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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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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王艳茹：昙花一现的西河大鼓女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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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1947年参加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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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1922— ），河北任丘人。自幼随父王振芳学唱西河大鼓，并与姐姐演出垫场小段。12岁登台于天津。1937年随家人迁居北平，演唱于天桥先农坛市场书馆。1940年参加北平曲艺公会。1949年后，加入北京曲艺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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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天桥，鼓书艺人很多，而且多为女子。书茶馆常年有女艺人演唱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等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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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有家三角市场，那里有三四家鼓书场子，最大的一个在市场的最西头，西河大鼓女艺人王艳茹和王艳芬姐俩曾在此轮流演唱《三侠五义》一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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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姐妹所在的天桥三角市场的书茶场子，条件是寒酸了些，但毕竟是自家固定的说唱演出场地，比起那些没有名气的姐妹们东奔西跑地“唱”无定所，还要受地痞流氓的欺辱，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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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初学大鼓的女艺人出徒后，先多在天桥三角市场外一家叫二友轩的书茶馆实习演出，后再逐渐转向一些有名气的茶园，如东安市场新中国茶社、王府井凤凰厅、西单商场的茗园茶社和上海游艺社等。二友轩早晨不卖清茶，下午一两点开始说书，连续说到夜里十一时。它虽然经营茶水，但主要接待顾客听书，以听大鼓为主。鼓曲艺人都是坤角，轮流演唱小段。来这样的书茶馆演唱的大多是还没有出名的年轻女艺人，有的也就十二三岁，大一点儿的也不过十八九岁，由于都是女子来此演唱，因而叫“坤书馆”。茶座设备比较考究，有藤、木方桌椅，顾客可以边喝茶边听大鼓。室内还有小贩到桌前卖五香瓜子、干咸瓜子、甘草瓜子、白瓜子、五香咸栗子、煮小花生、焖蚕豆、冰糖葫芦等小食品。那时来坤书馆的年轻女艺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有的甚至是很小的时候被人拐卖来的，连自己姓什么、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来坤书馆演唱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来了要坐在那儿，等着客人点唱。堂倌在台下请顾客点唱，手持一把折扇，两面书写鼓词曲目。茶客指定某演员唱一曲目，要另付给演员一些钱，多少不等。唱完之后，按茶客给钱多寡与书馆分账。过去曲艺界有句术语叫“戳活儿”，就是指茶客捧女角的一种形式。当然，捧角儿的不一定是看上女艺人的技艺了，有些人捧角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长得还算好看的，唱得也不错，茶客点的多，可以多分钱。若无茶客点唱，挣不到钱，就要饿肚子，还要挨老板的打骂。有的被茶客看上了，也可约出去吃饭、喝酒、打牌，这是很幸运的事。还有的女艺人，为了生活，在说大鼓书之外，还兼做女招待，有的甚至卖笑卖身，做起妓女的营生。社会上将这些双兼的女艺人称为“鼓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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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桥的茶书场子，王氏姐妹说唱的《三侠五义》是很有名的。《三侠五义》说的是宋朝包拯在侠客与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侠客和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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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姐妹俩不仅书说唱得有声有色，且正值青春年少之际，又打扮得很时尚，姐妹俩在候场的时候，穿着皮斗篷，手里抱着热水袋，到演唱时，便脱了斗篷，露出紧身的彩缎旗袍。因此有不少观众奔着她们而来。说书的场子是用板凳围起来的露天场子，到了冬天特别寒冷，会用棉布天棚罩起来，挡风御寒，但到了三九天，四处透风，依然冻手冻脚的；尽管如此，仍会有不少忠实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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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姐妹俩不仅在天桥演出，有很多忠实观众；在电台上演唱，也有不少忠实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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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姐妹，论艺术和为人，大姐王艳芬更胜一筹。王艳芬出生于1919年，比老三艳茹大3岁。她还有个弟弟叫王同乐，比艳茹大1岁。作为大姐，王艳芬要照顾弟弟和妹妹的生活，还要向他们传授技艺。王艳芬出道很早，幼时随父亲王振芳学唱西河大鼓，并经常演出垫场小段。14岁在天津正式登台。同年拜西河大鼓艺人张庭瑞为师。她演唱的《韩湘子上寿》于1936年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1937年，姐弟三个随父亲迁居北平，演唱于天桥先农坛市场书馆。