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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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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蔡金波：天桥鼓界的“女中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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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蔡金波加入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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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波（1920—？），河北保定人。著名西河大鼓女艺人。11岁开始学习西河大鼓。1935年在北京天桥首次演出，因其响亮的嗓子和精神抖擞的台风，并能较好地刻画人物，表演传神，成为天桥一带撂地儿受欢迎的鼓曲女艺人。1950年参加北京宣武说唱团，同年参加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候补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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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活跃在北京天桥的鼓曲女艺人很多，但享有盛誉的很少。蔡金波是和孙书筠、赵玉明、骆玉笙、魏喜奎、焦秀兰姐妹、王艳茹姐妹等齐名的女鼓曲演员。蔡金波是西河大鼓艺人，比起和她同时在天桥走红的女鼓曲艺人，蔡金波得天独厚的是有副好嗓子，在鼓乐的伴奏下一甩长腔能使半个天桥都听得见。很多老北京被她优美高昂的腔调所吸引，成为她的忠实“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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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波1920年出生于河北保定清苑县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那年，因家里的生活无以为计，父母忍痛将她卖给了西河大鼓艺人蔡宝兴的儿子当童养媳。蔡宝兴的儿子蔡连贵出生于1927年，两个人相差7岁。那个时候，有钱人家都喜欢给自己的儿子找个大媳妇，好照顾自己的儿子。也是从这一年，她开始跟着公公蔡宝兴学习西河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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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蔡金波15岁，已经出落得清秀美丽，并有一副响亮的嗓子，练就了精神抖擞的台风，首次在天桥演出就一炮打响，成为天桥一带撂地儿受欢迎的曲艺女演员。与同在天桥卖艺的女鼓曲演员不同的是，蔡金波颇有男演员风度，平时和演出时不太讲究服饰打扮，爱表演武段子，时时展现刀马工架，演唱的内容有《说唐》《杨家将》一类故事。蔡金波的西河大鼓曾红遍天桥，可她一个字儿也不认得。到了五六十年代，戏曲界要求演员说唱新书，这可难坏了蔡金波。无奈之下，她就请有文化的同事给她念新书，凭着好记性和刻苦精神，她愣是能说唱《烈火金刚》等大部头的小说。有时上午听读，下午就要演出，除去道白，还要编出词儿来唱，板眼、腔调都不能错，还得合辙押韵。这些，蔡金波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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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波虽然是卖给蔡家做童养媳的，但她与丈夫蔡连贵夫唱妇随相处得很好，而且夫妇二人与曲艺界同仁的关系也处得不错。1950年，蔡家父子和蔡金波同时参加了宣武说唱团。因其纯熟的技艺和精彩的表演越来越受到群众的欢迎。她的事迹曾被《北京日报》报道，并参加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候补理事。1953年，她被选为曲艺界的代表，在中南海开了半个月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之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蔡金波因出身贫苦，又曾有童养媳的经历，成为组织上信任和依靠的对象；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中，蔡家沾了昔日童养媳的光，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蔡金波为人朴实诚恳，与公公蔡宝兴、丈夫蔡连贵配合默契，对人对事均保持中立的态度，更不随意攻击他人。对已被打倒的同事不歧视，一如既往地与之走动；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不惧怕，更不同流合污。翻阅1958年说唱团评鼓组的揭批记录、红专讨论等资料，蔡金波和丈夫蔡连贵的表现是积极的，蔡连贵还担任了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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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本文的时候，把涉及蔡家的资料仔细看了一遍，尽管有的资料实属于揭发批判性质的，但字里行间却反映出蔡金波与蔡连贵夫妇与人为善、息事宁人、不招灾惹祸的处世之道，以及与同仁和睦相处的一面。其中一份是“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后，1958年9月1日北京市文化局在曲艺界开展的“向党交心”活动中，评鼓四组的发言记录。所谓“评鼓”是指评书和鼓书艺人，当时把他们分为四个组，第四组的组长是蔡金波的丈夫蔡连贵。发言记录所记的第一个发言者，即是蔡金波。蔡金波的发言很诚恳，像是有备而来。她发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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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金钱主义思想太重，我不应该与爷们（丈夫，指蔡连贵）对立，为我自己多挣钱，把别人挤垮的思想是严重的。我开会要代价，我是不对的。我对大家的帮助不够，也是我的错误。我对于土地改革又满意，又不满意，是我的思想错误，土地改革完全是正确的，我不应该有不满意的地方。我经过交心运动以后，我觉悟了。党对我们教育，对我们关心。