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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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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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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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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始于年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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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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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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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奔走，游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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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到1987年，可谓父亲一生中的最佳岁月。在这十年中，特别是1979年以后，他的各种思想和理念，可以尽情地向人诉说，且得到了大多人的接受。有些还被应用到了实践当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令他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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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研究所拍的第一张单人照（摄于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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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变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外出活动明显地增多了，有的是到考古工地考察、看材料，有的是主持或参加考古学术会议。虽然很忙，但很充实。我们曾玩笑般地说过：“您可有点儿像孔子周游列国了。”他回答说，有相同处但有更多不同啊。我还在我的观察中，发现他带有了明显的“个性”，似乎和他所投身的中国考古学自身也发生的明显变化很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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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术活动内容多是一些新的课题，不是旧框框下的例行事务，而是对发掘资料如何做出更好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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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很多议题和他新的学术思想有关，即多是学科发展的前沿或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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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讨论的题目虽然和全国文物考古工作总计划的大方向一致，但又是带有非计划性的，有些议题是他主动提出并得到地方单位欢迎和赞同的，有不少小型会议前后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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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开展的学术活动“自下而上”的成分多了，纯自上而下的活动少了。不再是传统的工作布置方式，而是带有“非行政性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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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打破了省区之间的行政界限，按内容将几个相邻的省市区人员召集到一起议论共同性的课题。关于这一点，我曾和父亲开玩笑地说，你们是在搞“扎根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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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强调务实，不说空话、套话，不必人多，不必请领导讲话，人人都要有备而来。用父亲的话说，叫作“不看你的文章，但要听你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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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大会小会不拘一格，有人请他就去，也不管邀请单位是不是文博系统，多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有人戏称他在支持“第三世界”。当然也有例外，至少有两个南方的会议他觉得讨论主题不明确，就婉言谢绝了。其中的一个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商承祚先生托人带来一个召开“中国东南地区古代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征求意见书，里面列举了许多研究单位和大学为与会者，但父亲在给主办人的回信中说：“我无意参加，拟给商老个人信陈述意见。此会太空泛，无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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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滕县博物馆看器物（摄于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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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归纳，纯属外行人的观察，但他这一时期倡导和参加的学术活动都是有课题意识的，又都带有“自由思考”或“独立研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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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10月父亲收到的一封来信中可以看出，他的频频外出有些招眼。比如，原来他只说是到烟台市养病去了，可养病期间，还跑到长岛、曲阜、潍坊、黄县、寿光等地“搞自留地”了。1977年10月，参加了南京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次年，又为他倡议的在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写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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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南京的学术会议上，他首次正面地提出了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这是继1958年尹达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中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和1975年8月胡绳在政法干校大礼堂的学部大会上强调“要有志气在许多学科建立自己的学派，要有中国民族气派、风格，要重视方法”之后，他做出的公开的、正式的回应。同时，他还以区系的视角谈了他对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最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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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岁月中，我们这些子女的认识已远跟不上他的学术思路了，更难以对他的学术境界和学术贡献做出准确的描述或评介。于是此时我只能通过见到的一些表象和父亲对我这个外行人的一些日常谈话内容对他进行回忆，而谈及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东西，自然就是挂一漏万了。幸好，我找到了他那时写信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底稿，将它们直接引用到文中，或许能让读者更直接地感触他的心迹。另有，这期间有关他的文章报道也陆续多了起来。例如1993年《东南文化》第1期刊登过他的访谈录——《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1995年《东南文化》期刊分上下两篇刊登了高炜、邵望平先生访问他后经汪遵国先生整理的《圆梦之路》，对他的学术研究历程做了介绍。1997年香港《明报月刊》第7期刊登的《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是该报主编古兆申先生于1996年到1997年四次来我家访问他之后写成的人物专访。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专访题目当中的“中国梦”三个字，恰恰点中了父亲一生的追求——他的心迹和足迹围绕的全部是中国的考古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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