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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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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北平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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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怀仁堂上班，我也到这环境优雅的大地方玩耍过多次。那时中南海是半开放状态，怀仁堂里还常放映一些科技、人文类未经翻译的外国电影。也还记得父亲告诉我，说五十年前八国联军攻打了北平，俄国兵占据了怀仁堂。以后还告诉我，南边的大门新华门是袁世凯登基时开通并命名的，且不说袁如何，打通这个大门的主意还是挺好的，取名新华更是很有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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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48年秋冬，父亲多次往位于西郊的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奔波，有三次还把全家带去，以作为全家的休假日。我进入校园时，才知道大学是那么宁静美丽而高雅。父亲到主楼（行政楼）后面的一个小楼里和一些人谈论。再有两次是进入北大西门对面的大院（家属宿舍院）里好像是一个体育老师家里，和几个人久久地攀谈近乎整天，我们就在近乎荒凉的院子各个角落玩耍，例如采摘“大赤包”在手里捏着玩。最后一次北平局势已经紧张了，回家路过现在的海淀黄庄，墙上写着许多“杀朱拔毛”一类刺眼的反动标语。父亲说：不要管它，你也许还不懂，越是这么猖狂，就越是快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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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怀仁堂西四所的办公室里（摄于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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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父亲回来，给了我几张钞票，是晋察冀边区人民币，纸张质量很差，印刷也不好。我问怎么这么土气啊，他说：“它反而是势不可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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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概是建国前他最后一次去学校吧。解放军已紧紧包围了北平，炮声不断，各家都把玻璃窗的玻璃贴以米字形纸条，以防止被震碎时伤人，有的家还在自己小院子里挖掘了防空洞以躲避炮弹。纸币迅速贬值，市民只得储存银元，街道上常见手托几个银元的人叫喊“买俩卖俩”。盗匪窃贼猖獗。国民党常来街道抓劳力去修筑工事。西直门城洞有卫兵对出入人员严加盘查。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清早，西边的隆隆炮声很吓人，雇个人力车出城都很困难了，给多少钱也不愿出城，尤其是去北大，那里距离西山很近。母亲看此情景连忙劝他，说还是算了吧，怪危险的。父亲说：没什么，你听着觉得近，其实还挺远的呐，我去去就回来。这天他回来时已经很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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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我已经慢慢地近乎忘却了，更不知道他去的目的是什么。最近翻看父亲1994年口述的录音整理稿（由邵望平和高炜整理）才明白，那时他“经常同裴文中、向达、韩寿萱等见面。有时在城内沙滩的红楼，有时是聚在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议论的话题是迎接解放，期盼考古工作在新政府领导下得到恢复、振兴。中国考古队伍那时总共只有寥寥数十人，主要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组。临解放时有的人去了台湾，有的迫于生计而改行。面对这种状况，在建国初组建中国科学院时，我曾积极建议把原属不同单位的人员合在一起，集中力量办好一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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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史学研究所人员在怀仁堂西四所院子里（上图左三徐旭生，下图右二王静如；摄于1947～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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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父亲那时的积极心情，到了新世纪我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看到了王振铎的女儿王木南保存着的、我父亲1949年11月给王伯伯的两封信，那时南京刚解放半年多，说及北京这里酝酿成立考古研究所、建立博物馆等方面的事情（我家里也曾有此前王振铎的几封来信，可惜已丢失）。从这两封信件里能够看到，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学友对于未来新局面的热忱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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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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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留在大陆：他的第四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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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深秋，解放军临近西山一带了，城里充斥着紧张气息。宿舍的大院子被国民党部队占用，堆满了炮弹火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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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傍晚，宿舍大门口突然说有父亲的电报，是南京的一个同行老友发来的，内容是再次建议他考虑尽快行动，携全家来南京，然后再迁往台湾，到了南京后的手续他将从中斡旋，没有问题。父亲看完了这封电报随即就递给了母亲，示意母亲丢进她点燃煤球炉子用的纸篓里，并用带有些深沉的口气轻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的事情（工作）离不开这块土地……况且资料、徐老都在这里……”母亲端详了许久，才肯把它丢掉，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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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不知怎么回事，只知道有个大事情与父亲擦肩而过。后来母亲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自1948年秋开始，北平的局势已定，南京那边加大力度“抢救”——从北平拉人去台湾。父亲这个时期和王振铎先生也有信件提及这方面的事情，王伯伯也说，咱们还是“故土难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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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第四次抉择，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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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到了50年代中期，将要迁往合肥任科技大学校长的钱临照先生从位于西四的家里来我家道别时，对父亲说：到台湾那边做工作没有前途，你和徐老决意留在大陆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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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很少，但它令我深深记忆。我不知为何远方的南京，竟会有人惦记他，我想“总不是好事吧”。直到1984年左右，父亲才和家人说起，也使我进一步得知，父亲和南京同行们早有丝丝不断的情感联系。比如我家里的那二十多张安阳考古现场发掘老照片，以及关于洛阳铲的照片和顶头写有“南京博物院”的资料卡片等，都是父亲工作后不久，南京那儿的什么人给他寄来作参考的。还有在他刚刚参加了斗鸡台考古工作不久，南京那边的要人李济、傅斯年就已经关注他了，虽未曾谋面却已有信件往来。李济和傅斯年手下的王振铎在30年代中期，即到了南京后曾极力主张把我父亲“挖”过去，但傅斯年觉得北平那边历史研究的力量强而考古方面力量弱，挖苏于心不忍，也对不住好友徐旭生。那时，徐先生和南京几位要人有着很诚挚的学术情谊，尽管他们的专长与风格特色不同，即现代人写历史时称谓的“南派”和“北派”，但父亲曾说，双方的关系一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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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我回忆起，父亲和王振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聊天时（大约是李济先生1979年去世后不久），曾援引了宋代杨万里的诗，父亲有些得意地说自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飞上头”，还说当年南京那里“爱才如命……，可惜现在我们这里却远没能做到，还损伤了许多能者，这种浪费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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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底，当围城的解放军已经打到海淀镇直至白石桥时，不知父亲从哪里弄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和一本《论联合政府》，放在了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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