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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关学曾:创演“北京琴书”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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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关学曾加入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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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曾(1922—2006),满族,姓瓜尔佳氏,出生于北京。北京琴书表演艺术家。14岁拜师学艺,16岁在天桥并各庙会、集市撂地儿演出。20世纪40年代初与单琴大鼓艺人翟青山之琴师吴长宝合作,精心研究翟氏唱法,后开始在各游艺场所及电台演唱。新中国成立后,入北京市曲艺团,积极编演新曲目。曾任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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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个老师姓翟,他的伯父是北京地区著名的单琴大鼓艺人翟青山。一次放学后,我到翟老师办公室送作业,听到他桌子上的电匣子传出非常好听的曲子。我问翟老师这是什么戏曲,翟老师告诉我这是琴书,演唱者叫关学曾。他看我喜欢戏曲,就让我坐下来,说起了琴书的来历。就是这次,我不仅知道了北京琴书这个剧种,还大致知道了这个剧种的演变传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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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翟老师说,关学曾是常德山的弟子,按辈分,翟青山先生是关学曾的师伯。关学曾常去翟先生府上请益,直到1952年翟先生去世,才没有了来往。北京琴书是在翟青山的“单琴大鼓”的基础上,经关学曾先生的进一步改造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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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翟青山先生最早学的是五音大鼓。五音大鼓是一人持鼓板站立击节,说唱相间表演,另四人分别操持三弦、四胡、打琴(扬琴)和瓦琴伴奏的说唱曲艺形式。这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曲种。清朝就有诗云:“五音齐奏带笺簧,大鼓说书最擅场。野调无腔偏入妙,皆因子弟异寻常。”五音大鼓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的陪都承德。在宫内称“清音会”,后流入民间。之后,又被艺人们带到京南、天津、河北安次(廊坊)一带。关于五音大鼓的“五音”,较为可靠的说法是在奉调、四平调、柳子板、慢口梅花、二性板五个曲种中各取其中的一个曲调,融汇形成的一个独立的曲艺品种。几种曲调来回变换,音韵悦耳动听。五音大鼓的唱词和书目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词曲用韵工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文学性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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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琴大鼓”亦称“扬琴大鼓”,是翟青山先生于1930年至1932年在天津说书期间,研究并首创演出的。起因是翟先生认为三弦奏音大而影响演唱,于是开始尝试研究改由悠扬动听的扬琴伴奏,并与师弟魏德祥一起,边探讨,边排练,边改进。又在西河大鼓与乐亭大鼓的基础上,共同研究将两种唱腔融合在一起,并用一架扬琴予以伴奏,成为另一新种唱腔,定名为“单琴大鼓”。1934年夏,翟青山在电台试验播唱,一举成功。从此,他独树一帜,唱遍京津地区,受到广大听众欢迎,被誉为“单琴大王”。次年他的《乔太学》《三世调缘》《刘二姐拴娃娃》等六段曲目灌有唱片,传遍全国。翟青山创造的单琴大鼓善于表演长篇故事,如《前后七国》《回龙传》和《黄凤配》等,更便于表演短篇故事,如《蓝桥会》《卖油郎》《乱点鸳鸯谱》《关黄刀》《华容道》等,还可以配合时事即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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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青山先生离世后,琴师吴长宝始为关学曾伴奏。他们在合作中对单琴大鼓的唱腔、板式和表演做了创新;一是完全用北京口音演唱,突出北京的土言土语,汲取翟青山的发声、吐字、行腔的方法和刘宝全的“唱似说,说似唱”的技法,唱词注重口语化,板式既有三眼一板,又有一眼一板,以及慢板、快板、散板,由原来只有垛句,发展为双垛句、大垛句等,有疾有缓,宜于现实题材的叙事,极大地丰富了表演和演唱形式;二是伴奏乐器除扬琴外,又增加了一把四胡,演唱形式与单琴大鼓没有区别,依然是一人站唱,以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执鼓楗击扁鼓。改革了的单琴大鼓,达到以声传情、表演情真意切的艺术境地,深受北京地区老百姓的欢迎。之后经北京市文化局审定,正式定名为北京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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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琴书定名后,关学曾演出的剧目仍以说唱传统长篇大书为主,有《七国演义》《回龙传》等十余部,有时也演短篇唱段,有《杨八姐游春》《鞭打芦花》等。