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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李鑫荃:说新书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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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李鑫荃在中央广播电台播演新书时的照片,时年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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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1921—2004),河北安次人。北京评书名家。18岁在粮行当学徒时,开始自学说书。1950年拜评书老艺人段兴云为师。1953年曾先后向连阔如、闫荣山等评书名宿学说书。1959年加入北京宣武说唱团,开始编演新书。1962年在中国曲协举办的说新书交流会上,与袁阔成同被誉为“说新书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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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然不兴说老书了,提倡说新书。因大部分评书艺人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学的评书,大多是师傅口传,靠死记硬背。说新书没有师傅教,要靠自己通过读小说原著,再进行提炼加工,这就难住了许多评书艺人,也是这时候,李鑫荃先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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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创说的新书最多,名气也最大。在那个娱乐方式匮乏、电视不普及、家家户户靠收听广播的年代,李鑫荃可谓家喻户晓。那时看书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是所有学生都喜欢的事情。我上小学时就是评书迷,家里只有一台收音机,每天定时和我三哥收听评书节目。我10岁那年,刚好播放李鑫荃说讲的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再加上对那三个金字组成的“鑫”字好奇,就记住了李鑫荃的大名。后来我还听了他在广播电台播讲的评书《红日》《保卫延安》《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等,真是部部好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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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是河北安次人,少年时在粮店学徒,酷爱评书艺术,1945年始边听书边做记录,同时私淑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学讲《东汉演义》《三国演义》《列国传》。两年后开始表演。1950年正式拜段兴云为师,在北京的门头沟、通县、丰台、朝阳门及天桥一带行艺。1953年后又曾先后向连阔如、闫荣山学习说书,还曾向马连登学《隋唐演义》《包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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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先生说新书,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此前,他曾经以说讲《雍正剑侠图》《忠义响马传》《和氏璧》等闻名于京,擅演的书目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小五义》等。他的表演沉稳,表述细腻,评批有据,刻画人物生动传神,体现了“功夫在书外”的深厚艺术造诣。《雍正剑侠图》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199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曾出版李鑫荃口述的三卷本《雍正剑侠图》,但并不完整,只说到金牌失而复得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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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至2007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雍正剑侠图:剑山蓬莱岛》与《雍正剑侠图:万龙藏峰岛》;这是连丽如据李鑫荃于20世纪90年代初亲笔撰写的手稿整理而成。书中对于清朝前期城市和山村的风土人情、官员穿戴服饰及方言俚语亦有所涉猎,如对北京城门街巷、官府民宅的评说洋洋洒洒,读之津津有味,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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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旧社会过来的评书艺人,李鑫荃先生还算是幸运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这与他积极说演新评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播出《红岩》《平原枪声》等新书,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有很大的关系。文化部提倡戏曲界、曲艺界要“说新唱新”,是1964年的事儿,但实际上早在此前各文艺团体已经开始编新剧演新剧了。李鑫荃算得上评书界起步较早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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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曲艺界不是重灾区,但也“揪”出了几个很有影响力的“右派”,如连阔如、曹宝禄等。连、曹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还牵连了许多与他们关系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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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北京文化局旧档,曲艺界自1957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就再也没有平静过。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直到1959年的北京曲艺杂技工作者联合会评鼓组,应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开展的“思想批判”“思想检查”“交心活动”“红专规划”等活动及揭发批判连阔如、曹宝禄、段兴云、陈荣启的记录,可以看出许多在旧社会有污点的评书艺人已经是战战兢兢,甭说去说评书了,连平时说话都很谨慎了,就怕被别人抓住辫子,挨批判。