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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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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陈荫荣：与时俱进的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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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陈荫荣参加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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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荫荣（1918—1990），北京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13岁跟随品正三先生学习评书，20岁后独立说讲评书。擅长演说“长枪袍带书”，以表演细腻、人物刻画逼真、善于在说书中运用典故而著名。1949年以后，综合整理了《隋唐演义》，取名《兴唐传》；还编演了新讲史书《黄巢起义》八回，以及《灵泉洞》《吕梁英雄传》等。1959年参加北京宣武说唱团。有弟子绳宝珍等。出版评书作品：《兴唐传》《兴唐后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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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嘉庆时期，虽数次由朝廷降旨，禁止某些小说、评书的流行，但天桥一带的说书业，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依然很盛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天桥的评书艺人承上启下换了几茬人，到了陈荫荣先生这一辈儿，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由辉煌逐渐走向了衰落。现如今，大都是通过广播和电视说讲评书了。说评书的人，也只是寥寥可数的几位。因而在谈陈荫荣先生的评书说讲艺术之前，有必要说说旧时老北京天桥的评书业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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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的评书艺人最早是露天表演，立独脚棚即为场地。评书也称评话（平话）、评词。分大书和小书，说书的规矩无论大书、小书，都说三个月，按旧历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1920年后，评书被引入茶馆。那时天桥公平、三角、天元、西市场及西沟旁、福长街头条、福长街二条等处开设的书茶馆、落子馆、茶馆，有福海居、劈柴陈、振升、瑞云、福六、孟记、朱记、新民、宋记、张记、姜记、三角地、跤场前、西华轩（红楼茶社）、二友轩、天桥郭家、春华园、贾记、天外天、水心花亭、六合楼、同乐轩、长美轩、爽心园、天华园、震远居、玉明园、舒记、义和、美雅轩、爱林、环翠轩、合意轩、中华园、缘香园、德昌、合顺轩、茶乐园、琳承居、永海居、泰山泉、杨家茶棚、辛记、恩庆元、五斗居、雅园、同合轩、永盛轩、海顺轩、景泰、三和义、惠宾、贵记、启新、三义轩、城南游艺园曲艺场、新世界游乐场书场等。天桥的这些地方日日接纳评书艺人演出，吸引了大量观众。人气最旺的当属西市场西大街的福海居茶馆（俗称王八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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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评书艺人于1919年设立过评书研究社，1927年改名为评书研究会，次年设在天桥福海居茶馆内。评书研究会是潘诚立创办的，他本人任会长。研究会认为，到了1920年，评书艺人所说的28部评书，是自1735年（雍正十三年）起至1920年逐步形成的，有《春秋战国》《秦汉演义》《西汉》《东汉》《三国》《隋唐》《兴唐》《龙潭鲍骆》《五代残唐》《杨家将》《精忠传》《明英烈》《铁冠图》《跨海征东》等14部袍带书；还有短打小说性的《清烈传》《包公案》《于公案》《施公案》《永庆升平》（即《彭公案》）《大宋八义》《童林传》《聊斋》《绿牡丹》《九花娘》《小五义》等11部书；神话色彩的有《西游记》《封神榜》《济公传》3部。总计是28部，都是民国以前就有的。民国以后才有的如《三侠剑》《善恶图》《雍正剑侠图》等。双厚坪、品正三、王杰魁、潘诚立、赵英颇、连阔如等有名的评书艺人都是研究社的成员，他们也都曾在这个福海居茶馆说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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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研究会会长潘诚立以说《明英烈》等见长，描摹人情世态、刻画人物入微。双厚坪，艺名双文兴，擅长用语言和声态来刻画人物，以说《精忠传》《水浒》著称。王杰魁，专说《七侠五义》，擅用交换语言声调来塑造人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常在电台演播，有“净街王”之誉。品正三有“品八套”的绰号，其书路宽广，早年说相声的经历奠定了他滑稽有趣的艺术风格，擅长说《隋唐演义》。据说他对于说书这种本领全是自学而来的。他在清朝时期因家世关系，还有个世袭的正三品的头衔，民国成立后，混得没了饭辙，才隐去了真名实姓。他的艺名品正三，隐喻的就是他那个正三品的头衔。据说他是雍正时期的评书艺人王洪兴老先生的传人。王老先生有三个徒弟：邓光臣、安良臣、何良臣，号称“三臣”。清代说书业有“三臣”“五亮”“十八魁”之说。品正三是安良臣的第七代传人，是王洪兴的第八代传人。赵英颇善说《聊斋志异》，语言风格亦庄亦谐，刻画入微，他的评书曾在电台播出。