后来配合新中国的教育活动,编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曲目,如《考神婆》《一锅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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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传》原本属于西河大鼓,是关学曾从天桥的一位艺人那里学来的,然后改编成了琴书。《回龙传》源于民间传说“王华买父”。状元之女杨秀英因与父亲口角,被父亲硬配给乞丐王华为妻,此后谨守妇道,生活虽然清苦,夫妻感情却很好。王华受人愚弄,买回一位老人做父亲,谁知此人竟是化装寻子的八贤王赵德芳,而王华正是八贤王失落民间的儿子,经过若干曲折,父子终于相认团圆。因传说中王华后来做了皇帝,故名《回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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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曾先生从艺以来,演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两万场,作品题材丰富,经典佳作不断,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演唱的曲目寓教于乐,充满了正能量。具有代表性的唱段是《鞭打芦花》。故事是说,古时候有个男孩叫闵子骞,自幼丧母,其父后娶一女子,又生下一男孩。子骞的继母对他千般苛刻、万般刁难,做棉衣时给自己生的儿子用上好的棉花,而给子骞用芦花。父亲见子骞穿着厚实的棉衣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勃然大怒,举起鞭子抽了下去。棉衣破了,芦花随着寒风纷纷扬扬,父亲泪流满面。回家后子骞的父亲写下休书要休了这个狠心的女人,子骞跪地求情说,自己没有了亲娘,不想让弟弟再失去亲娘,继母虽不爱他却爱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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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经关学曾先生改编成琴书,唱腔处理细腻,故事生动波折,曲调委婉动听,在扬琴和四胡的伴奏下,极富特色,令人感动;尤其是闵子骞替继母李氏求情一段极为感人,每唱到“爹爹呀您把这休书收回吧,孩儿我替母求情请您要容宽。儿的娘对儿的折磨儿无怨恨,乃是儿孝意不周才有今天。爹爹您千不念来万不念,念我娘照顾孩儿这些年。您今天要真是休了我的母,抛下我们三人岂不更可怜”时,必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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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学曾先生常演的曲目中,还有一段富有情趣的琴书作品,名叫《刘二姐拴娃娃》。讲的是刘二姐婚后盼子心切,听信老人指点去庙中拴娃娃,即用红丝线套上一个中意的泥娃娃,抱回家来,用以“招”来孩子。这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过去在京津一带是颇为流行的习俗。据说这是翟青山先生最先表演的版本,后经吴长宝先生和关学曾先生共同修订并出演。在吴长宝、关学曾两人的版本中,通过二姐的所见所闻,对庙会盛况的描摹十分精彩,简直就是一幅老北京节日期间的民俗画。进庙之后,二姐在观看、挑选娃娃时,关学曾运用“砸挂”的方式,唱出了“娃娃”的各种形态:“有一个娃娃拉四胡把乐曲奏,有一个娃娃打扬琴不敢抬头……”这时,琴师吴长宝会心地抬头看关学曾一眼,引起观众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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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艺界,关学曾是一位为人谦和、充满正能量的老艺人。他在北京曲艺团干了40年,从来不与组织上讲条件,不论演出条件多么艰苦,他从不挑剔,打鼓就唱。战场上、工地中、田野间,都留下了他乐观爽朗的琴声。他曾于1951年、1952年,两次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前线,他冒着枪林弹雨,为志愿军战士演出,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文革”中,他受到了冲击,身上落下了病根。“文革”结束后,他依旧活跃在曲艺的舞台上。退休后,他仍然坚持创作、演出。他创作的不少琴书小段,为观众津津乐道,作品《长寿村》还入选了中学课本。1988年,关学曾被选为北京市曲艺家协会主席。1994年,国务院向关学曾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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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7日,关学曾先生以84岁高龄在北京辞世。从此,这位琴书泰斗那绕梁三日、荡气回肠、苍劲悲凉的歌声成为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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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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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鼓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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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影沉沉春昼迟,三弦列坐唱娲羲。深闺不作鸡窗课,偏解先儿八板词。(瞽者唱稗史,以三弦弹曲名,八板以按之,闺人恒乐听焉,呼之为“先儿”。其词北方最盛,又名“说北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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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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