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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四、 大旗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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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空前危难的时刻，他仍然没有放弃阶级的抗争。他太执著于久积的奴隶的愤苦了，他要掀掉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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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救亡，一面启蒙。他肩负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以个人的独特的方式和姿态，加入战斗的集体，且有别于战斗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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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民族主义文学”·救亡中的启蒙·“一二八”战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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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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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创深痛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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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不久又侵入吉林、黑龙江。南京政府电令驻国联代表，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美、法、意等国军队驻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时，抗日热潮迅速掀起。26日，上海十余万群众举行反日示威。28日，南京和上海学生冒雨请愿，遭到军警的阻拦，南京学生愤而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在关键时刻，权势者的意志是决定一切的。由于蒋介石下令“不予抵抗”，东北军遂撤退到山海关以南。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日军即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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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国难声中，“民族主义文学派”发起成立“上海文艺界救国会”，企图乘此机会重新推动业已消歇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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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由国民组织部系统发动的。1930年6月，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上海市区党部委员朱应鹏、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中央军校教导团军官黄震遐等集会于上海，组织前锋社，出版《前锋周报》与《前锋月刊》。在他们胡乱拼凑的《宣言》中，声称文艺是属于民族的，它的最高意义是“民族主义”，因此必须排除“一切阻碍民族进展的思想”，“多型的文艺意识”，以统一于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御用文人毕竟低能，即使有政权的力量可以利用，运动的结果并无实绩，既形成不了中心的理论，也没有像样的创作。在“民族主义”的显赫的名目之下，仅余一堆扰攘嘈杂的政治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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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党治文学，鲁迅从来藐而视之，所以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盛期，他保持了高贵的沉默。由于政治气候的重大变化，考虑到“民族”的商标所可能产生的迷惑作用，当沉渣泛起的时候，他终于发表了一篇清算的长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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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或宠犬，地位是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许多所谓“文艺家”，其实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而在宠犬派文学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民族主义文学”。但是，他们并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荡的流尸罢了。虽然是杂碎的流尸，目标和主人是同一的，即用一切手段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一方面以悲哀的哭声和壮大的军乐掩盖不抵抗主义的勾当，一方面以极端的憎恨指向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苏联。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的。然而，鲁迅最后指出：“他们将只是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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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站的士兵/大旗下的战斗人间鲁迅（下）阶级的压迫，民族的凌侮，轮番把长期沉浸于国民性思考的鲁迅推上了第一线，在集团的战斗中，写下了《二心集》这部最为锋利的文字。这些文字，充分显示了这位老战士的理论的成熟。当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舆论日益偏重于统一战线和保卫国防的宣传，这时候，鲁迅仍然从自己的独特的阶级论出发，异常清醒地透视了从理论到实践也仍处于混沌未解状态的民族问题，从而确定自己在一场新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为奴隶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早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他就以政治家的明敏的头脑，这样分析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在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也就有了“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的公式，有了“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问题。在鲁迅这里，“阶级”的概念大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主人”和“奴隶”的阶级对峙是横贯于国家、民族之间的。对他来说，最不能容忍的是人对人的压迫，也就是阶级压迫。人的解放是最根本的。如果阶级压迫的现象依然存在，社会上一样有着主奴之分，那么即使没有异族的侵略或战胜了异族的侵略，而保持了民族国家的尊严，这种尊严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因为那样将意味着任何革命或战争都倒退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不需要兽性的爱国主义。应当说，他的这一思想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他固有的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独特的思想结晶。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这一思想同样具有“超前性”，以致在他逝世以前，甚至逝世以后，人们也仍然不能深入理解他据此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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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根本问题是阶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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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一个基点，所以，当沦为异族奴隶之苦的刺激使每一个中国人变得空前亢奋的时候，鲁迅提醒大家说：不要忘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奴隶国家，我们从来就是一群奴隶！“奴隶”，是他此后在谈话和文章中反复多次使用的字眼，寄寓着与他骨肉相连的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鲁迅为苏联辩护，在现实政治中主动承担对于进攻苏联的恶鬼的狙击任务，都因为他心目中的苏联解放了奴隶，“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是他所未及预料的，他所能看见的是小麦和煤油的输出，图书馆和博物馆，展览会，誉满西欧东亚的文学艺术，是巨大的生产力，以至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都可以免受死刑的事实。而这一切，又正是“吸中国的骨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的帝国主义主子及其奴才们所极力加以歪曲和抹杀的。