据此,可以肯定地说,评书艺术的衰落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1959年虽一度有所复苏,但不久“社教运动”开始了,紧跟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评书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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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时期,评鼓艺人被分成了四个组:分别为评鼓一组,组长关顺鹏;评鼓二组,组长陈荫荣;评鼓三组,组长朱桢富;评鼓四组,组长蔡连贵。李鑫荃所在的评鼓一组的组长关顺鹏是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天桥资力深厚的民间老艺人,北京“关派竹板书”的创始人之一。“关派竹板书”的表演方式为一个人右手持大板、左手持节子板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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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反右派运动时期,评鼓艺人的学习、交心、揭发、批判的记录,我发现四个组的组长和记录员很受“运动”领导者信任,没有受到冲击。如担任第二组组长的朱桢富先生,据连阔如先生的女儿连丽如回忆说:“朱桢富说那个《林海雪原》里的‘蝴蝶迷’以及那一百多个土匪不重样儿,真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当过土匪。”我在朱桢富担任组长的评鼓三组记录中看到朱在自己的发言中说,他抽过大烟。当过土匪,抽大烟的人,居然在运动中没有受到批判,还在运动中担任组长,也算得上是个奇迹了。旧时艺人多为穷苦出身,有的是八旗子弟,清政府未垮台之前钱粮月米的供着,不愁吃穿,就是玩儿。到了民国,就得自己挣嚼裹儿了,这些人大都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但是在玩儿上却都有两下子,这自然包括吹拉弹唱。那时艺人中有些文化,识文断字的,在旗的居多。评鼓组记录员之一的黄存洲,据说他的祖辈曾在宫里做事。他在说评书《清宫秘史》的时候,说到的清宫里的事儿,许多都是他祖上传出来的。他不但书说得好,还写一笔好字。“反右”运动时,评鼓艺人开会、讨论、批判活动分四个组,他任评鼓二组的记录员。其他几个组的记录员分别是:评鼓一组为李鑫荃,评鼓三组为李存源,评鼓四组为丁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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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界有十代之说,它只表示艺人的辈分,而不反映师承关系。按照评鼓艺人的辈分,李存源和黄存洲是第九代,李鑫荃、丁增启是第十代。这四位记录员字写得最好的是黄存洲,字写得熟练且把发言内容归纳得最好的是李鑫荃,字写得最工整的是丁增启,字写得一般的是李存源。评鼓界在1958年以来开展的“交心”“揭发”“批判”活动中,除了连阔如、曹宝禄受牵连外,还有段兴云、刘田利、陈荫荣、陶湘九、刘祥明、陈荣启、吕素坤、胡阔洲、李存源、蔡连贵、王兴周、黄存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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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荃和他的夫人贾连芳也遭到揭发,但没有被批判。揭发的原因是,连阔如被打成“右派”后,李鑫荃依然像往常一样去连家串门子。按李鑫荃的答复,他上连家是为了向连先生学习《三国演义》。此外,遭到他人的嫉恨,与他的成就有关。有人揭发他说,他在通州说书时曾说:“别看我辈儿小,说书挣钱我是爷爷,这帮说书的,哪个也不行。”贾连芳也是评书演员,她被批判的原因,是说她曾在朝阳门外风记茶社打过一位老太太听众;还在门头沟向听书的说:“我是姑奶奶,就说旧书,能把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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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心”“揭发”“批判”活动进行了很长时间,揭发出的事儿,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活动结束后,1958年,评书、鼓书艺人自愿组织的天桥说新书小组改建为宣武评书队,属个体说书艺人的联合组织,演出收入归个人,行政上由宣武说唱团代管;在市内书馆演出,每月由宣武说唱团统一安排演出场所和书目;队长陈士通,副队长姬存林,共有演员24人,除竹板书演员关顺鹏、琴书演员陈士通外,其余都是评书演员。宣武评书队不久成为宣武说唱团正式编制,属集体所有制,直属北京市宣武区文化局;团址也由天桥迁到香炉营四条27号。宣武说唱团团长空缺,副团长为关顺鹏。该团以说唱长篇评书、鼓书为主,主要演员有:评书演员连阔如、陈荣启、高豫祝、李万兴、傅阔增、陈荫荣、李存源、李鑫荃、朱桢富、连丽如,西河大鼓演员刘田利、蔡金波、蔡连贵、宋相林、贾连芳,竹板书演员关顺鹏、宋相臣等,在天桥地区及各地书茶馆轮流上演评书、西河大鼓、竹板书,演出书目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包公案》《西游记》等三十余部传统书,及根据优秀长篇小说改编的《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红旗谱》《红岩》《铁道游击队》等现代新书,同时还记录了《东汉演义》《西汉演义》《精忠说岳》《杨家将》《包公案》等多部传统评书的文字底本(“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流失)。该团以演员阵容整齐、节目丰富闻名,并于20世纪60年代举办了两期学员班,为北京评书、鼓书的发展培养了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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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宣武评书队的李鑫荃积极说演新评书,演出了《保卫延安》《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苦菜花》等节目,很受欢迎。60年代初,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过新书《红岩》《平原枪声》。1962年,李鑫荃被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为“说新书的带头人”。1967年宣武说唱团解散。李鑫荃被下放到煤厂送煤,一送就是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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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宣武说唱团重新恢复建制,李鑫荃也曾有复出的机会,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自1983年后,李鑫荃用了八九年的时间整理加工了《雍正剑侠图》演出本。2003年“非典”期间,他躺在病床上向连丽如亲口传授《雍正剑侠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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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李鑫荃先生因糖尿病并发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据亲属回忆,他临去世前说:“我死不可惜,可惜的是我这一身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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