连阔如以说《东汉演义》成名，拿手段子有《三请姚期》《马武大闹武考场》《战昆阳》等，他具备宽厚洪亮的嗓音，在说书中融合了京剧表演艺术的若干特点，说功、做功、打功俱佳，加上马跑、马嘶的口技绝活儿，丰富了评书的艺术表现力。与这几位评书大家同时期的说书艺人，全北京不少于百十口子，但大都不敢到这个王八茶馆来说，怕到不了一转儿（两个月）被“磕”出去，那可就栽了面儿，没法子在天桥这地界儿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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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里说书人所占的位置大半是在墙壁前面、长桌头里匀出的一块见方丈把的地方，桌上有给说书人预备润嗓音的茗碗，还有一块长方形木砖，叫“醒木”，像是从前衙门里审问官司的“惊堂木”一样。这是“卖关子”时不可缺少的工具。还有一个小凳，是给说书人休息时用的。开书时，先拍一下醒木，这时候书馆的伙计喊一声“压言”，意为现在已经开书，别再说话啦。说到最后还有一段书之前，伙计又喊“重回儿”，就是告诉书座儿，再说一段就散书啦。大书馆每天听书的总有四五十人，一般的书馆也有二三十人。所谓“卖关子”，是指每当一回书说到惊险处，引起听众急于想知道下文是怎么回事的心理，却忽然打住不往下说了。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敛钱的小伙计拿着个小藤笸箩沿着听众的行列行进，把小笸箩递到观众面前，观众必须投进几个铜板，书才继续说下去。这种钱名为书钱，一晚上照卖关子回数的多寡，约可敛上十几次。至于茶钱，有限得很，临走时撂在桌上就可以了（闻国平，《北平的评书》）。老板与演员分账为三七开或四六开。说书先生拿七成，书馆拿三成，茶钱全归书馆。一转儿最后一天收的书钱全给说书先生，不下账。另外，书馆掌柜的还得请说书先生吃顿饭。有的书座儿也送点钱给说书先生，叫送车钱。说书先生两个月一换，叫一转儿，一年六转儿，所以书馆一般需请六位说书的。说书先生如果第二年不到这个书馆来说，必须在说完这一转儿之后，预先告诉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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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到茶馆听评书的听众统称为“书座儿”，终日泡在书场里的“书座儿”被称为“书腻子”。书座儿们每天喝过的茶叶，书馆的伙计收集起来，倒在一个竹筐里。有人专来收买这种剩茶叶，把这些茶叶再加炮制，据说是用槐角水浸泡后晒干，用茉莉花一熏，假充好茶叶，到乡镇去卖。小说家张恨水曾是天桥书茶馆的常客。诸明斋在《生涯百咏》中曾记述说书的景况：“一生尺木乍登场，滚滚滔滔话短长。前史居然都记着，刚完《三国》又《隋唐》。”记听书观众云：“举业无心贸迁懒，赶到书场怕书晚。经旬风雨未绸缪，要听书中紧关头。”周作人先生在《说书人》中描绘了北京人喜欢听书的场景：“一个冬天的晚上，正是二九三九的天气，十点以后街上已无行人，走到西北城的街上，却见一处灯烛辉煌，似乎还很是热闹，走近看时，乃是一家清茶馆，隔着大玻璃窗望进去，里边坐满了人，虽是那么严冬天气，窗门外边也还站着好些个人，热心地向里边呆看，再看上首有个人，正在指手画脚地说话。我这才明白，此人非别人，乃是本地颇有名气的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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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荫荣先生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清末时期的“正三品”、进入民国之后在北京天桥说书的艺人品正三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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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荫荣自13岁那年起便跟着品正三先生，虽然没正式拜师，但他聪颖好学，记性好，很快就掌握了说书的基本要领，一招一式很是到位。几年后，品正三先生常说的袍带书，如《九老兴隋》《隋唐演义》《隋唐后传》《龙潭鲍骆》《富贵寿考》《五代残唐》《大宋飞龙传》《杨家将》等，陈荫荣都会说了，而且还有所发挥。1937年秋，陈荫荣19岁，就在他羽翼长成，打算单飞的当口，日军占据了北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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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侵华时期，同全国人民一样，天桥的艺人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难。原本观众就寥寥无几，可伪政府却强征娱乐税，一天挣十块钱，就得缴五块钱的娱乐税，剩下那五块，说书的茶馆柜上三七劈账。到说书人手里的那点儿钱，连吃个窝头、喝碗稀粥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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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陈荫荣20岁了，品正三先生正式收他为徒。这时候，陈荫荣已在评书界有了不大不小的名气，可这个时候，他和师傅多年说书的天桥福海居王八茶馆经营不下去了，只好在天桥撂地儿说书。不光是他们爷儿俩，连绰号“净街王”的王杰魁先生也让娱乐税给逼得上天桥撂地儿了。还有那些个常年在茶馆里唱大鼓的艺人，也因茶馆倒闭，或只卖清茶了。无奈之下，陈荫荣远离北平先后到张家口、天津等地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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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陈荫荣再次回到北京的茶馆说书，并加入了北平曲艺公会，生活也有了些保障。