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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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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而立之年读“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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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去世，《参考消息》刊登了国外关于他的报道。父亲把其中的一段话特意一字字地念给我听：“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父亲解释道：这是指还没有明显成绩、即还没有成名受到公认时），就已经懂得了什么对于他是重要的。”他把后面的几个字念得慢而重，既是在教导我，也是对他自己那个时期的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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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拿来了一幅准备送外宾的国画《达摩》给他欣赏。他只说了一句话：达摩面壁了九年啊。我听了没当回事。后来我才联想到了，他在黑龙潭待了七年。一个而立之年的学生，跟随着一个知天命且耿直的优秀老师，在一个房间里长达七年，没有做业务之外的任何杂事，思考一直没有间断，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也常思量，父亲和他的老师如此固守七年，动力到底是什么，是否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韧性和顽强精神？两个人以各种方式和角度谈话聊天、交流读书心得和思想，对于父亲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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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父亲进一步告诉我，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和徐旭生合作完成《瓦鬲的研究》，一是继续完成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发掘报告。实践表明，二者都是他此生学术思想发育的种子。他在以后的回忆里说，这个时期好比在释读“天书”，从瓦鬲制作角度出发，将这个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演化规律依序分成了四个阶段，应是摸索中国特色考古学方法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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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告诉我，30年代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写的《先史考古方法论》一书，介绍了器物类型学，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但人家针对的是北欧、意大利的青铜扣针、短剑和容器，而我们要研究的是地下出土的陶鬲和陶罐。为此，他说他不得不学达摩，长年对着这些器物反复思索着，才有了认识上的飞跃。几年的成果，现在在北大用一节课就能说完——当然想吃透它也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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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90年代才知道，1939年有件事情对于父亲的学术生涯起到重要作用。适逢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学术要人也颠沛流离来到昆明（后来他们去了重庆），经王振铎引见，父亲和李济等比他年长的同仁见面，显然是一次学术心灵的沟通，也令父亲终生难忘。那次和李济会面后，又见了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石璋如等先生。这无疑有益于他们此后更好的书信来往，当然那时期的信件不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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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父亲的《陕西宝鸡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十万字初稿完成后，按照徐旭生文章里所说，考虑到这是父亲的第一部著作，唯恐有闪失，所以要求父亲把初稿邮寄给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和石璋如等前辈把关。书稿经修改后，又经徐旭生1941年6月作序，父亲用挂号邮寄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书稿下落不明。早在抗战以前，父亲在北平就认识王云五先生。1945年回到北平后又再次相见，并谈到此事。王先生还送给父亲一本新出版的《王云五小辞典》，正好给我用上了。母亲曾嘱咐我：可别弄坏弄丢了，不然你爸爸会生气的。这让我一直保存它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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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常和母亲念叨他的“书稿丢失”及“太平洋战争”带来的损失等，直到返回北平后父亲有时还会说到这事。幼小的我，只知道父亲遇到了麻烦事，对他的打击较大，但不知我能为他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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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后才提出了一个问题：你那时怎么没有留下一份底稿呀？父亲说，那时纸张太稀缺了，送出的稿件里有大部分都是多次剪贴起来的。我这才回想起，在昆明，父亲有时会要母亲早饭时顺便熬制一点糨糊带去办公地，剪贴是他写作时的常事。他手里剩下的文字稿大体齐全，但图版照片已缺失许多且难以补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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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熬制糨糊是常事。糨糊用于做全家人的鞋底，父亲用来粘贴卡片和稿纸。母亲用来熬糨糊的工具，是她结婚时的一个针线盒。