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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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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十年的“文革”结束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许多中国人觉得“天要塌了”时，陈钧德则隐隐约约感到，时代终于翻过了一页，明天与今天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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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文革”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被抓捕，春意开始将冰冻融化。北京故宫的徐邦达先生在给陈钧德的信里写了一首发自肺腑的诗词，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的激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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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冬去春来的人们，包括被打入牛棚或扫地出门的文化名流、艺术名家隐隐感到，将要苦熬出头了。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小说《伤痕》《班主任》等相继发表，全国掀起了追求科学和知识、启蒙和理性的读书运动，如同人们抗拒“文革”思想禁锢的号角。一度被霜残风摧的老艺术家们老藤发新芽，刘海粟、关良、颜文樑等渐渐活跃起来，拨乱反正渐行渐猛。这个时期，顽强生长在贫瘠环境里的陈钧德们也盼到了阳光雨露，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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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陈钧德小心翼翼地开始谈论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等，将塞尚、梵高、毕加索等等一个个大师介绍给他的学生。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陈钧德将前辈老师为他打开的“世界之窗”，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实践，又向新一代学生打开了。这时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但他忍不住了，富于智慧地表达着，传授着，在学生们心里播撒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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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上，他激情勃发，内心涌现很多想法，处于少见的亢奋状态。他几乎每天都为绘画而奔波，而疯狂。这一阶段，成为陈钧德创作的“岩浆喷发”期，厚积的岩浆冲破思想的“藩篱”后，立即呈现无可阻挡的喷薄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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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厦是陈钧德的一个福地。那时他认识上海大厦一位美工，这位美工与陈钧德十分谈得来，也知道陈钧德有个夙愿，就是在上海大厦楼上创作俯瞰黄浦江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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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匆匆赶到陈钧德家里通报，原先有一间借给刘海粟作画用的房间，现在刚刚腾出，他督促陈钧德赶紧利用这个空隙，去进行写生创作。陈钧德立即骑车与他一起去实地察看，彼时的上海大厦是全城最高建筑之一，从11楼房间阳台望出去，远处能眺望到高耸的海关大楼，近处能俯瞰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两者相间是车来人往的宽阔的中山东一路，构图天然就美。他看了很满意，回家对罗兆莲说，想抓住难得机会，创作几幅大尺寸的、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上海的早晨》。——“早晨”，纯风景创作，寓意却是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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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哪里去寻找大尺寸的木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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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当年买木材也要凭票证供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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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也没有哪家商店出售这等规格的画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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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灵机一动，主张将家里一张棕绷床的床框拆散，将床框木改成两只1.6米×1.2米的画框，那尺寸也是陈钧德事先去上海大厦电梯里仔细量好、可以容纳的最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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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陈钧德满脸兴奋，洋溢着激情，罗兆莲毫不迟疑，当即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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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那天，陈钧德和罗兆莲很早醒来。天气骤冷，屋外飘起了雪花。站在上海大厦11楼的阳台上，陈钧德深深吸了一口空气，黄浦江凛冽而湿润的气息让他舒畅。他静静地眺望着蒙蒙晨色里的天空、建筑、江面、外白渡桥，激情澎湃。那时他喜欢运用小号油画笔，笔在手里飞舞，行云流水般地抒发内心感受。宛如小提琴曲演奏，陈钧德完全沉浸在物我两忘的癫狂中，雨雪打在头上、脸上，他根本无暇顾及。罗兆莲在一旁为他打伞，努力为他遮风避雨。那一刻，陈钧德倾注了极大热情，用灰白色彩、刚劲线条，勾勒出一种比真实景色更为优美的雨雪中的《上海的早晨》，绘出了比现实更有魅力的“经验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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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淋了雨雪，陈钧德一度高烧，但他觉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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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上海的早晨》，一共两幅，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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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末，对陈钧德以及许多画家而言，是个特别的时刻。彼时，文化部发出了《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在教学和创作中又被允许使用人体模特儿了。空气中透露着自由和宽松。1979年2月，北京三十七位油画家自发组办了“迎春油画展”，在中山公园举行，该展览“不设审查制度”，有“自由结社”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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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时，上海十二个画家也渴望自主表达，自由呼吸。陈钧德、孔柏基、陈巨源、陈巨洪、钱培琛、郭润林、沈天万、罗布臻、王健尔、徐思基、黄阿忠和韩柏友等气味相投的画家一合计，未与官方部门打招呼，一场民间自发的艺术群展在黄浦区少年宫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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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家朱朴在1979年出版的《美术》杂志上，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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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争鸣，是上海春节期间展出的‘十二人画展’招贴广告上的副题。展览会的前沿是一首不受格律约束的自由诗，写道：‘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威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并且表示了要为‘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而努力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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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迎春展迥然不同的是，陈钧德与十一个或“在野”，或被主流排斥的自由画家共同参与，后来被美术史反复提及的“上海十二人绘画展”，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成为19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举行的现代主义艺术展。展览没有经过任何机构的评审，布展现场设计成X形格局，展厅空间回旋着钢琴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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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画展上，陈钧德拿出了《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1977）、《雪霁》（1977）等作品，这些作品并不是他在探索现代派艺术方面“走”得最远的作品，而是比较温和的印象派风格，但题为“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的油画作品分明带有“文革”结束后的反思意味，如同当年的“伤痕”文学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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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浙江美术学院的朱金楼教授在“上海十二人绘画展”现场，站在陈钧德作品前惊呼：“出色啊，出色！”不久，这位教授主动为素不相识的“后起之秀”陈钧德写了一篇长篇评论，发表在当年的《文汇月刊》上，评论题为《画坛上的新星——陈钧德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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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就此成了陈钧德的成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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