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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业务灵魂之二：“学会运用事分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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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春，在南开大学任助教的我，按照领导的安排，前来北京核子物理研究所学习工作两个月。期间父亲和我说：“你学核物理的，懂得碳十四方法测定年代的技术和原理吧。你准备一下，改天给我讲解一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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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写了很长的书面资料。讲完后，没有得到我设想的肯定性的赞扬，他只是说“我把你写的材料再细看看吧”。几天后，他拿着我写的资料给我，上面有他用红色笔画的符号和写的评点。他说：你把事情分成了七个部分，依次娓娓道来，本无可非议。但你想想，听者能在事后把你的七个标题全记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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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服气，觉得我搜集来的资料大致就是这么七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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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而问：“中学里学过‘起承转合’吗？”我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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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学过容易，可真正熟练掌握运用，就是另一回事情了。以前我给你讲过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可以理解人生的春夏秋冬，也给你讲过中医里的君臣佐使、望闻问切，这些都是“事分为四”。你要逐步加深理解、学会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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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此后我发现了许多实例：阅读一些好的文章，能在其内第三段处找到核心重点。在我的讲课和学术报告中，懂得把最核心最精彩的内容放在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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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我又提到我对“事分为四”的收获。他说：“就是，你学了它很必要，但不要作为八股文来机械地执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有时可将相连的两个合并，总共成了三部分，有时一个部分复杂些可以再一分为二，于是成了五个部分。”接着又说：“我现在倒是有些担心，学生们课堂知识有了，却没有转变为力量。怎样结合实际，防止变成书呆子，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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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父亲对我说：你知道了碳十四测年，却没有实际操作过，而我们研究所的仇士华先生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多年，比你大五岁，你过两天去拜访他们夫妻的实验室吧，定有收获。而且你也操作高真空系统，和他们会有共同语言的。最后特别叮嘱我：“注意，一定要尊重他俩，在1957年的运动里，他们受到了很重的打击，当然也有一点可庆幸，没被下放劳动。还在自己创建的实验室里，默默无闻坚守着工作，快有眉目了，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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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又过了几年，父亲告诉我，仇先生的碳十四测年终于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可以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了，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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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也是随着他阅历的增加，到他晚年时又多次从更深的层面，与我们谈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把方法论提高到了学术观点和学术道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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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识别好马，志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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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一个信息，让年轻的我不好理解。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后又与我一同留校任教，在1962年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告诉我，她的母亲黄萱，十多年来一直在给陈寅恪先生做助手，而且后来还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呢。再有，陈寅恪已双目失明，对这助手很满意，说“（唯有黄萱）在学术上倾情相助”从而能“屡结硕果”，她“勤力无间始终不懈”，“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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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她又告诉我一个“趣闻”：郭沫若和陈寅恪谈不拢，就给他写了一副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意思是郭属龙，陈属虎，一人耳聋一人失明还在斗。到了暑假，我好奇地把这趣闻告诉了父亲。“给重要的学者——尤其是当下全社会‘并不看好’的学者——配备助手，太难能可贵了，这位领导了不起。”父亲伤感地说，“可你说的龙虎斗消息绝不是趣闻，而是悲闻吧！郭陈二人对社会的态度和所处的地位已是天地之别了。”我这才知道，父亲对早年在北平时就认识的陈寅恪的种种处境已有些耳闻，但不愿多说。接下来他说：“你绝不要用通常人的眼光和概念来评价人家，那可是两个顶尖的学术大家，他俩的学术和思维境界要比一般的教授高出好几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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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后父亲又接着说：你从那句诗也能看到，郭院长的头脑可真的非同一般，太灵光了，非常人能比，而且自幼到老有很多令人佩服的典故。例如我听说，西安的半坡遗址博物馆建成后，1958年请他写了牌匾，他把“遗址”写成了“遗趾”。后来有人壮着胆子去问，他答：这里留下了半坡人的足迹，所以就应是脚趾的趾。“你毕竟是学理的，不要想那么多极度聪明的故事为好，更不要想着学，你也学不好，还是宁可书呆子气味浓一些为好”，“不要将注意力放在上层人物上，多想想自己未来的蓝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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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位于新街口北边的徐悲鸿纪念馆开放了，全家人去参观。父亲让我特别注意关于识别好马的故事。他说，要学会抓住事物的最核心处，而不屑理睬次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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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生物物理专业毕业的悌之要赴青海中科院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他明白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不可能去理想的单位。与此同时，为支援三线建设，我也随天津南开大学核物理教研室整体转移到了兰州大学。两个儿子在同一个月里远去，母亲心里不安，说这个家怎么又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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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心很宽，鼓励我们说，你们就志在四方吧，西北地区虽然条件艰苦，但民风朴实，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你们的专业特长在那里会大有作为，这才是对你俩最重要的事情。他还说，有的时候不要挑剔那么多，自己看准了方向，低下头干就是了，吃了苦才会知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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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悌之捆扎行李时，父亲一再说及俞德浚先生就是在四川和云南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卓越成绩的。在送悌之上火车时，他又说：“去吧，记住在你初中时俞伯伯说的话：‘你对于植物学科有天赋，记忆力清晰，是个学植物的材料。’他说你能行，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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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提出“大文物”“大遗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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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现已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也是父亲几乎从50年代初起一直思虑的心结，也是他和王振铎先生议论过多次的感慨颇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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