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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段兴云:评书《济公传》的北派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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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段兴云加入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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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兴云(1902—?),北京人。评书艺人。师承评书艺人刘继业。20世纪30年代,在天桥等地区说演《济公传》,能说前后套《济公传》。曾在电台播讲《济公传》,很受欢迎。1950年代至“文革”前,他仍活跃于京津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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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末年那会儿,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的评书界,段兴云先生还是很有名气的。段先生最为拿手的评书是《济公传》。同时期说《济公传》且名气大的,尚有南方的虞文柏、陈浩然等,可惜的是,这些优秀遗产大都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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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传》是传统评书中颇为精彩的一部。由济公降世、十度说起,至三探娘舅、九僧擒韩殿、西天朝佛缴法旨止。其中有淫贼华云龙盗走相府珠冠,济公三擒华云龙,金山寺八魔炼济颠,太乙真人、长眉罗汉助济公降魔,小西天盗贼狄之昭杀人移祸,狄小霞、谭宗旺错配夫妻,济公点化狄小霞共破小西天,五云阵斗法等主要回目。说书人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塑造出一个普救世人的济公神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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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演《济公传》的评书艺人传承有序。清末民初擅说此书的有双厚坪及其师弟海文泉和世殿成、李致清等。双厚坪先生艺名双文星,又作双文兴,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八旗子弟,清政府一垮台,为挣嚼裹儿(注:当时流行于北京下层小商贩间的语言。嚼,即吃的;裹,即穿的,合为衣食。),“下海”到了天桥,以说书为生。满族旗籍“下海”作艺的人大多经多见广,知识渊博,会的玩意儿多,评书艺人中在旗的亦如此,会说的书甚多。双厚坪先生几乎没有不会说的书,最为擅长的有《封神榜》《隋唐演义》《水浒》《济公传》,听众誉之为“双家书铺”。他以语言声态刻画人物,尤见细致、真实。尤擅在书中插话,借助细节引申发挥,嘲讽时事,使听者不禁捧腹。散场后,每应听众邀请,说几段笑话,多为现场抓哏,冷嘲热讽,使人尽兴。双先生的口技也极为精彩。时人誉为“评书大王”,与“戏界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艺坛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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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说演《济公传》的评书艺人中,世殿成以“蔫包袱儿”著称;李致清以模拟济公形象见长,人称“济公李”。20世纪20年代双厚坪的弟子杨云清说《济公传》,口风老道,“包袱”独特,尤以“官人办案”“济公斗蟋蟀”两段书最为拿手,又因有为官经历,说到仵作验尸等情节,细致入微、近情近理,使听众宛如眼见。他长于说书中的武段子,不喜从“十度”开书,多从“威震丹阳刀劈三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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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说《济公传》的艺人开始分出流派,其情节于“八魔炼济颠”后,有说“小西天薰香会”的,有不说的。说者,则从“柳端误入开水锅”起岔,进入短打一类故事。段兴云先生说演《济公传》始于20世纪30年代。据说他的师父刘继业藏有秘本,能说前后套《济公传》,他长于渲染济公法力,语言幽默风趣,形象滑稽,使“包袱”余味无穷,人称“喷饭哏”;段兴云有其师之风,善于模拟人物形象,边说边学,抬手动脚令人发笑,他曾在电台播讲《济公传》,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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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的曲艺界“揪出”以连阔如、曹宝禄先生为首的“右派分子”。虽然连、曹二位在曲艺界门生众多、威望较高,但曲艺界并没有因反右运动的结束而停止“揪斗”,接踵而来的是思想检查、交心、互相揭发、批判活动,搞得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活动中,自然会出现两种人,一种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另一种是被揭发、批判的靶子。老艺人段兴云即是后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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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兴云遭到揭发、批判的主要原因,一是他平日里与连阔如先生走得近,连先生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段兴云依然没有与其划清界限,照样往来,还曾经说曲艺界应请连先生再次出山。二是,大概段兴云先生平日里说话办事比较随意,让人家抓住了尾巴。比如他带的徒弟还没有在曲艺公会和文化局登记,他就指定地点让弟子们开演。还有人揭发说他对说新书有看法。更为紧要的是,他在反右斗争开始时,对反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抱着敌对态度。这些揭发出的材料,足以使段先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好在段先生在江湖上游走了半辈子,见多识广。一方面,段兴云对别人的揭发采取否定态度,比如对别人揭发他在西四德盛轩说过“曲艺界还得人家连先生出山”的话,他就给予了否定。此外他还采取了争取主动、揭发别人的做法。争取主动方面,除了对和连阔如先生一直来往和反对说新书的事情予以坚决否定,其他的一概承认,并痛批自己。在揭发别人方面,他是顺着别人的说,比如有人揭发陈荣启先生见着谁就传教,段兴云也痛批陈氏不仅自己信教,还让自己的老婆、儿子、孙子都信教,甚至子女的婚配都要找教友,天长日久下去,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按辈分论,陈荣启是段的师叔,平日里段兴云是很尊重他的这位师叔的。当然,段兴云从不主动揭发别人,只是跟风而已。