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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回北平：他的第三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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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人们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工作和安排。事后母亲告诉我，有三五位朋友好心地劝说父亲：我们都已过而立之年了，虽然已经胜利了，但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尚待时日，不如趁这个时机先去国外几年再回来，这样的运筹最为合理，而且“你的业务酝酿这么多年了，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留洋了，你需要看看、学学外国的现代考古经验和理论，对己对国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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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却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种子已经发芽，已经有和人家交流谈话的实在的重要东西了，有很好的切入点，我也支持你们出去。可我舍不得呀！——倒不是舍不得我的家，而是我放心不下北平那里的资料。我在北平还有该我做的事情，我的种子在那里。我想尽快回去让种子发芽。一个学中国考古的中国人要拿出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才好和外人对话，我再过十年出去不为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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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伯也很支持父亲的决定，说：你我一起回北平做我们该做的几件大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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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那几位朋友都相继出国了。俞德浚于1947年赴英国皇家植物园进修，他在此期间曾从爱丁堡给我父亲多次寄来人类学、全球经济学方面的期刊，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前途的挂念和对我父亲学术的关怀。1949年回到昆明，1952年调到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还有一位比父亲小几岁的植物学家王伯伯，他曾送给我一个“大花脸”的玩具让我记住了他，也前往美国了，去学习“树皮综合开发利用”，1952年回到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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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底，父亲突然接到研究院的通知，几天后就和钱临照先生不带家眷赶紧奔赴北平，而且乘坐的是部队的一架侦察小飞机，先去重庆，研究院好不容易给他们联系到的座位。回北平的目的是要尽快地把研究院被日伪侵占的资料、图书、仪器等收回，尤其是务必把房子收回——在中南海里的房子（怀仁堂西四所，系北平研究院的办公地）、东皇城根42号（物理所、化学所、镭学所的旧址）、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大门西侧的部分房屋（植物所、动物所的旧址），将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收回，并在副院长李书华的领导下购置职工宿舍，为研究院的全面回迁做行政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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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了这个安排后，当场就满口答应了，然后才回家告诉了母亲。后来听母亲说，她也当场同意了父亲的决定，尽管当时我的小妹才一个多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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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事实证明，如果他和钱伯伯再晚到北平些时日，上述资产就早已成为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军队和军统等部门的囊中物了，想再索要回来是难上加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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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钱伯伯的这两次共事，还有在昆明期间的多年接触，使两家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五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去世时，钱伯伯在唁电里特别提到了他俩这段的经历和友谊，让我深深感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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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之际，与先生共处之往事历历又现。抗战期间，余同苏先生共赴国难，坚守滇南八年之久，艰难之际，余与先生同居一方，彼此相互抚慰，幸能苦中有甘。有待抗战胜利，又是先生与我一同领命，先期返赴北平，安排研究院归返。遥想当年世事，转瞬已成云烟伤怀之思，苍然神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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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紧迫。父亲急于整理他办公室里的资料，捆扎装箱。母亲给他收拾了一箱子衣物，连夜用烧炭炉子和铁熨斗给他烙平西服和白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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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醒来时，父亲不见了，我很伤心地哭了，问：“为什么不带我们走？”母亲哄我说，父亲坐的是军队的小侦察飞机，孩子不能乘坐的。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在我们四个孩子都熟睡时，摸了摸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妹妹的圆脸蛋，毅然地提起箱子转身就走了。“你爸的心里也舍不得咱们，”母亲又哄我说，“过不了一个月等有了大飞机之后，咱们就能去找你爸爸了。”但此时，我记得，母亲落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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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得知俞伯母曾和我母亲讲：以前大家动员他出国他不去，我以为他是舍不得这个家和刚出生的老四，现在看出来了，他心里装着那批陶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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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第二次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违背了他1942年对母亲的郑重承诺：“今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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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动荡的几年，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三次抉择，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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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到离别整八年的北平后不久，给我和俞伯伯的大女儿，分别邮寄来了成捆的儿童读物，邮包走了两个月。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么洁白的纸张，印刷得那么好看的彩色书本，高兴地把它抱在怀里入睡。我还常常问母亲，怎么还没有和父亲团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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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我们能回北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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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父亲离开昆明后几个月，住在薛尔望祠堂里负责经营小茶馆的神经质老道突然发疯了。据说是和道观里面的道长不和，道长说他私下得了不少收入。他四处扰人，非骂即打。有天下午他把正在院子里玩耍的三岁的弟弟悌之抱在了怀里，并蹿回自己的屋子，倒插上门，将自己的道袍给悌之穿上，抱到他床上念念有词地给悌之磕起头来。母亲急得到处请人来帮忙。终于他的徒弟赶来了，破门冲了进去把悌之抢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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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好的去处，也觉得为时不会很长了，就到黑龙潭南边约一公里的蒜村里，租了一大间房子住下。这一住，就是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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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蒜村的生活更艰苦些。我的两个妹妹，经常被放在一个尺寸倒是合适的木箱子里，一边一个面对面地坐在小凳子上，中间放了一个搓衣板当成她俩的桌面。吃饭时大人稍不注意，苍蝇就把白米饭遮住了（当地的习惯是，住房在二楼，底层是水牛和猪的圈养地）。有一天我们清早醒来时，个个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连忙托人去龙头街买来硼酸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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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1979年我回访这家房东时，得知在当年的土地改革中，他家是唯一被划定成富农的一户。周围邻居们都说，这家可是个好富农呢。这个村子里没有地主，也没有找到雇农和真正的长工，只有下中农、中农。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时，他说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的，可就怕教条化，生搬硬套，非要揪出个地主不可。做事情就要重实际，不能死按框框行事。又说这么个大国，各地自然环境不尽相同，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也会有差异，用一个模子、一个比例来硬套肯定闹出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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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后半年，母亲有两次接到研究所的通知，都说快准备吧，不久就能飞往重庆了，而且有位中年男人和你们同往，一路负责照料你们。说得很真。当时从昆明去重庆的机票极难买到，母亲急着把可以送人的物件都处理掉了，可是回北平的事儿却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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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底，我放暑假前夕，母亲第三次接到通知，说这回快了，请准备，但此时她却有点儿麻木了。不料几天后得知，就乘后天的飞机。母亲告诉我明天不要去上学了，不一会儿，俞伯母来了。母亲看着她一面笑一面流下了泪水，把眼镜都湿遍了，过了片刻才说出话来。两人连夜收拾好了一小行李箱子衣物，第二天又雇了辆马车把我们拉到了昆明飞机场，办理手续，再到旁边的小旅馆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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