艳芬因演唱技艺娴熟，嗓音高亢嘹亮、刚柔相济、声情并茂，很快在天桥走红。1940年，她被吸收为北平曲艺公会会员。这年她还应邀到釜山百乐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并在釜山访问演出。1941年，她又在北平录制了唱片《赵武娘寻夫》《宝玉探病》。王艳芬最拿手的书目有《杨家将》《呼家将》《薛家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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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期，王家三兄妹都在北京。大姐王艳芬和三妹王艳茹照旧说唱西河大鼓，老二王同乐则改说了评书。不久，艳芬回到老家保定，参加了当地的曲艺团，1956年参加河北省第一届曲艺会演，演唱的中篇鼓书《寻水记》获一等奖。1960年任河北曲艺学校副校长。1961年任河北省文化学院曲艺教研室主任。1974年任保定市曲艺团副团长。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为曲协河北省分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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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乐和王艳茹留在了北京，王同乐参加了北京曲艺公会，成为评鼓组会员，王艳茹先是四处演出，后来加入北京曲艺公会。从有关资料看，王同乐和王艳茹与同行们的关系相处得并不好。就在姐姐艳芬大红大紫的时候，艳茹却没有了声息。论年龄，王艳茹正值成熟期，论业务也是精湛的，在各项运动中她的表现是积极的。究竟什么原因，使王艳茹淡出了曲艺界的主流队伍，我在1957年反右至1958年北京市文化局旧档中保存的揭批运动材料中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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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是北京曲艺公会评鼓四组的会员。1958年曲艺界开展的“交心会”材料中，有1958年9月1日评鼓四组的发言记录：组长蔡连贵，记录员丁增启，组员有蔡金波、王艳茹、高度恩、刘云亭、赵林生、牛月波、贾连芳、吕林章、蔡连贵、赵林有、黄存洲、康玉祥、刘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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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做思想检查的是蔡金波，紧跟其后的是王艳茹。王艳茹的发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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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心时，我交（代）的（是）我搞的对象，他是反革命分子。那时候我对于他，我认不清，我也不明白政策，这是我的严重错误。我对于统购统销不满，我是为了自己着想啦。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我明白了，统购统销政策是好政策。我怀疑交心会是党耍花招，我没有认识到交心运动，经韩玉同志给我解释，我才明白。我对开会和各项运动不关心，是我对于政治认识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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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评鼓四组在完成了“交心”运动后，开始讨论红专计划，王艳茹在9月9日的发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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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红不专，我打算红专，因为文化低，感觉到没有人帮助我，又因为我脑筋很乱。我愿意政治挂帅，我要求有人帮助我。我希望做个又红又专的演员。我在门头沟演新书小段，被吴阔惠打击，他说有国民党地下工作，说新书有危险，我就害怕不敢说新书。由于段兴云跟我说，他接到一封恫吓信，我害怕，说新书我就有了顾虑啦。我没有定红专规划的心，因为我到捻子山演出，我愿意参加会演，曲联没给我去信，我受了打击，我不满意曲联负责人李庆珍，我认为会里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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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云亭、康玉祥、牛月波、黄存洲、杨吉瑞发过言后，王艳茹接着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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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介绍信丢了，政府不管我，不关心我，我要上包头演出，介绍信找不到，包头园方催我，我也不能去，我也不能在北京演出，我就不愿意再演出啦，我受到种种打击，我无心定红专计划。要大家帮助我解决困难，安排我相当业务，我才能红，现在我只是专，不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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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王艳茹的发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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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有了正当的安排，好好学习，我就可以成为又红又专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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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因为曹宝禄掌握曲艺，没把我们天桥演员放在眼里，罗沛霖同志掩盖我们的成绩，因为阻止我前进，打退了我的积极心。罗沛霖搞小圈子，把建立的天桥曲艺团闹垮，这也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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