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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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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区系类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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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73年到1974年间，父亲在一次回家后对我说起一件令他很生气的事情，且耿耿于怀。“这个人人皆知的革命家，表面还像个文人，有文化涵养，能写会画，读书很多，我本很尊重他，不想他却是个卑鄙小人，无耻，太无耻了……”我听了一惊！这是他唯一一次动着感情责骂人，我连忙问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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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早就听说了一点他的事情，不知真假，也就没太当成个事儿，今儿上午听客人细说后才大吃一惊，下午都没心思做事了。这个人名字为生，却不如叫死，我借用臧克家的诗句，改为：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生着却不如死掉。这个人去过一位客人所在的博物馆‘视察’，看中了几个古代名人的砚台和毛笔，透露出了很有兴趣。他手下的随从立即领会，暗示博物馆的负责人要送到他家去鉴赏，其实就是有借无还了。今天我才知道，他从各地收敛来的文物可是真不少，青铜器、文房四宝、书画印章。他多次去北京文物管理所收走文物，以及古书上万本，有的线装书还是珍本、孤本。太不像话了，太贪得无厌了，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他这种人还能把革命引领到什么地方？……我鄙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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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他又很感叹地说：“我们的博物馆，难道是为少数的权贵们服务吗？要是把这件事告诉专门搞博物馆的（王）天木，岂不会把他也气死。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学文件写总结时都清楚，要尽职尽责地保护好文物，可到了权力面前就得低头。精神心态全都扭曲了，这真是个悲剧呀，这可怎么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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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跟我说，那是他的一次“布衣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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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个人贪婪侵吞文物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家前途未卜、自己前程难料的时期，父亲想到的却是尽量多留下一些对年轻一代有益的思考。1975年，他又开始“不安分”地先是在北大做了小规模的讲座，后又在研究所的一个小房间里，由他的学生张忠培召集，给吉林大学的十几个师生们讲述了他头脑里初步形成的“区系类型理论”。那时，我只是觉得他给师生们授课本是平常之事，却不知内容是他苦难期间深思的结晶而不是旧知识的重复。而在那个小房间之外，更无人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按父亲后来的总结，1975年是他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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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猜想，父亲从这一年开始，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工作目标与毛泽东同志当时谈到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在各个时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即考古工作也要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要从历史的角度、实证的角度阐释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的发展脉络及演进过程。我听说，父亲在这两次小型报告的开场白，就是引用了这条语录，既点透了他的主题思想，也缓冲了屋内与屋外的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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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那次讲课，对他来说是个里程碑，或者说是个序曲。他需要争取一切可能的时机准备冲刺了。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四年后的1979年，他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发言，标志着他的冲刺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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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到底是什么？我起初并不知道。后来他曾对我解释说：“区，多指空间区域划分，也就是‘块块’；系，是每一个古文化发展的序列（多指系统），即‘条条’，就是以时间做轴，考虑文化的分解、组合、突变和相互作用；类型则是变化的分支。”按照这个理论，他把当时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划分成了六个较大的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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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他写的关于这六个区域的底稿，主要是说中国原始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全国人口较为密集的范围内可划分为六个大的区域。（1）以燕山南北为中心的“北方”，（2）以河南、山西、陕西连接部为核心的“中原”，（3）以山东半岛为中心的“东方”，（4）以洞庭湖为中心的“西南方”，（5）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方”，（6）以九江到广州为中心轴的“南方”。前面三个面向欧亚大陆，后面三个面向海洋，形成了“两半块、六大区”的格局。六大区的文化各有各的源头、特征和发展道路。它们的文化发展大致同步，到公元前第三千年前后已达到了非常接近的水平，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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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个理论，让我想起了他和我的一次闲谈。他说：欣赏油画，需要注意自己观赏的距离，要有恰当的视角，过大过小都不好。我们考虑一个地区古文化的特征，需要合理地把邻近地区的资料也拿过来，而不要就一说一，被现有的行政区划所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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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想，在他的脑海里，大半个中国地域逐渐凸显出六个块体，它们彼此间的界线逐渐显露得明朗起来，而且还有向东、向东南和向西、向西南的对外通道等。犹如提出“大陆漂移说”的魏格纳，在观察全球地图时，各个大陆块体慢慢地按一定的方位移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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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区系类型理论”，我知道的并不多。不过，在一份报纸上，我曾看到这样的说法：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同时，区系类型理论是中国考古学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为这一理论做出了贡献。……这一理论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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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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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求索“石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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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的年代，幸好考古学和文物工作没有完全停滞，国内各地还有新的资料和新的情况出现，学者们自然也随之不断地思考。运动还在进行，父亲身上还有一些“严重问题”没有结论，但当他自感眼下的压力有所减弱时，内心开始“躁动”，甚至更直接地考虑起自己所关切的业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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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初的一个表现，是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和贾兰坡先生开始进行私下的业务交往，尽管贾兰坡先生那时也处于困难状态。那时两人想见面较困难，写信也不便，于是在晚间或假日互相打过几次公用电话。似乎父亲对他有着格外的尊重，也珍惜他的每个成果，或许这和贾先生追随裴文中先生之后自学成才有些关系。后来我知道，这个时期的贾兰坡先生即将进入他学术思想的升华期。在90年代他提出了华北旧石器存在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学说，即“匼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首先提出了中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他还提出中国、东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可能起源于中国华北。贾先生为探究人类起源问题，已经开始从全球的眼界来考虑，即从以往的“中国的世界”跳跃到了“世界的中国”。这个飞跃或许对父亲思考中国考古学的“世界的中国”有某种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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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父亲最明显的躁动是1975年到1976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是他一生学术研究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转折点。这段时间，除了前面说到的关于“古文化的块块条条”小型报告会外，他在1975年年初，还到山东出差了四十天，此外就是“广州之行”，即“石峡文化”考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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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父亲所写的文字材料，还有我2013年去广州对杨式挺先生的拜访谈话可以得知，他的学生杨式挺先生早在1973年就触摸到了石峡遗址出土的资料，并且逐渐感觉到石峡资料的价值和意义可能非同小可，或许能做出大文章。于是不断地给我父亲写信（来往信件维系了六年），介绍那里的情况和资料，并邀请他到广州进行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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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高兴，答应了杨先生的邀请，决定单人赴粤，不搞走马观花。从1975年11月到1976年4月，除了中间的春节假期以外，他差不多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广州研究石峡文化。据说先是由杨式挺陪同他在石峡工地查看遗址和墓地发掘出土的材料，之后又去广东省博物馆的库房里观看和抚摸那里积累了多年的出自很多地点的发掘材料。那时，库房里没有取暖设备，既湿又冷，所以有时不得不移到宾馆里看资料、写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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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乐意在广州待下来，除了对石峡文化的迷恋和师生的情谊外，我想更多的是他觉得那里没有压力。在广州，他素描和撰写了不少文字资料，按他后来发表的文章说：“它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个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又说：“石峡文化不仅可以作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个典型，它还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解体总过程的阶段性发展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类似石峡文化所反映的原始社会解体的两大阶段的发展过程的材料，在我国其他新石器晚期诸文化中还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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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商承祚先生（中）在石峡工地观摩新出土的器物，听杨式挺先生（左）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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