怎么你要在家开个图书馆啊。在这个书柜最上端中部，一直存放着两本大块头的书：《殷墟》和《城子崖》。母亲告诉我们，这是“绝对地”不许乱翻的。我记得在50年代初，有位来访的客人很敏感地发现了它们，说：“你不如卖掉吧，每一本就可以有近一千元收入呢。”这大约相当于父亲十个月的工资（每月1000斤小米），但父亲根本不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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