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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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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张光直与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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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父亲接触的第一个海外华人考古学者，是张光直先生。他是李济先生的得意门生，较早地接触了大陆考古界。他第一次来我家是在1984年到北大讲课期间，也就是父亲逐渐脱离了北大的教学工作之后。我家搬到昌运宫之后，张光直先生又来拜访过两次。其中的一次是1990年，他特意给父亲送来了一个很轻便的钛合金拐杖。但父亲只是逛紫竹院时用了几次，正式场合没用过它。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它的底部是四个小爪子，显得太隆重了，还是这个简单的木头拐杖更适合我。等我过了90岁，再用那四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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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张先生自70年代中后期，和大陆有了多次交往，直到70年代末才知道北京大学有考古专业，还有个苏氏。父亲说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执着的人，也很难得地在向西方介绍宣传中国考古学，是追求真理而不顾其他世俗观念的人。他的学术成绩和沟通海峡两岸学术关系、培养学生、接待大陆年轻学者访问等作为，都值得赞赏，怪不得李济先生那么喜欢这个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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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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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说：他起初也信守“中原中心论”，对“多元一统”说不屑一顾，但他凭资料、凭逻辑推理来和你争论，最后在众多的资料面前，终于把他历来固守的观念抛弃了，是位难得的认真做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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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父亲和张先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不尽一致。1986年，张光直提出“玉琮时代”说，认为“玉琮时代，代表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亦即《国语·楚语》所说帝颛顼令重、黎二神绝地天通的时代”，并认为玉琮时代介于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因而构成中国古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石器时代、玉琮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父亲似对这四个阶段说并不热衷。虽然他对玉文化也很重视，但并不认为一定单独存在过这样一个玉文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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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张光直先生的印象也很深刻，说“他对你父亲由衷地尊重，但交谈问题时，说话总是很慎重的样子”。名词、术语、概念上互相理解起来有些费力，谈话中难免带有些紧张和严肃，但双方都有诚意。话题从怎样定义中国，什么算是文化、文明，直至中国文明的特点等。母亲还说，她注意到张先生有病还在坚持来大陆探寻究竟，一定是他心里装着些学术大事，所以才不肯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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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当我父亲在医院和病魔抗争时，张先生也在医院做脑部手术（以期望将帕金森病的症状减轻）。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再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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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是父亲熟悉却未能相见的海外学者。他们早就相互知晓。1994年，张忠培先生从台北“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回来，向父亲讲述了会议上代父亲宣读讲话稿的情况，还有他与许倬云先生会晤、代表父亲和他相互问候的情景。父亲听后说：我们大陆这边就缺乏（像许倬云先生这样）有才干的做大学问的学者，他的心界和知识两者都那么宽厚，且能做出独特的思考，又坚韧地努力认真求证，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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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5日，父亲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函，请他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而许倬云先生正是那里的客座教授。父亲在邀请函里着重在许先生的名字旁画上了一个标记。但此次父亲还是未能成行，于是两人也就没能在香港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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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许先生第一次来到大陆，在张忠培和郭大顺两位先生的陪同下，先去了牛河梁几个遗迹现场参观，准备此后再到北京和我父亲相见。许先生对张先生和郭先生说过，他和苏秉琦途异却同归，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一体，也盼望着赶快到北京和苏先生会面。可几天后他在现场看实物很兴奋的时候却得知，我父亲已紧急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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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读《许倬云八十回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时意外发现，许先生和父亲有许多相似的工作习惯和认识。例如，他喜欢到现场看环境和实物，而并不满足于看展览，常常是去过现场后再进展览馆；喜欢亲眼看器物和用手摸器物；不沾手文物买卖；和父亲殊途同归地发现，中国文明的“中原中心说”不合事实。他很感叹地说，苏秉琦的工作和成果“真不容易”，很是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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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许先生在这本书里也曾提到，张光直先生“择善固执，直到书出第三版时，才终于承认中原中心论不如多元论妥适，全面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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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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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对“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学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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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创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立中国考古学派，我原本以为是中国考古学无可置疑的总体奋斗目标。不想进入新世纪以后，直接或间接听到了一些议论。无论是当前不再提起它，还是我父亲当年的“学术情结”，以及对这情结的不理解或曲解，我想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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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召开的“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议”过后多年，我从一位客人那里听说，偏偏是我父亲在这会议上讲的下述附带性的、并非核心内容的几句话，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我国的考古工作正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有了可观的人才队伍，我们也有了大量的极其珍贵的发掘资料，外人都很羡慕。那么现在的重要大事，是在我国独有的丰富翔实的野外资料基础上，相应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和思想分析方法，从而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科理论，构成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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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一些文章和讨论，似未切中该讲话的核心，而是把讲话曲解后再做否定。关于中国学派的特征，父亲在和客人谈话的文字记录里，曾有较完整的叙述：一、有组织、有目的、大量的、协作式的田野工作成果为其沃土；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论，庖丁解牛式的方法论，综合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不同于“玩古董”的个别器物研究；三、区系类型为其基础理论；四、基本完整的古史框架；五、人民大众的科学，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六、认识区系的中国—区系的世界—区系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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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在日常闲谈中一再体会到，他对“中国特色”始终念念不忘。他的这个愿望的由来，主要和两件大事有关。第一件大事，是1959年9月在大批判的浪潮下，尹达先生力排众议，不赞同把瓦罐排队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进而提出了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并召集了小型的座谈会，这对我父亲是难能可贵的雪中送炭。北大师生想要奋战四十天写出中国考古史时所遵从的口号，也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第二件大事，是1975年8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部长胡绳同志在政法干校大礼堂召开的学部大会上做的报告。“胡绳特别强调，要有志气在许多学科建立自己的学派，要有中国民族气派、风格，要重视方法（论）。”父亲说，“这一思想对考古学发展起到了指明方向目标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讲话适逢父亲学术思想的转折期，对他后二十多年的工作和思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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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将他的一些日常谈话串接起来，或许能够看出一些他的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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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有个性，要发现和总结自己的长处、优缺点。好的特点就可称之为特色。如果事事都首先依靠别人来议论，你只是将别人对你的议论进行综合，没有或自行丢弃自己的话语权，这不算你谦虚有度量，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充其量是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