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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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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连阔如：“净街净巷、家家户户听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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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连阔如任北京戏曲界讲习班主任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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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阔如（1903—1971），北京人，满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原名毕连寿，曾用名连仲三，笔名云海客。幼家贫。1924年在北京天桥摆摊算卦。1927年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开始说书生涯。1933年至1937年间，在报刊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英烈传》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平、津撂地儿说书。曾任北京市戏曲界讲习班主任、全国文联理事等职，是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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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可供娱乐的不多，在家长的带领下偶尔看场电影、听出戏，一年中也不会有几次。那时候，小男孩喜欢玩打仗和听年长的人讲故事。我有个本家大伯，从我记事起，就已经双目失明，小孩儿都管他叫“瞎大爷”。瞎大爷肚子里的玩意儿特别多，会唱戏，会唱鼓曲儿，最拿手的是会说全套的评书《三国演义》《封神榜》和《聊斋》。每当吃完晚饭，我和几个小伙伴到瞎大爷家里听他讲说评书。据瞎大爷自个儿说，他眼睛不瞎的时候，经常到天桥听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先生说的评书。他记性好，模仿能力强，又识字，于是就在旧书摊儿买了些他听过的评书本子。我在他家里的窗台上见到过，都是石印本。瞎大爷的宅子是前后两个院子，前院的房子只剩下西侧的两间，后院是他们全家的居室，瞎大爷和大妈住在正房的东屋，两个儿子一个住在正房的西屋，一个住在东厢房。那个时候，胡同里没有路灯，他们家的院子里也没有安灯。每回听完评书，特别是听了聊斋里边闹鬼的故事，从瞎大爷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总是很害怕。后来，住在东厢房里的麻子大哥去世了，我们也就不去他家听故事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喜欢上了听评书。后来我读中学的大哥攒了两个矿石耳机子给我，我就准点戴上耳机子听连阔如等评书艺人的评书。再回味瞎大爷讲说的评书，还真有点儿连先生说书的味儿。再后来，父亲给我的祖父买了个话匣子，我已经上小学了，仍然按点趴在话匣子前边听评书。《西汉演义》《东汉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精忠传》都是那时候听过的。我最喜欢的是连先生的评书《三国演义》和《隋唐演义》。连先生运用口技学说的马跑、马嘶、马打响鼻儿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不能忘怀。连阔如除了说讲传统评书曲目，我记得他还说讲过新书《飞夺泸定桥》《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等。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收音机已经普及了。中午、晚上总能听见各家都在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只是连阔如先生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原因是他被划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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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因为什么连先生被划成“右派”，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北京市文化局《1958年反右时期的右派分子》卷宗里才找到了答案。在这份卷宗里，连阔如的材料是最少的，他被划为“右派”的时间，也是最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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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中，有关连阔如的材料共三份，还有一份简历。从这份简历得知，连阔如，原名毕连寿，曾用名连仲三。1903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人家庭，出生前一个月父亲病故，由外祖母和母亲把他抚养成人。13岁前只读过三年小学。13岁到天津，先在杂货铺，后到药店当学徒。1924年，连阔如回到北平，一度在天桥摆摊算卦以维持生计。1927年，他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学说《西汉演义》，并取艺名连阔如。后又拜张诚斌学说《东汉演义》。1933年至1937年间，在报刊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英烈传》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平、津撂地儿说书。20世纪30年代末期，连阔如在北京东交民巷“波力威”电台播讲《东汉演义》。1949年以后，连阔如长年在电台讲评书，曾任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委员会筹备会副主任及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等职。1951年曾任“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大队长，率队到前线慰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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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呈献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评书大师形象，我对这份简历稍做些补充。