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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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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第一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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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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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的。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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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底史诗性底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底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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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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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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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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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楚文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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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关于这一节的辩论，我们放在这文字的附录。）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馀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几乎年代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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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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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做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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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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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语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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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话》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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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惟项羽会作那楚词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词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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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箧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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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揉”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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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汉代有这样大的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为原因的事实来。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到楚的实力之大，苏秦所谓“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可知惟一能和秦对立的只有楚。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到楚国的民气之盛，报仇心之切。我们看范增初见项梁时的谈话：“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立楚后也。”项梁听了他的话，才把楚怀王的孙子——一个牧羊儿——找了来，又立为怀王，以为号召。可见楚的潜势力了。第三，我们不要忽略楚国占地之广。自从两次迁都后，已经扩张到了现在江苏的北部；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刘邦一般人已经是楚人，不要说项羽了。第四，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曾把楚的贵族昭、屈、景、怀迁入关中。这一方面固见出楚的势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却也见出这是楚文化之直接对汉代的传递。大凡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有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时代精神。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时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调，而楚文化者恰与这切合，自然为人所热烈吸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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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再问何以楚国产生的文化是那样的？我们可以说经济力的膨胀乃是一个大因素。我们试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再看《招魂》、《大招》里的铺陈，那生活的豪华富贵更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农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们用这同样的原因不唯可说明楚，而且可说明齐，又可说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说明汉代文化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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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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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也是一个在经济上富裕的地方，它所发展的文化，也和楚十分相似，便又同样为汉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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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看齐、楚两国人同样善于想象，齐人邹衍有海外九州之说，楚人屈原也有“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之问，这都是“闳大不经”，而且“迂怪”的，此其一。齐人喜欢讲“隐”（如淳于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齐威王，齐客用“海大鱼”来谏靖郭君），楚人也喜欢讲“隐”（如伍举也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楚庄王），此其二。齐国最发达的是兵家，战国时的兵家几乎全是齐人，如司马穰苴、孙吴、孙膑，一直到蒙恬，都可以为例。他们兵家所最爱讲的是术，是知白守黑，是人先我后（因为谁先作战，谁就有被第三者看穿了实力的危险），而楚国的哲学却就从兵家一转而为形上学，这就是后来的《老子》，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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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和楚国文化相似之点上，却也正是浪漫精神的寄托。闳大不经，不用说是浪漫精神，因为那其中含有想象力的驰骋，无限的追求故。隐语也是浪漫精神的一端，因为这正是一种曲折，正是追求质实的古典精神的反面。至于兵家，兵家是所谓出奇制胜的，“奇”又恰是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