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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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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马连登：破陈规，创马派西河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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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马连登在京津一带演出时的照片，时年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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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登（1897—1976），北京人。西河大鼓演员，西河大鼓伴奏的名手。出生于北京南苑镇一个菜农家庭。13岁（一说15岁）拜西河大鼓艺人耿起树为师，学会了《大隋唐》《包公案》《杨家将》《明英烈传》《三国演义》《呼家将》等十几部大书。长期在京津一带演出。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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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的大鼓书，我并不生疏，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祖父到天桥听过，可那时候太小，不知道听的是哪一种大鼓，记不住听过的曲目了。只记得一个老头坐着弹弦子，一个年轻女子面前有个圆圆的扁扁的小鼓放在一个架子上，唱几句，打几下鼓，很有韵味。等到长大了，知道大鼓种类繁多，有京韵、西河、奉调、铁片、单弦、琴书等。遗憾的是，这时候想听一场大鼓书已经是很难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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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派西河大鼓，我是先知道著名西河大鼓演员马增芬和单弦名家马增蕙的，因为听过马增芬的《玲珑塔》。而对她们的父亲马连登先生的了解，是在我收存了马连登在1969年1月2日写的一份《证明材料》之后。经研究，这份材料是“文革”期间，马连登应天津文化系统的红卫兵来调查陈亚南时所写。通过这份材料，亦可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伪时期京津曲艺界的一些情况以及马连登的行踪脉络，不妨照录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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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南，艺人（变魔术）。1937年冬季，由天津市讲口的王桐聚勾结日本红帽衙门的特务，到娱乐场所强迫艺人登记，我当时在旧日租界中原公司曲艺场演出，由后台负责人带着全体演员到南市牌坊一个场内登记，我和常宝堃、陈亚南等人登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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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武汉后，我听说，常宝堃、陈亚南曾为敌伪到街头庆祝宣传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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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前后陈亚南和常宝堃、赵佩茹等人组织成立兄弟剧团，听说常宝堃当团长，副团长是陈亚南，演出在南京庆云戏院，是大汉奸恶霸、青帮头子袁文会和杨俊开的园子。陈、常他们所演出的剧目有：《前台与后台》《前因与后果》《化蜡扦儿》《反串法门寺》等节目。他们是袁、杨的红人。1942年春天，由相声艺人侯一尘提出，将原“新民会天津游艺协会”重新改组，当时我和陈亚南、蒋轸庭、王新槐等人讨论筹备大会成立，还讨论为大会成立筹款义务演出一场。演出时有我和常宝堃、陈亚南等人参加。日子不多，就在南市燕乐、升平戏院召开成立大会。由侯一尘、王明福主持会场，由侯宝林司仪。同时有敌伪新民会天津组织部长、汉奸头子张笠炎出席大会并讲话，庆祝大会成立，还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日华亲善”等反动口号。并在敌伪报纸《庸报》登载大会成立情况。这个会改组名称是“新民会天津市联合游艺协会”。地址设在南市华林后五道庙公所内东座，所有理事成员等人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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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侯一尘，副会长：王明福。有常务理事、理事、监察。常务理事：马连登、陈亚南、刘仁山、王宝银。理事：马三立、侯宝林、王新槐、陈亚华、秦佩贤、张连仲。下分七个支会：曲艺、相声、评书、西河、坠子、杂技、后台管理。曲艺支会长：王宝银；相声支会长：马三立；评书支会长：蒋轸庭；西河支会长：张连仲；杂技支会长：陈亚南；后台管理支会长：王新槐；监察：张寿臣、徐田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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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会曾组织为敌伪慰问演出：武田制药厂、炼钢厂、皮革厂。我和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陈亚华、马三立、侯宝林、佟树旺、宋慧玲等人演出。这个组织是个反动的汉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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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由评书艺人蒋轸庭提出，侯一尘账目不清，并且不辞而别，会务没人管了，需进行二次改组，名称“新民会天津市联合游艺大会”。会址：南市东兴市场王记书场内。会长：蒋轸庭；副会长：王明福、陈亚南；理事：马连登、常宝堃、赵佩茹、佟浩如、陈亚华、王新槐、尹寿山。下分五个组，评书组长：陈士和；相声：尹寿山；曲艺：陈亚南；西河组：张连仲。所有理事成员等人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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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陈亚南在敌伪时期参加过两次敌伪反动的汉奸组织，并为敌伪慰问演出等反动的活动情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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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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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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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份材料是谈陈亚南的情况，现在对陈亚南了解的人不多了，以下对他做些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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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南，1908年出生于天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魔术大师。