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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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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考古先驱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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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考古第一人李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于1979年末去世。大约是1981年，李济先生的儿子李光谟前来我父亲家里，拿来了一份李济先生的生平传略。两个人顺便谈了许多两岸的学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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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谈话我不在场，后来听父母说及，谈话大意是，我们这边很多年在媒体和学术刊物上，都没提及李济的名字，年轻一代都不知晓了。甚至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刊物上，还对他有所歪曲。海峡的隔阂，政治的对立，把他忽略了，是不尊重历史，但这个状况总会改变的。他领导和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他和梁思永的努力，使得发掘工作走上了科学轨道，造就出了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南京和北平两地的考古工作，起点都很高，做事科学严谨。这些历史，总归会被后人认可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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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我在50年代起，多次听父亲和他同事们说的“济之”，原来就是李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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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李光谟教授再次来我父母家，带来了他用两年时间编写的《李济传略》，请我父亲审阅。他们叙谈了许久。事后，父母向我们讲了一些我们不曾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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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韩国学者李亨求到台湾访问，受到了高去寻先生的接待。高先生曾参加过安阳的发掘，和我父亲相互都很了解。在陪同韩国客人参观了“李济纪念馆”之后，高先生特意请李亨求到北京见到我父亲时，把照片带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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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文物出版社曾准备出版《李济文集》（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光谟先生把样书送来我父母的新家，请父亲审阅。父亲很认真地翻阅了许多天，其间正巧鲁明导演来访，看到他正把大本书放在腿上，低头用放大镜认真看着，还仔细对个别文字做修订，鲁明导演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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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就李济先生的贡献，也对鲁明导演说了一些颇有感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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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考古，是他和梁思永等人开启了一个好头，功不可没。……两岸分隔了这么久，一代多人的光阴啊。这里似乎把他的名字和那么多的辉煌业绩的过去全盘抹掉了，这怎么可能呢。搞历史的人反而没能尊重历史、曲解历史了。……李济的文章写得真好，时隔四十多年了，现代人读起来依旧朗朗顺口，深入浅出，有些段落可以当作教材范本呀，看着舒服，读着圆润，这样的文风难得。……我有幸和他有过点滴交往，在我的努力中得到过他的鼓励，我记忆犹新，受益匪浅。此后虽然好久没能见面，思想却是一脉相通的。……尤其是，李济先生说的做考古的五个条件很好，现在依旧适用，尤其是前两条，真让我心动。……真想再和他交流，我有很多话要说，可惜都不能如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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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了一下，李济先生说的，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的五项条件是：（一）必须有问题；（二）必须有方法；（三）记载必须精确；（四）必须无成见；（五）必须有耐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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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李光谟，他将去王振铎家，赶紧把这些情况告知。李光谟说，已经打听到他的住址了，这几天就会去拜访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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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先生《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手稿（第1页）（全文现存于陕西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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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外发生在2008年2月我母亲去世后，我们在清理一个樟木箱子时，出乎意料地在箱子最底层的一大张牛皮纸下，发现了李济先生写的《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原稿，13大张。我不得其解，父母一直没和我们正面说过它啊。随后我又猛然想起，父亲在“文革”之后曾弱弱地却又是一字字地对我说过：“你妈妈有时很有妙想，把几个重要的软纸文稿分摊了开来，铺在了樟木箱最底层，再用厚牛皮纸盖上，这时你用手在牛皮纸上面摸摸，会觉得牛皮纸下啥也没有。”我当时听了，还以为他是指他和徐老伯的那两份软纸手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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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先生的手稿，是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横写的，内有精心手工绘制的公式和表格。薄薄的软纸已经呈黄色，发脆了，我不得不赶紧到琉璃厂把它裱糊起来以作保护。它的开头一段很清晰、流利且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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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未亡，已经有了商；殷未亡，已经有了周；这是传统历史已有记录的。从文化的继承上说，这里面包含两组性质不同的问题：（一）在某一时期内，未亡的正统文化在地域上虽显有不同的中心，是否尚有交错的区域？（二）在这几个文化系统所达到的区域内，每一个地点文化的演进是否如传说历史所说的那个程序？这些问题显然都是考古学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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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令我再次感受到，老一辈考古学者就是这样一代代地辛勤劳作和传承着。我甚至联想，李济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思索的，似和徐老伯、我父亲所思索的“周人与秦人关系”这一课题是很接近的。这就难怪父亲和李济先生的儿子谈话时，提到了两个人学术上有“共鸣”。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李济先生愿意把他的这篇手稿送给父亲，父亲也很珍惜这个礼物，努力加以保存，现终于得以让世人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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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海峡两岸准备召开学术会议。1993年父亲接到了杜正胜先生的邀请函，他对此很上心，说那里有好几个老朋友呢，也还有新人，现在很想和他们交往交往。在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书柜时，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夹着一个便笺，推测是1993年写的：“起搏器安装后的电池可以持续用十年，现在我刚刚用了四年多，应当没问题的。”但父亲最终没能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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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我的时间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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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似乎是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做法。可能是他明显地感觉到，和想要做的、需要做的事情相比，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加上一些老朋友的相继离去，对他的信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他1986年给河南博物馆馆长许顺湛的回信里和1990年写给郭大顺的信稿中（信未发出，郭先生就来北京见面了），都能隐约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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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顺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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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收到11月2日来信，因故迟复为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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