我永远跟党走，和党一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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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言，有三个“点”，都是被他人揭批出来的问题：她是市文联候补理事，丈夫蔡连贵又是说唱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她依然像旧艺人那样，只要能有演出，能挣到钱即可，其他的与自己无关；甚至对于参加文代会、文联会议等活动耽误了演出，也提出要“误工费”，这自然是不合潮流的。更重要的是，她对于土地改革时期，自家辛辛苦苦靠卖艺攒钱置的百十亩地被政府收回不是很情愿，但又很无奈。她的这个发言，算得上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自然会得到组织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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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蔡金波家的土地及她的公公蔡宝兴、丈夫蔡连贵的有关问题，也是在揭批运动中被人抓住的几个关键问题。西河大鼓演员王艳茹的哥哥王同乐在其所写的几份揭批材料中，都涉及了。以下不妨照录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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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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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蔡金波、蔡连贵在交心会上谈对土改有些不彻底、不老实。蔡宝兴是蔡连贵的父亲，蔡宝兴自己就说过有一顷多地，他全家在外面说书，并没有参加劳动的时候，他们回去收租。可是交心会上，蔡金波说有七十来亩，她还受地主的压迫。（他们的地在南苑王乐庄，我了解有一顷多地。）请问领导，她不参加劳动，到时收租，我不明白，蔡家是什么成分。蔡连贵说，他对土改没意见，我的看法，蔡连贵没把真心交与党。蔡连贵的叔叔蔡宝光在保定市是大右派分子，蔡连贵经常去保定，他叔婶时常来北京住在他家。他婶母过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是团长就是营长的太太，常来北京住他家，不知搞什么鬼。河北省保定大右派头子李国春与蔡宝光、蔡连贵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李国春也到蔡连贵家，不知他（们）有什么事情。在交心会上，他没有说出来，这样交心，不老实。他争取连阔如、段兴云，我为（此）都有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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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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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揭批材料中，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隐瞒了在南苑的土地数；二是阶级界限不清，与他的“右派”分子叔叔，也就是保定市曲艺会会长蔡宝光和当过国民党军官太太的婶子以及朋友、大“右派”李国春依然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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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蔡金波做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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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复：我在交心时，我说我有七十五亩地，卖了三十八亩，还剩三十余亩。余下这地我们自动上交了。我谈的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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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受地主压迫，就是因当地乡长压迫过我们，他盖房子挖我们地里的土，我们不敢对抗他，所以我说受他们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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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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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多，回答了王同乐揭批的问题。如果蔡金波讲的是事实，完全是可以过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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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揭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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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王同乐）与刘田利、蔡连贵、蔡金波、王艳茹一同到朝阳门外凤记茶社演出《铁道（游击队）》，是第一次试演，有王尊三，还有一位我不认得。我一个人弹了四场弦。王艳茹唱了一个小段，（然后）又唱的《铁道（游击队）》。刘田利、蔡连贵都唱的新的《铁道（游击队）》。蔡金波唱《白蛇传》。（为了这次演出）我牺牲了我的早场（演出），又牺牲了我的中场，（为他们）弹弦自己赔车钱，结果我一文没得（演出费），可是为刘田利弹琴的吕素坤，刘田利给了二十元钱，吕素坤没有演出，为嘛他得二十元。刘田利这思想要交代，他看政府的钱太意（太容易）啦。我找刘田利、蔡连贵问他们，他们说，你不指着，别要啦。可是蔡、刘他们全家都分了钱，我从（来）与他们说过，不给我钱没关系，把我应当的钱交给政府，我买公债要救济难民。可是他们没有，全为了自肥，他们得了这些钱，给国家给人民办了哪些有利的事情，叫他们答复。有没有贪污行为，叫他们好好交代。这是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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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田利的徒弟也得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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