连阔如先生只上过三年小学，但他聪颖好学，学徒时，他买来草纸本抄生字，从学识字到抄药方，进而读《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并记下书里的要点精华。连阔如喜欢看报，闲暇时就读报纸。他最喜欢读的是《时事白话报》，四开一小张，每天都有《白话三国》的连载和剧评家景孤血等谈论戏剧的随笔。就是靠自学，连阔如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学修养。他为人朴实谦恭，虚心吸收京剧、武术等技艺精华并融汇于评书说讲中。又多年研习《三国演义》说表，并吸收了京剧唱、念、做、打的一些手法，其中运用口技辅助表演马跑、马嘶、马打响鼻儿等为其一绝，从而自成一家。也因他喜欢读书、藏书，他所说的评书知识丰富、细密扎实，形成了说表评述细致精要、表演技艺神完气足的独特风格。简历中提到他抗战期间在北京东交民巷“波力威”电台播讲《东汉演义》。不久，因不愿为日伪做宣传而被电台辞退。此时，他凭借丰富的生活积累，以“云游客”的笔名开始了笔耕生涯。他在报纸上连载了后来结集出版的揭示旧中国江湖内幕的《江湖丛谈》一书。2009年2月《江湖丛谈》重印版中，连阔如先生的女儿连丽如为此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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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演艺界共有三个同业公会：国剧（京剧）公会、评剧公会、曲艺公会。北京曲艺公会一致推选连阔如为唯一代表，出席在中南海召开的首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连阔如做监事的北京曲艺公会共有600名艺人，三分之一为文盲，要完成新政府提出的创造“新曲艺”的工作显得很棘手，连阔如便向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艺部旧剧处的刘乃崇建议：“要在曲艺界开展扫盲工作。”曲艺艺人扫盲班很快就成立了，连阔如还联络了几位曲艺艺人来义务授课。“扫盲班”开办不久，“北京市戏曲曲艺讲习班”也开学了。讲课的有剧作家田汉、戏剧家马少波、导演欧阳予倩等。参加学习的曲艺艺人达到了533人，约占曲艺艺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报纸报道：“曲艺界由于该会负责人连阔如、曹宝禄等人的积极领导，起带头作用，所以表现得最好。”1951年3月12日，连阔如组织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以廖承志为总团长，陈沂、田汉为副总团长，连阔如任大队长。1953年10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决定成立“中国曲艺研究会”，连阔如被任命为副主席，和赵树理、王亚平、韩起祥一起，协助主席王尊三工作。1956年随中央广播说唱团演出。连阔如还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戏改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等。20世纪50年代末，他和丁玲等人一同被划为“右派”，从此不再说书，“文革”期间因患癌症病逝，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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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按照档案的顺序照录“连阔如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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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阔如与曹宝禄等合影（右二：连阔如，右一：曹宝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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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连阔如的材料”共四页。时间是1957年8月17日。分五个部分：一、对党的态度和不满情绪；二、压迫和欺骗同行；三、对工作上的破坏；四、煽动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五、在民盟内部及反右派开始后的活动。从这几个标题来看，似乎罪行是非常严重的，但事实上，帽子大，底下的问题并非那么严重。所谓连阔如“对党的态度和不满情绪”，具体事实有以下几个：一是据孙玉奎谈，在1954年，连曾谈到过入党问题，连说他不要求入党，说共产党可爱，共产党也可怕，并且在会议上也谈过。又据关士杰谈，连在天津看会演时，曾问良小楼为什么不入盟，良说她已申请入党了。连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入党也不是容易的，还是加入民盟吧！又据关士杰谈，反右时，关学曾曾向连阔如提出退盟，连阔如说，许入不许退。据朱桢富谈，连阔如在讲课时，谈到抗日战争，连说：“抗日是由各方面来的，也不是单独由共产党抗日。”所谓连阔如“压迫和欺骗同行”的依据是几个艺人的揭发：据李甦谈，1954年老艺人高豫祝向评书界申请归队时，连不但不支持，还叫高去劳动局登记。据朱桢富谈，连经常打击和威胁同行，说朱桢富是“渣滓”，“你们这些人应该开荒去”。连曾用疏散人口吓唬过吉存林，不批准杨阔安说《三侠剑》，逼得杨几乎要上吊。据孙玉奎谈，连阔如说王杰魁是开妓院的老板捧起来的；说陈士和的评书不行，一嘴的“白字儿”（注：错字），也就只能在天津说；陈荣启在电台说书，连阔如就不舒服，背地扒（注：即揭短、挑毛病）陈，说陈荣启嘴里没人话。说归说，扒归扒，但连阔如却让他的儿子在家每天录陈荣启的广播。所谓连阔如“对工作上的破坏”，据孙玉奎谈，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候，评书西河演员要求说新书《铁道游击队》，连阔如不但不支持，反而泼冷水说：“你们说不了新书，新书里有共产党员，你们表演得了吗？”又据刘司昌反映，曲艺三团的张善曾写了一段反右的相声，连就在一旁泼冷水说：“唉！这不行，不合乎相声规格，也不逗乐！”1957年曲研会为了挖掘遗产，曾请了几位老评书艺人记录评书，连阔如即不满地对领导和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个工作搞得太盲动了。”所谓连阔如“煽动群众对政府不满”，据刘田利反映，鸣放后在曲联的一次会议上，连对大家说：“教育部这次整个的把自己的脸打肿了，这是咱关着门说，党就没有错误吗？简直太有错误了。”又据陈涌泉谈，连在曲联说：“国家出现赤字了。”此时国务院还没有公布，连是别有用心。所谓连阔如“在民盟内部及反右派开始后的活动”，据张永田谈，在整风运动中，当民主党派都提出不发展组织时，连阔如却对张永田说：“曲艺界已经有二十多个盟员了，你们评剧界才有几个，你们应当赶快发展！”另外连阔如在民盟会上对盟员谈话时，总是特别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说民盟是最伟大的民主党派，可以监督党的一切……当反右派斗争开始时，连阔如在民盟十一支部生活会上对大家说：“我们应当沉默！”据孙玉奎谈，连在曲联会开反右斗争会议上说，过去运动搞的有过左的地方，这次运动有原则，决不能搞得极左。又说：脸上有黑，有的是自己抹上去的，有的是别人抹的。意思是说曹宝禄是被人抹的，不能怨曹，事实上，连阔如对曹是万分同情的。连阔如说：“宝禄糊涂啊！