他14岁拜魔术大师穆文庆为师，17岁登台演出。1927年参加天津国艺魔术团。1932年组织东亚魔术团。1938年组织天津兄弟话剧团，演出魔术和话剧。擅长手彩魔术《苗子》《顶针》及“抛活”。常演的节目有《刀箱》《砸表》《老将点兵》《水晶箱》《空中悬人》《木箱换人》等。表演风度潇洒，手法严谨，节奏鲜明，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为北派魔术代表之一。在表演中善于“使口”，与兄陈亚华的对口严谨，简练生动，诙谐幽默，配合默契。新中国成立后，陈氏兄弟参加天津曲艺工作团，后来改组为天津杂技团，任副团长和魔术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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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登的证明材料中涉及的曲艺界名家很多，不一一介绍。这份材料和材料最后给陈亚南下的定论——“陈亚南在敌伪时期参加过两次敌伪反动的汉奸组织，并为敌伪慰问演出等反动的活动”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材料中涉及的其他曲艺演员，包括马先生自己不都成了“汉奸”吗？实际上这只是“文革”时期的环境需要，不得不上纲上线而已。如果一个曲艺演员曾经为日本人演过节目，参加过日伪时期汉奸组织的某个游艺社团，就按汉奸论，那“汉奸”可就太多了。说穿了，演出也好，加入日伪组织名下的娱乐社团也好，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混口饭吃，保个平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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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登原名马国良，1897年出生在北京南苑的一户贫苦的菜农家庭。他逝世于1976年，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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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登幼年时，最喜欢的是到“地上”听书。“地上”就是鼓曲演员和评书演员开的露天书场。这里的“书”指的是评书和鼓曲。鼓曲，民间称为大鼓书，起因是鼓曲演唱的是大部头的书，简称大书，如《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等。西河大鼓是鼓曲的一种，起源于河北，是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马三峰的人和同时期唱说鼓曲的艺人在木板大鼓和弦子书的基础上，吸收戏曲、民歌等曲调和唱腔，配上三弦与铁板等伴奏发展起来的。表演的方式是，表演者自击鼓板，边说边唱。当时西河大鼓演员耿起树在南苑开了个书场说大书。为了能够吸引听众接着听书，评书和鼓曲演员每次的书结束前，要留个“扣子”，好把听众的心拢住。马国良听了耿先生说的书，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于是，马国良每日都要去听耿先生的书。耿起树见这个孩子如此着迷鼓书，人长得又机灵，就收他为徒。那年，马国良13岁。按门里的字排，耿先生为他起了个新名叫连登。据后来马连登说，他学艺时吃了不少的苦，受了同龄的孩子想象不出的罪。按照学徒的规矩，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马连登腊月天学弹弦子，愣是把大拇指伸到雪堆里，冻得像小胡萝卜，然后接着弹，直弹到手指发热为止。就这样，马连登学会了《大隋唐》《包公案》《杨家将》《明英烈传》《三国演义》《呼家将》等十几部大书。少年时期练的基本功使他受用一生，直到晚年马老先生为女儿马增芬伴奏，大冬天在广场演出，别人都冻麻了无法操琴，可马老弹指自如。马连登出师后，在南苑一带撂地儿，演唱《杨家将》《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等大书。不久，他和师父离开南苑，到了天桥一个叫茶汤吴的茶馆说书。老板叫吴振山，他有个女儿叫吴书善，比马连登大两三岁，喜欢听马连登说书，时间久了两个人产生了恋情。马连登和吴书善喜结良缘后，马连登白天照常到书场说书，晚上则教吴书善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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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马连登不断进行艺术改革，用京字京白演唱西河大鼓，吸收京剧的唱、念、做、打的艺术手段，丰富了说唱形式；在当时，他与鼓书名家黄福才、张起荣、赵玉峰、王书祥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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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马连登一家生活在天津，1953年，由天津回到北京，住在宣外香炉营六条八号一个不大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原来的主人是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卖给了马家。自打住进了这个小院，马连登就未搬离过此，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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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登夫妇育有三儿三女，都跟着他们两口子学习鼓曲，成了名副其实的马家班，在京津两地很有影响。在这六个儿女中成就最大的是他们的二女儿马增芬，十一二岁就跟父亲登台演出，她的嗓音圆润，鼓板打得连贯轻盈，加上人出落得俊俏，一出场就受到天津听众的好评。马增芬15岁那年，因在电台唱的绕口令《玲珑塔》播出，她的名字在津门家喻户晓。1940年后，马连登、马增芬父女专攻短篇曲目，以只唱不说、唱腔丰富、板式多变闻名于鼓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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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马连登和马增芬都加入了中国广播艺术说唱团。马老先生为女儿伴奏，一起创造了西河大鼓的新流派——马派，演出了《闹天宫》《刘云打母》《白蛇传》《花唱绕口令》《绣鞋帮》等一批经过整理的优秀传统曲目。马连登还帮助马增芬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西河大鼓女声唱腔，突破了男女“一道汤”的陈规，不少人向他们学习并传唱，使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西河大鼓流派艺术很快得以推广。同一时期，马连登还整理、演出过《杨家将》《隋唐演义》等长篇评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存有他所演播的一百五十段《杨家将》全部录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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