在战争刚刚揭开帷幕的时候，在蒋介石以民族领袖自居而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时候，鲁迅认为，民族生存的关键，仍然在于使广大奴隶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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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中学生》新年号以如下问题征稿：“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的答复十分明确，他说：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的确，言论自由是第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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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言论自由，属于人民的一切都得沦为空谈。如果数万万人民被治理成为聋哑的奴隶，彼此失去交流和联络，还有什么可能从事“救国”呢？一个“无声的中国”，难道竟是等待今天的日本人的战争，来打破它的由来已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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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鲁迅又写下了大量时事评论的文字，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专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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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逃的辩护》、《崇实》等文章里，他就一反当下政府及时评的责难，为“逃难”的学生辩护，“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为了使学生驯化，他指出，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便费去不少苦心。他们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显示出“新教育”的全部效果。《航空救国三愿》、《中国人的生命圈》、《“以夷制夷”》、《天上地下》一组文章，也是直接揭露不抵抗的党国“英雄”的。他们无用武之地，便轰炸“匪区”，屠戮手无寸铁的人民。此外，他还写了《战略关系》、《对于战争的祈祷》等，通过对幕后外交的戏剧性的展示，暴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本质。战争是政治问题的延长，而政治掌握在一班党国要人的手中，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肮脏的交易。对于他们，指挥权是不能让给别人的，但是，这些主持的人早已预定好了打败仗的计划。文章指出，“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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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是近距离政治。许多作家的眼光都停留在这上面，而多发扬踔厉之词，但是抗战的道路并不通畅，于是也就多出了一层古代文人的感怀时世的怆凉。在救亡面前，鲁迅并不显得特别激昂，自然也没有多余的伤感，他努力摸索障碍物的所在，然后告诉黑暗中的人们，并且同他们一道做着开路的工作。他深刻的地方在于，不但指出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对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在使统治者无所遁形的同时，让国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在特定的救亡时期，启蒙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打掉中国政治剧目主持人的欺骗性，把幕后的丑剧搬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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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二心集》后面的文章，透视了中国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游欧女士“以脚报国”，新的女将戎装入画，病夫服药当兵，警犬帮同爱国；不想说去打仗而来“头脑动员”，告诫青年要养“力”勿使“气”以免悲观，文士大谈传奇式古典以借意想不到的人物“为国增光”，将军远离敌阵而大打电报说要“为国捐躯”；用光了教育经费仍须装点教育的门面，全国文盲充斥还得大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杀人，又要维持几个“模范监狱”给外国人参观，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趁势泛起的“沉滓”。所谓沉滓，即是“旧货”，是固有文化的东西。在《真假堂吉诃德》里，鲁迅指出：“这固有文化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在这里，他没有对中国的现状作学究式的考察，推导所谓“历史的”其实是宿命的、消极的说明；传统文化的研究，国民性研究，不过是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现实是第一位的。在追究现实政治时，他并不过于苛责普泛的国民性，而是把主要的锋芒指向要小百姓埋头治心，阻碍国民性改造的当权者。有怎样的民众就有怎样的当权者，这不能不算是一个事实；但有怎样的当权者就有怎样的民众，却是更严峻更迫切的问题。因此，面对“返祖”的文化现象，他认为剥去“假吉诃德”的面具是重要的。他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却要他们负“救国责任”，剥削别人的愚蠢。在《宣传与做戏》里，他把国民性中的“善于宣传”、“面子主义”称之为“做戏”，说：“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当然，这里指的主要还是权势者。他们是十足的“做戏的虚无党”，占有了中国偌大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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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鲁迅还写了《谣言世家》和《捣鬼心传》，结合国民性，暴露统治者的虚伪的本质。他说：“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又说：“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这种“懵懵懂懂”、“鬼鬼祟祟”，便为统治者所利用，于是乎“捣鬼”。治国平天下之法，就在于告诉大家以有法，而又不明白切实地说出何法来，以这种不测的威凌使人萎伤，又使人在模糊中疑心到“治于人”者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从而寄希望于“好政府”。然而，他坚定地指出：“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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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观斗》、《电的利弊》、《火》、《智识过剩》、《经验》、《偶成》等多篇文章中，鲁迅的命意在于说明：诸多自私、隔膜、自大、麻木，甚至于残酷等国民劣根性的形成，都是统治者的“治绩”，与他们的统治手段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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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一开头就明确地指出，把造成中国“一盘散沙”的责任归于大家是冤枉的，沙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官员们虽然依靠政府，实际上是不忠于政府的，头领下一个为政清廉的命令，他们也决不会听从，而想方设法进行蒙蔽。所以说，“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时就称尊”。以“沙皇”的尊号移赠此辈，是最合适不过的。《火》说“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于是乎点灯被禁止，放火受供养。这种“宰了耕牛喂老虎”的时代精神，不能不使中国人弃燧人氏而供火神，产生代代相传的权力崇拜。《偶成》说，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都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酷的教育，使人们贱视生命，人道主义也就自然成了一种奢侈。鲁迅对现代统治者的专制主义，予以特别猛烈的抨击。为了统一思想，不惜焚毁书籍，消灭异端。《华德焚书异同论》把古今中外放到一起加以比较，嘲讽中国的现代统治者为希特勒的“黄脸干儿们”，他们连祖宗秦始皇的一点容纳客卿的魄力也没有，虽然采用了益加残酷而绵密的法西斯式统治术，好像这些火神菩萨真也“代代跨灶”，其实是更为虚弱的。《同意和解释》引希特勒的话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同意。”他的“黄脸干儿们”则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这样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拼死呢？”中外统治者都一例是自由的天敌。他们惟靠武力树立威权，当然也靠扮相好的文人，靠理论作为辅助，为自己的威权制造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奴隶们悟到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这就是“动物主义”的逻辑，主人的逻辑。鲁迅特别指出，这原是“国货”，是固有的传统政治文化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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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中国历史总结出一条很著名的公式，即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至于现代史，他的概括更简明：“变戏法”。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但总有人看，总有人撒钱，沉寂若干时日再来一次。还是一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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