最终,随着评书的日益衰落,段兴云和他所经历的这段历史也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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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陈荣启:使“正活”的评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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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陈荣启参加北京市曲艺公会时期的照片,时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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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1904—1972),原名陈贵鑫,北京人,评书演员,评书艺人陈福庆之子。他以说《精忠传》最为精到,表演以平稳、细腻、深刻见长。其中《岳母刺字》《虎帐谈兵》两段书,文而不瘟,深刻感人,最为脍炙人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了他的《虎帐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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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天桥的曲艺场所主要集中在位于城南的公平市场、三角市场一带。据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统计,各类曲艺演出场地有二十余处。相对于其他的曲艺项目,说书的场子比较多。一般来说,评书的场子都很简陋,支着布棚子,里边放几排长板凳。1935年,陈荣启就在一个这样的场子里说《五女七贞》。《五女七贞》是一部传统评书,说的是清康熙年间,清官施世伦年少才高而深得皇上器重,被委派为江都县县令。施世伦上任后,除贪官斩恶霸,为民请命,皇上嘉奖升其为苏州知府。江湖英雄黄天霸听人误传,认为施大人是害民贪官,夜间潜入州府行刺,欲杀大人。一番周折,弄明了真相,黄天霸和赵壁等江湖侠士扶保施大人除暴安良。并由此引出“五女”“七贞”(十二位侠女)斩除江湖败类“一枝兰”和淫僧“大莲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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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天桥说评书的场子不少,因陈荣启先生口齿干净利落,且能结合现实评讲,有“包袱”,又有“扣子”,更重要的是他的评书不使“荤活”,所以听他说书的人很多,而且还有女性光顾他的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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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原名陈贵鑫,190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叫陈福庆的评书艺人家庭。尽管他的父亲是评书艺人,可陈荣启说书却是半路出家。他幼时坐科学习京剧,因嗓子不宽,后拜范瑞亭为师学习相声。范瑞亭先生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在天桥献艺的著名艺人之一,与其同时尚有相声艺人“穷不怕”(朱绍文)、韩麻子、“沙字颜”(一说“粉字颜”)、小范(范瑞亭)、“人人乐”(陈青山)等,单弦牌子曲艺人“随缘乐”(司瑞轩)等,评书艺人黄诚志(说《彭公案》)、张泰然(说《济公传》)、潘青山、“猴儿安”(安太和)、恒永通、“老云里飞”(白庆林)等,莲花落艺人“抓髻赵”(赵星垣)、“徐狗子”(徐维亭)、“奎第老”等,时调小曲艺人“醋溺膏”“盆秃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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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出师后,在天桥等处撂地儿。几年后,他的相声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在相声界站住了脚。那时候,相声演员为了吸引观众,相声段子中有不少是以淫秽、猥亵为主要内容的“荤活”,以及拿自己的父母、亲属抓哏笑骂的“伦理哏”,即使是没有淫秽内容的段子,即“正活”,也要掺杂些“臭包袱”,以便讨好那些低级趣味的观众。陈荣启虽身在大染缸里,却“出淤泥而不染”。他“逗哏”时不骂人,“捧哏”时怕人骂。一次他与搭档合说《牛头轿》那段相声,在“捧”完这个段子后,他说:“你们骂人和挨骂都那么自然,就不嫌难受吗?说相声上骂三辈儿,下骂五辈儿,连地下的祖宗也不能安静地躺着,不就是为混口饭吃吗,我不干了!”果真,陈荣启自此放弃了相声,改学评书。另有一种关于陈荣启不说相声,改说评书的说法是,他是天主教徒,说评书有利于他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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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的评书师父名叫群福庆,是擅长说《施公案》的评书名家。这位群先生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评书艺人,与他同时的评书艺人有说《聊斋》的单长德、张智兰,说《水浒》《隋唐》的双厚坪,说《永庆升平》的哈辅源、吴辅庭,说《包公案》的王致廉、王杰魁,说《明英烈》《东汉》的田际云,说《水浒》的杨云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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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有着扎实的京剧基础,又有相声的功底,这给他学说评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很快他就在评书界脱颖而出。他先说《施公案》,后说《精忠传》。20世纪20年代,陈荣启赴大连、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演出,颇受欢迎。1929年,返回北京说书,为侍奉老母,不再远行。自此,陈荣启在天桥爽心园前拉场子说书,以说《精忠传》最为精到,表演以沉稳、细腻、深刻见长。其中《岳母刺字》《虎帐谈兵》两段书,文而不瘟,深刻感人,最为脍炙人口。据说单弦表演艺术家赵玉明那时才五六岁,跟着父亲赵松山在天桥卖艺,特别喜欢听陈荣启先生说的《精忠传》,她每天必到,场场不落,总是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听得入迷。等到陈先生“打钱”的时候,小玉明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放在钱笸箩里。一场书下来,陈先生要打七八次钱,小玉明每次要掏出七八枚铜钱。开始的时候,陈先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直到一次收书散场的时候,恰好“白派”京韵大鼓的创始人白云鹏先生拎着鸟笼子进了场子,小玉明一见,马上过去叫了一声“白大爷”。陈荣启这才听白先生说这个孩子是唱京韵大鼓的艺人赵松山的女儿。这位赵松山先生在曲艺圈里可是个全才,他能唱,能弹弦子,能编段子,还能教孩子。自此以后,小玉明仍然来听陈荣启的《精忠传》。陈先生打钱时,她不但不用掏钱了,散场时,他的这位陈叔叔还要给她四个铜板,让她买些零嘴儿吃。小玉明听了他两年的书,有《精忠说岳》《三侠五义》等。许多年过去了,早已是闻名京城的单弦表演艺术家赵玉明,一直不忘她那段儿时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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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陈荣启先生同时演出于天桥的评书艺人还有品正三(说《隋唐》)、高豫祝(说《东汉》)、连阔如(说《西汉》《东汉》)、陶湘九(说《雍正剑侠图》)、赵豪然(说《清宫秘史》)、陈士和(说《聊斋》)、马华鑫(说《济公传》)、郭品尧(说《粉妆楼》)等。20世纪30年代,电台曾播送陈荣启说的《施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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