七八年的政治生命，这一来弄个右派分子，我一听见这事，好几天我都吃不下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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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阔如第二份材料“主要右派言行”来看，的确没有实质性的言论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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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连阔如被划为“右派”，主要的原因是他对曹宝禄的态度不够明朗，据“批判连阔如右派言行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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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曹宝禄前后，曲研会上领导曾数次启发连交代问题，并给他参加曲研内部和文艺界反右会议的机会，想使他受到启发有所转变，他毫不在意。批判曹宝禄的会上不少人点了连的名，他还是顽固地拒不交代，还在会上暗示高凤山不要坦白，引起群众的不满。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和中国曲研会于10月9日、10日、11日召集了三次座谈会对连进行批判和揭发。出席会议的有文化局、曲研会、总政文工团技艺队、广播说唱团、北京市曲联、北京市曲艺团、曲艺三团、新艺社等单位的艺人、曲艺工作者及零散艺人代表共四十余人。9日会上，连做了50分钟的空洞检讨后，到会者都踊跃发言、揭发。10日会上，深入地分析了连的反动人生观和手段。11日会上，连要求发言，却向大家说他给公安局工作，拿出证件，恐吓群众，引起到会同志的不满……会议结束前，连故作镇静，表示愿意继续接受检查。中国曲研会根据连的要求，于10月25日召集在京理事和曲研会几位主要干部听取连的检讨。文化部艺术局曲艺杂技处和市文化局也派人出席。连念了三千字的发言稿，只是承认品质恶劣，有通过民盟扩张个人势力的野心，对具体问题则避而不谈，一闪而过。大家严正地、仁至义尽地对他进行了批判和前途教育，连仍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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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小结的最后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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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阔如的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对曲艺名演员只培养他的声望，给他政治地位，而放松政治教育，结果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给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不但不能团结名演员反而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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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连阔如先生的女儿连丽如回忆说，反右以前，曲艺界只有连阔如和侯宝林每月收入300块，那时家里九口人全靠连先生的收入，连先生成了“右派”后，每月的收入，一下降到几十元，家里九口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连先生被打成“右派”后，不爱和人来往了，这期间他串门就只去两个地方，一是潘子言家，一是郝寿臣家。郝寿臣先生和连阔如是忘年交，连先生书里说的曹操、鲁智深受郝派花脸的影响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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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阔如被划为“右派”后，并没有离开曲协，因为离开了曲协就成了零散艺人，社会地位低，生活也就没有了保障。连先生成了普通艺人，被分配到评鼓二组。查阅当时评鼓组开批判会或交心讨论会的二十几次会议记录，可以看到，每次连阔如必到，但很少发言，只有一次讨论“红专规划”他有个发言，时间是1958年9月12日，是评鼓一、四组合并，组长是蔡连贵、关顺鹏，记录黄存洲。连的发言很靠后，是倒数第三。他发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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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开会时说，怎么叫红、专，现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我必须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今天报上所载，郊区已经公社化，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要认清世界上资本主义是完全落后的，我们消除一切偏见私心，心得红得一点白都没有，都要为社会主义奋斗，如果有障碍，就红得不透。必须正确地认识党，使社会主义加紧跃进，不能为了一小撮落后的人，使社会主义走慢了一秒钟。我认为从北京成立了评书研究社以来，能否大家坐在一起，相互研究业务是障碍。比方说，九十九个人都红了，只有一个人不红，也不行，我们要为红透专深而奋斗，帮助人有几种，为私帮助人，就不是红，要全心全意帮助某一个人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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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言刚刚结束，前边那个揭发他的高豫祝就对戗了他：“过去评鼓组（有）障碍，人人皆知，有连阔如搅着我，连转儿有段兴云障碍，我自己的障碍是识字不多。”据李甦谈，高豫祝在这里说的，大概指的是，1954年他向评书界申请归队时，连阔如不但不支持，反而叫高去劳动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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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所摘录的资料，这位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他被划为“右派”的言论，都是与他相处共事的同人、晚辈揭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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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涉及的人物多为名不见经传。只有关士杰揭发时提到的良小楼和关学曾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