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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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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侯宝林：相声大师的性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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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侯宝林加入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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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1917—1993），满族，出生于天津。中国著名相声大师，表演艺术家。先学演京剧，后改说相声。1940年起，与郭启儒搭档，合演对口相声。侯宝林是极负盛名的表演艺术家，注重相声的理论研究，著有《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被誉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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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总共念过三年小学。12岁那年，为了吃饱肚子，侯宝林只好辍学拜师学艺。他先是学演京剧，后改说相声，先后拜常宝臣、朱阔泉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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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与朱阔泉先生还有一层关系。据说朱阔泉早年曾收养了侯宝林，后收其为徒。朱阔泉先生师承“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说学逗唱，无一不精，捧哏逗哏样样全通，既有“相”又有“声”，艺术造诣颇深，在曲艺界声誉也很高。朱先生有三个女儿，1940年，三岁的小女儿意外辞世。据后人回忆，朱先生为此悲伤过度，致血栓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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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的名字是朱阔泉先生起的。朱阔泉共收过王凤山、李宝麟、侯宝林、王宝童、马志明五个徒弟。大徒弟王凤山原本唱数来宝，且已有声誉，后拜朱阔泉为师，在朱先生的指导下，他的相声技艺长进很快，由于他有唱数来宝的功底，因此，说起相声来字正腔圆，吐字有力，手眼身法步，喜怒哀乐惊，得心应手，融会贯通。他的捧哏，尺寸准，搭口严，不摧不坠，不搅不支；既不节外生枝，又能铺平垫稳。给朱阔泉、赵玉贵、罗荣寿、关少曾、汤金城都捧过哏，特别是他与师弟侯宝林、李宝麟合作，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受到相声界一致的推崇，与李宝麟、侯宝林哥仨曾被当时曲坛誉为“麒麟山”三兄弟。继王凤山之后，朱阔泉又收了三个徒弟，他给这三个徒弟起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恰好是“麒麟童”，第一位姓李，起名“李宝麒”；接着收了“小酉儿”为徒，起名“侯宝麟”；后又收了姓王的徒弟，起名叫“王宝童”。据说朱先生这样做，与他曾受到京剧名家“麒麟童”周信芳的羞辱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为了消除这场误会，便将“麟”改为“林”了。朱阔泉的关门弟子马志明，是马三立之子。新中国成立后，马三立和侯宝林在相声界并驾齐驱，深得人们的喜爱，大都认为他们是同辈儿，实则不然。马三立师承八德之一的周德山，而侯宝林是八德之一的焦德海的徒孙，与马三立之子马志明是同门，因此侯宝林应称马三立为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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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天资聪明，拜朱阔泉先生为徒的第三个年头即出师，随后独自到市井街头卖艺，并常到天桥附近的说相声的场子，暗自学习相声。为研究相声，提升自己的素养，他还节衣缩食，买一些书看。有一年的冬天，他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与相声表演艺术相关的《明清笑话集》，爱不释手，想买却钱不够，他就脱下身上的外套，以抵书款，买下了那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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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机智幽默，而且还嫉恶如仇，经常说一些嘲弄戏耍军阀权贵的相声段子。他曾经据民间传说说了个段子。据说是韩复榘在山东当省长、督军的时候闹出的笑话。说是有个当兵的在操场上打篮球，韩复榘看一群人来回争抢一个球，他不解，于是就高声喊起来：“停、停、停。这是干啥？10个人抢一破皮球（老式篮球是由16块牛皮拼合而成），一人发一个不就得了！”听众都被段子中对韩复榘的调侃笑弯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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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侯宝林受到了冲击，他在平日里与朋友聊天说的话，和他创作表演的节目，都被搜罗出来，成了他“攻击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证。他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时，月薪是335元，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了。一次与同事聊天，他说：“我在这儿，一月300块，要在外边干，千儿八百也是它。”1961年，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侯先生曾提出一个11人名单，要求去云南单干。因此，侯宝林被扣上“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帽子。他演出的相声也遭到批判，说他表演的《关公战秦琼》，以大军阀韩复榘父亲不懂艺术瞎指挥，来攻击党“不懂艺术”，重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谬论。大炼钢铁时，侯宝林有一个相声叫《全家献宝》，里边有一段说：“‘我身体锻炼得跟铁人似的’，孩子急忙说，‘爸爸，你可别像铁人，回头连您也给献了。’”并说，“刮舌子也被孩子偷去炼了铁，走在街口里，火车道也想搬去炼铁”。这个段子被批判为“恶毒地攻击我们全党大炼钢铁的伟大运动”。他还有一个常演的相声《改行》，也遭到了批判，说他“攻击党的下放干部政策”。他还有一段叫《打呼》的相声，把打呼噜叫“自然灾害”，又把三个打呼噜称为“三呼万岁！”