在说讲师傅传授的评书过程中，陈荫荣发挥他博学强记、广搜多问的特点，不断丰富各书目内容，使所说讲的评书更加入情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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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陈荫荣自己的说法，他最擅长且无人超越的是评书的传统书目《隋唐演义》。这部书，又名《大隋唐》或《兴唐传》，是根据清朝乾隆年间的话本小说《说唐》编演而成。相传，《隋唐演义》以清末民初“评书大王”双厚坪所说内容最为丰富完整，只可惜话本未能传世。20世纪30年代，陈荫荣在品正三先生家传的《隋唐演义》的基础上，请教双厚坪的“老书座”，觅得双厚坪说演《隋唐演义》的“书道儿”，取长补短，熔为一炉，致使他所说的《隋唐演义》在评书界盛名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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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陈荫荣在说讲《隋唐演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前辈们说讲这部书的艺术精华，系统整理了《隋唐演义》，并取名《兴唐传》，大约一百四十万字，后来出版面世，很受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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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陈荫荣出身贫苦，说书艺术也很高，平日里也不张扬，在评书艺人中口碑不错等原因，在历次的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在波及面最大的反右运动中，他安然过关，且在1958年、1959年曲艺界开展的“揭批”“向党交心”“自我改造”“红专计划”等名目繁多的运动中，属于受组织信任的艺人。当时开展运动时，评书艺人和鼓书艺人在一起开展活动，分了四个大组，陈荫荣担任了评鼓二组的组长。组员有连阔如、李继有、王兴周、胡阔洲、王同乐、刘继云、吕阔云、孟祥义、高豫祝、冯正春、常荫泉、阿阔群、陈荫廷、郝存林、佟信奎，都是评书界的高手，尤其是已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连阔如先生。翻阅评鼓书组全体学习讨论记录和评鼓组艺人写的意见书，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陈荫荣是评鼓组的组长和召集人。评鼓组分组讨论时，他是第二组的组长，四个组集中的时候，他来主持会议。不管是小组会还是全体讨论会，陈荫荣总是在会议开始时说一句：今天讨论几个问题，每人都要发言。然后由其他几个组的组长念讨论题目，接着，大家开始发言。在历次会议的记录中，几乎没有他的发言。如1958年9月11日，陈荫荣主持讨论，他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年老的、没文化的能红不能红？”话音一落，连阔如先生第一个发言：“没文化的能红，农民怎么没文化的也能红呢？工人没文化的怎么能红呢？‘右派’大半是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成‘右派’呢？能忠于主席所说的各项政策，就能红。主要是思想问题。年老的也能红，街道上的妇女年纪都不小，认识党，认识政策，文盲老年都能红、专，要打破迷信。”紧跟着艺人们纷纷发言，都表示年老、没文化的能红能专。讨论了一阵子后，陈荫荣说了讨论的第二个题目：有历史问题的能不能红？大家又都抢着发言，当然答案是：能。最后，他说了第三个题目：解放后，评书艺人有没有吃不上饭的？为了什么原因？大概是吸取了1957年“鸣放”时的经验教训，大家发言都说吃得上饭。当有人说，因自己年龄大，不会讲新书，耳朵聋，文化低，家庭生活有些紧张时，陈荫荣插话说：“评鼓书艺人吃不上饭，是自己的艺术不好，不虚心学习。”1958年9月15日，评鼓书组全体学习讨论会，陈荫荣例行公事，说了开场白，由蔡连贵念讨论题：1.评鼓书演员们存在哪些作风，是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2.评鼓书演员们如何改造思想，应怎样去掉个人利益、个人主义？3.评鼓书演员们应当红专到如何程度，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次讨论，包括连阔如先生，大家又都是踊跃发了言，陈荫荣还是一句话没说。或许这就是他的处世之道：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在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少说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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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荫荣是名师带出的传统评书艺人，但他不排斥新生事物。1959年，陈荫荣参加北京宣武说唱团。恰逢政府倡导说讲新书，他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加编演新书的活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荫荣先后编演新讲史书《黄巢起义》八回，以及《灵泉洞》《吕梁英雄传》等。特别是他说讲的评书《吕梁英雄传》，与袁阔成说讲的《新儿女英雄传》、李鑫荃说讲的《红岩》《平原枪声》等新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播出后，曾轰动全国，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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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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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段兴云：评书《济公传》的北派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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