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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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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陈荣启：使“正活”的评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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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陈荣启参加北京市曲艺公会时期的照片，时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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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1904—1972），原名陈贵鑫，北京人，评书演员，评书艺人陈福庆之子。他以说《精忠传》最为精到，表演以平稳、细腻、深刻见长。其中《岳母刺字》《虎帐谈兵》两段书，文而不瘟，深刻感人，最为脍炙人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了他的《虎帐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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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天桥的曲艺场所主要集中在位于城南的公平市场、三角市场一带。据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统计，各类曲艺演出场地有二十余处。相对于其他的曲艺项目，说书的场子比较多。一般来说，评书的场子都很简陋，支着布棚子，里边放几排长板凳。1935年，陈荣启就在一个这样的场子里说《五女七贞》。《五女七贞》是一部传统评书，说的是清康熙年间，清官施世伦年少才高而深得皇上器重，被委派为江都县县令。施世伦上任后，除贪官斩恶霸，为民请命，皇上嘉奖升其为苏州知府。江湖英雄黄天霸听人误传，认为施大人是害民贪官，夜间潜入州府行刺，欲杀大人。一番周折，弄明了真相，黄天霸和赵壁等江湖侠士扶保施大人除暴安良。并由此引出“五女”“七贞”（十二位侠女）斩除江湖败类“一枝兰”和淫僧“大莲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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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天桥说评书的场子不少，因陈荣启先生口齿干净利落，且能结合现实评讲，有“包袱”，又有“扣子”，更重要的是他的评书不使“荤活”，所以听他说书的人很多，而且还有女性光顾他的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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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原名陈贵鑫，190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叫陈福庆的评书艺人家庭。尽管他的父亲是评书艺人，可陈荣启说书却是半路出家。他幼时坐科学习京剧，因嗓子不宽，后拜范瑞亭为师学习相声。范瑞亭先生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在天桥献艺的著名艺人之一，与其同时尚有相声艺人“穷不怕”（朱绍文）、韩麻子、“沙字颜”（一说“粉字颜”）、小范（范瑞亭）、“人人乐”（陈青山）等，单弦牌子曲艺人“随缘乐”（司瑞轩）等，评书艺人黄诚志（说《彭公案》）、张泰然（说《济公传》）、潘青山、“猴儿安”（安太和）、恒永通、“老云里飞”（白庆林）等，莲花落艺人“抓髻赵”（赵星垣）、“徐狗子”（徐维亭）、“奎第老”等，时调小曲艺人“醋溺膏”“盆秃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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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出师后，在天桥等处撂地儿。几年后，他的相声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在相声界站住了脚。那时候，相声演员为了吸引观众，相声段子中有不少是以淫秽、猥亵为主要内容的“荤活”，以及拿自己的父母、亲属抓哏笑骂的“伦理哏”，即使是没有淫秽内容的段子，即“正活”，也要掺杂些“臭包袱”，以便讨好那些低级趣味的观众。陈荣启虽身在大染缸里，却“出淤泥而不染”。他“逗哏”时不骂人，“捧哏”时怕人骂。一次他与搭档合说《牛头轿》那段相声，在“捧”完这个段子后，他说：“你们骂人和挨骂都那么自然，就不嫌难受吗？说相声上骂三辈儿，下骂五辈儿，连地下的祖宗也不能安静地躺着，不就是为混口饭吃吗，我不干了！”果真，陈荣启自此放弃了相声，改学评书。另有一种关于陈荣启不说相声，改说评书的说法是，他是天主教徒，说评书有利于他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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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的评书师父名叫群福庆，是擅长说《施公案》的评书名家。这位群先生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评书艺人，与他同时的评书艺人有说《聊斋》的单长德、张智兰，说《水浒》《隋唐》的双厚坪，说《永庆升平》的哈辅源、吴辅庭，说《包公案》的王致廉、王杰魁，说《明英烈》《东汉》的田际云，说《水浒》的杨云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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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启有着扎实的京剧基础，又有相声的功底，这给他学说评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很快他就在评书界脱颖而出。他先说《施公案》，后说《精忠传》。20世纪20年代，陈荣启赴大连、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演出，颇受欢迎。1929年，返回北京说书，为侍奉老母，不再远行。自此，陈荣启在天桥爽心园前拉场子说书，以说《精忠传》最为精到，表演以沉稳、细腻、深刻见长。其中《岳母刺字》《虎帐谈兵》两段书，文而不瘟，深刻感人，最为脍炙人口。据说单弦表演艺术家赵玉明那时才五六岁，跟着父亲赵松山在天桥卖艺，特别喜欢听陈荣启先生说的《精忠传》，她每天必到，场场不落，总是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听得入迷。等到陈先生“打钱”的时候，小玉明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放在钱笸箩里。一场书下来，陈先生要打七八次钱，小玉明每次要掏出七八枚铜钱。开始的时候，陈先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直到一次收书散场的时候，恰好“白派”京韵大鼓的创始人白云鹏先生拎着鸟笼子进了场子，小玉明一见，马上过去叫了一声“白大爷”。陈荣启这才听白先生说这个孩子是唱京韵大鼓的艺人赵松山的女儿。这位赵松山先生在曲艺圈里可是个全才，他能唱，能弹弦子，能编段子，还能教孩子。自此以后，小玉明仍然来听陈荣启的《精忠传》。陈先生打钱时，她不但不用掏钱了，散场时，他的这位陈叔叔还要给她四个铜板，让她买些零嘴儿吃。小玉明听了他两年的书，有《精忠说岳》《三侠五义》等。