因而被批为“借以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据说，1962年，台湾方面叫嚷要“反攻大陆”，说唱团让侯宝林演讽刺美蒋的相声《美蒋劳军奖》，他推辞不演，事后对人说：“国民党来了，我们都活不了！”这件事自然在“文革”时被人揭发，遭到严厉批判。尽管他遭受到了打击，但他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并没有改变。被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之后，他知道既然戴了“帽子”肯定要被斗争，于是他在开斗争会之前，自己做了一顶细长的、圆锥形的黑帽子，叠起来很小，预先放在了口袋里。斗争会开始了，当斗争到高潮时，造反派要给侯宝林戴高帽，侯宝林先生慢条斯理地一边掏，一边说：“别累着诸位，我自己戴吧！”参加斗争会的群众联想起他平常惹人发笑的样子，忍不住都笑了。这一下，造反派被气坏了，连声大吼：“笑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众人忙将头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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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24日，当时在天津的相声演员合影。前排左起郭荣启、常连安、张寿臣、马三立；中排左起常宝华、张庆森、朱相臣、侯宝林、常宝霆、苏文茂；后排左起杜三宝、佚名、白全福、佚名、常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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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旧社会过来的艺术家，侯宝林先生在“文革”期间，不仅挨了斗争，而且经常接受造反派的外调，为他们写证明材料。我在旧书摊上曾经买到一些中央广播说唱团丢弃的“文革”资料，里边就有几份侯先生亲笔写的证明材料。我仔细读过侯先生写的证明材料，都是实事求是、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事论事，不是为了迎合讨好造反派而添油加醋，上纲上线。按老北京的旧话儿说：既不添油，也不拨灯。以下是侯先生所写的两份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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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杨文元的证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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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至1942年这三年间，我在天津燕乐戏院演出，曾一个时期杨文元也在燕乐演出。只是同台，当时觉得这个人不多说话，是个老实人。在这以前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在这以后也只是见面说话，熟人，没有密切过，也不是朋友，所以提不出什么证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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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以后，我和潘玉珍拜了盟兄弟，听潘说他是潘永班的人“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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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是否参加了天津游艺协会，北京曲艺公会任什么职务，我一点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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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调的同志叫我交代北京（曲艺）同业公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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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个同业公会，当时具体的名称叫什么？我根本没往心里记过。我只是一个概念（对同业公会）凡是干这行的，吃这碗饭，特别是在台上有点颜色的人，你不入也不行。我对公会没有好感，我过去说过，公会抓官差，交会费，演义务（不给钱白演）。当然我过去的认识和说法远不能说明公会的反动本质。同时这种说法，也就有为自己参加了这样反动组织开脱罪责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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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交代我的罪行，我参加了这个组织，参加过公会举办的“讲习班”或叫什么训练班。参加过公会组织的“劳军”“义演”都是反革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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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参加过大约在1946年或1947年公会举办的“纪念祖师爷”的活动。在崇文门外一个什么庙里，我去过，具体地址不记得了。只有这一次，后来就没有这样活动了，或者我不在北京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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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套封建迷信的玩意儿，在彼时已竟（经）不能统治人们的精神了。我当时看到在那个庙里的西北角落（最偏僻的角落），半间小房里有个泥像，究竟那个“祖师爷”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我也没烧香磕头，这一套封建迷信的东西还是以前的旧公会搞的。当初办公会都是以几个老人所谓“老前辈”。到了国民党时期就不同了。以前是刘宝全、白云鹏担任名义，王文瑞、霍连仲做点具体工作，拿个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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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会可能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刚来不久，他们就勾结上了，也就是旧公会的一班人踢开了王文瑞、霍连仲、白云鹏等老人，他们已摇身一变，成立或改组北京的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