这个小铁盒，陪伴了母亲大半生，在由昆明返回北京时，用它装了少许的针线和一点儿药品，还藏入一个金戒指，以备万一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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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的出版，历经艰难，直到1948年初才正式付印。出版后，父亲先是送给徐旭生先生，其后就是邮寄给李济先生。1948年10月，父亲收到了李济先生对此书所做出的肯定性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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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理解，李济先生把他的重要著作《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手稿送给了父亲，应是很贵重的“礼物”。因为李先生的文稿成于1944年，而父亲在1948年的文章里提到，他很想亲自抚摸一下小屯的陶片，我推断，赠送的时间应在1944～1948年。李济的毛笔字清秀工整，被我父母珍存在樟木箱子的最底层，幸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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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先生送我父亲的《王云五小辞典》 母亲的针线盒 昆明当时聚积了很多的优秀知识分子。有位从事植物生理研究的汤佩松先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熟识并常有走动。那时在西南联大，每月有一次在大普集村（位于黑龙潭西北方向约五公里）的聚会，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有人曾将它与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每次参加活动的不过15人左右，都是而立之年的人，后来有不少成为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难免为之神往或难以置信。父亲则说，他们和王厂长是两个不同的典型，他们像是在没有外人理会也没有干扰的安静的地窖里慢慢孕育发酵成为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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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赵九章先生。他在西南联大的简陋教学办公桌旁的土墙壁上，挂了一幅未装裱的写有岳飞名言“还我山河”的水墨画，足见他对未来充满信心。父亲领着我在这张简陋的黄色画纸前观看了许久：江南水乡，穿着蓑衣的一个农民在稻田里赶着水牛，远处是茅草房和小山；还有一个如同我年纪的孩子双手捂着头往茅屋方向跑去，表明家是多么的重要。这幅简单的画，深深印刻在我幼年的脑海里。我也模糊地记得，赵伯伯他乐观，爱说笑，精神抖擞。我长大后得知，他勤奋地收集和阅读了所能得到的多种学科的专业资料，为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施展特有的才华（他一贯倡导多学科的协作，做了许多有远见的战略部署，如航天卫星、气象预报、建立地球物理所等）奠定了扎实而广阔的业务基础。建国后，他家曾和我家成了近邻，曾对我在南开大学物理专业的学习做过鼓励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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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利用常常和徐旭生先生见面的机会，借阅了大量的古文献资料，发现了墨子对于光特性的叙述，还发现了古人对于“地动（地球不是静止而是在运动中）”的认识。知道了这些发现，都早于国外。从而为他与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的国际合作，打下了基础。为了筹建光学实验室，身材不高的他常常围起蓝色围裙和玻璃工在研磨机旁一干就是一整天。我常和他的几个孩子一起玩耍，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知识分子的工作就该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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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研究院成员在昆明唯一的合影（前排左七严济慈，左八钱临照；第二排左四顾功叙。摄于黑龙潭，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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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父亲和我们聊天时提到，春小麦不及冬小麦好吃。冬小麦要越冬，已经长好了的绿芽可能被冻坏，生长期很长，却坏事变成了好事。还有一次谈到知了（蝉），说它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昆虫，可是它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幼虫在地下待十多年以后才从地下钻出来，艰难地爬上树梢，蜕掉蝉衣，变成了有翅膀的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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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在一些食品制作（例如酿酒、酿酱）或精密设备制作工艺（例如手工计算尺所用木料的老化处理）中，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净化、孕育、沉淀和升华。他以后还说到，人有时会遭遇逆境，甚至苦难、饥寒交迫，不过也确实就是有这样遭遇的伟大者，反而能拿出惊世绝伦的成绩或作品，例如司马迁。而过于顺利和富足的环境，也许反而会有负面作用。他说这些，必是有感而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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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至交校友俞德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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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潭的南边，有个昆明植物园，它的前身曾是静生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我最早看到这里的园长俞德浚先生，是在他的工作室。他中等身材，稍瘦，身穿西服，精力充沛，话语不多，整日埋头仔细查看数也数不清的植物标本。他的四周堆满了存放运输植物标本用的木箱子、盛放树叶标本的展柜，还有粗大树木的横切面，像个大菜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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