许多年过去了，早已是闻名京城的单弦表演艺术家赵玉明，一直不忘她那段儿时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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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陈荣启先生同时演出于天桥的评书艺人还有品正三（说《隋唐》）、高豫祝（说《东汉》）、连阔如（说《西汉》《东汉》）、陶湘九（说《雍正剑侠图》）、赵豪然（说《清宫秘史》）、陈士和（说《聊斋》）、马华鑫（说《济公传》）、郭品尧（说《粉妆楼》）等。20世纪30年代，电台曾播送陈荣启说的《施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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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陈荣启依然在天桥市场说演评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了他的《虎帐谈兵》。因陈荣启是天主教徒，在50年代的历次运动中，他也受到了冲击。在继“反右派”运动之后，1958年曲艺界开展了交心、揭批运动，陈荣启先生被揭批。被揭批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曲艺艺人中传教，并鼓动别人信仰天主教。在被批判的时候，这位天主教徒，依然认为既然宪法说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就不算是大是大非。关于向别人讲道理，陈先生认为那只为救灵魂，没有别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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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陈荣启参加北京宣武说唱团。1962年至1964年，宣武说唱团曾请赵锡良记录他的全部《精忠传》演出稿，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1972年，陈荣启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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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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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李鑫荃：说新书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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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李鑫荃在中央广播电台播演新书时的照片，时年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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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1921—2004），河北安次人。北京评书名家。18岁在粮行当学徒时，开始自学说书。1950年拜评书老艺人段兴云为师。1953年曾先后向连阔如、闫荣山等评书名宿学说书。1959年加入北京宣武说唱团，开始编演新书。1962年在中国曲协举办的说新书交流会上，与袁阔成同被誉为“说新书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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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然不兴说老书了，提倡说新书。因大部分评书艺人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学的评书，大多是师傅口传，靠死记硬背。说新书没有师傅教，要靠自己通过读小说原著，再进行提炼加工，这就难住了许多评书艺人，也是这时候，李鑫荃先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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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创说的新书最多，名气也最大。在那个娱乐方式匮乏、电视不普及、家家户户靠收听广播的年代，李鑫荃可谓家喻户晓。那时看书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是所有学生都喜欢的事情。我上小学时就是评书迷，家里只有一台收音机，每天定时和我三哥收听评书节目。我10岁那年，刚好播放李鑫荃说讲的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再加上对那三个金字组成的“鑫”字好奇，就记住了李鑫荃的大名。后来我还听了他在广播电台播讲的评书《红日》《保卫延安》《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等，真是部部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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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是河北安次人，少年时在粮店学徒，酷爱评书艺术，1945年始边听书边做记录，同时私淑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学讲《东汉演义》《三国演义》《列国传》。两年后开始表演。1950年正式拜段兴云为师，在北京的门头沟、通县、丰台、朝阳门及天桥一带行艺。1953年后又曾先后向连阔如、闫荣山学习说书，还曾向马连登学《隋唐演义》《包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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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先生说新书，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此前，他曾经以说讲《雍正剑侠图》《忠义响马传》《和氏璧》等闻名于京，擅演的书目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小五义》等。他的表演沉稳，表述细腻，评批有据，刻画人物生动传神，体现了“功夫在书外”的深厚艺术造诣。《雍正剑侠图》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199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曾出版李鑫荃口述的三卷本《雍正剑侠图》，但并不完整，只说到金牌失而复得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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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至2007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雍正剑侠图：剑山蓬莱岛》与《雍正剑侠图：万龙藏峰岛》；这是连丽如据李鑫荃于20世纪90年代初亲笔撰写的手稿整理而成。书中对于清朝前期城市和山村的风土人情、官员穿戴服饰及方言俚语亦有所涉猎，如对北京城门街巷、官府民宅的评说洋洋洒洒，读之津津有味，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