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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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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西周燕下都遗址的小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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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0年代初开始，父亲去了几次北京南郊的琉璃河。那里发掘的商周时期遗存，是三千年前的旧城址，即北京城市的发祥地。他对我们说，既然你们成了北京人了，更该去看看，里面的学问可不少啊。例如，这里既然叫作“燕下都”，那么“燕上都”又该在其北面的什么地方呢？延续到了元代，又有了元大都（北京）、元上都（在锡林郭勒，恰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和元中都（却是在张北县）的格局，两者有什么关联呢？……虽然父亲这么说了，但我还是一直拖延着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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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地震学家来北京进行学术交流，拿出了一本日文的北京导游手册，要我陪他去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参观。日本人对这个遗址很重视，有点像许多美国人对西安半坡遗址的重视一样。那天我和他到达后，看到大门外立墙上的馆名字体有些眼熟，走近细看，才知道是我父亲的题字。在此前，隐约听母亲说过，曾看到了他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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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问父亲：“这个遗址怎么竟然由您题写馆名啊？”他对我说了很多，也让我知道了不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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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但三千年前燕国受封立国的都城在哪里，近代人一无所知。早在我父亲进入北平研究院之前，在1929年到1930年期间，就由冀察古迹考察委员会和燕下都考察团对易县的燕下都遗址做了现场考察，参加的单位除北平研究院外，还有北京大学的调查、勘察组和北平的古物调查团等。据传，此前北大本想和南京合作搞考古研究，不想南京那边可能觉得北大没有出过国的人，未予响应，所以北大才转向了北平研究院并有了实际性的合作。这个背景已少有人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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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末，父亲刚从昆明回北平不久，突然有位陌生的中年人提着书包来他办公室。他是中国银行的吴良才先生（注：和兰州的吴良才同名，也是在银行系统工作），是位难得的文物爱好者。不久前他行使公务，去琉璃河水泥厂办理发放贷款事宜。这个水泥厂原是日本开办的，现已划归国有了。他在去往水泥厂的小土路上，偶然间看到地头处有个陶器碎片，就拾了起来，细细端详不似现代的，就继续寻找，果然又找到了好几片。带回城里后，打听到我父亲正好是摆弄陶片的，于是就找上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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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细细观看，习惯性地摸了一番之后，惊奇而肯定地说：“好呀，这少说也有两三千年。”接着，详细询问了发现的经过，并把陶片留下，认真地记下了他的姓名。父亲通过这个事情，也再次感悟到了普及文物知识对于大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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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个时候百废待兴，没条件去调查或操作，父亲只是给徐老伯等人看了陶片，然后便存放在办公室的一个玻璃展柜里了（和他在宝鸡陈仓故城一带拾到的大约一二十个青铜箭头摆在一起，我曾抚摸过它们）。建国后，父亲立即把这重要线索告知了北京市文物局，并把陶片移交备案。50年代初，父亲常去故宫，又和马衡先生专门讲述了此事。他们还得知，陶然亭公园在清理湖底时，意外地挖出了大面积的居住区。于是，可以把北京市区的南部—琉璃河—易县连接起来，使“燕文化”在田野考古发现方面首次得到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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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全国开展文物大普查，在琉璃河一带进一步得到了不少线索，琉璃河遗址已初现端倪。北京市文物局和我父亲为此有多次业务交谈。从1958年到1959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要制订实习计划，父亲立刻提议：就到琉璃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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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北大考古系师生来到这里，正式调查了董家林古城，并在刘李店和董家林开掘了一条很小的探沟，发现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陶片。1963年，黄土坡村村民施友在挖菜窖时，发现两件青铜礼器：铜鼎和铜爵。这两件青铜礼器的出土，表明这一带应有较重要的西周时期的墓葬。根据这一线索，1972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及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来到董家林村，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器及重要建筑物上才能用的板瓦。北京大学邹衡教授首先认识到，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以后又陆续发现了许多文物，但父亲最关切和惦念的，是它周围的城郭和如何做好保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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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告诉过我们：现在的发掘资料，显示了燕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史记》对“燕世家”的记载原本很简单，但发掘出来的实物内涵却很丰富。在一个集体合葬墓葬中，死者个个都持有铁的兵器，这和晚于它千年之久的西安兵马俑坑里士兵也持有铁兵器完全相同。由于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这种铁兵器，因此“燕文化、燕国史，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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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起，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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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琉璃河遗址（摄于198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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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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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难忘的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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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们说过，1994年是难忘的，但在1993年也有许多值得说道的事情。例如，那年5月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并举办了父亲题名的“迎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那次会上，父亲做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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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父亲85岁。“难忘的重要年”——1995年春节，全家一起团聚时他如是说。他很舒畅并有些得意地列举了发生在1994年的四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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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大事，是海峡两岸考古学开始沟通了。1993年，他接到了台湾的邀请函，请他参加1994年在台举办的两岸考古学交流会。台湾提出的会议题目是“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并决定在会议后出10本书，总题目是《中国考古文物之美》(4)。父亲在序言中提出中国历史上国家形成的三个模式。我知道，经过了多年的隔离，他有不少久久思虑着的学术话语想和那边已经所剩无几的老朋友倾诉。他对这事很重视，也很上心。这个情景和他抗战胜利后，旁人劝他出国，他死也不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填表、写申请、拍照片等手续办理得很及时。但是上级很担心他的身体，建议不要去，僵持了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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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赛克勒夫人、宿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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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是有三本书投入社会。第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在这一年的春天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说：“和钱锺书、巴金等当代文化、学术界巨匠同获此殊荣，已不是一个人的光荣，而是本学科的光荣，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现已达到学科的成熟。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有它的时代性，是王国维那时的人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本书是这年秋季出版的第二本论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这本论文集是1984～1994年十年学术思想的总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第三本书是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分册（有张忠培和严文明参加）在这年出版了。“这是一本真正的书”，把远古时代没有文字的历史第一次写出来了，“由考古学家来写远古史，有条件也有难度，但总归开启了头。……不久的将来会有新资料补充、又有新的难度，将一步步地充实改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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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大事，是“这一年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次的考古不是被动配合基建，而是主动与课题研究结合了起来，一个季度的调查便提出许多前所未知的问题，譬如西北高原的黄土竟然也飘到三峡地区了，尤其是通过三峡的工作扩展了对巴和蜀的早期历史的研究，通过三峡可以重新认识长江流域考古”。父亲将“抢救性的三峡考古工作”，列入他的难忘1994年的时候，三峡工程即将开始启动。他认为可以借此机会主动地做些有益的课题，以认识三峡（的文化）。甚而想，将来三峡成为旅游胜地时，就可以顺势再盖个大的考古博物馆。俞伟超先生是三峡考古的负责人之一，常在第一时间来我家向父亲介绍许多抢速度发掘的见闻和巨大收获，以及遇到的问题困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