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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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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说司马迁伟大，这伟大，至少也要有一半应该分给他父亲。伟大的人物固然伟大，养育伟大的人物的人却更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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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名谈，生年不详，死的时候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司马迁已经二十六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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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所受的教育是一种道家色彩的自然主义。他曾经在方士唐都那儿学过天官，天官就是一种星历的学问。《史记》上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可见是一位有名的专家。在汉武帝的初年，唐都曾经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距离和角度。恐怕唐都活的岁数很大吧，到了司马迁三十二岁的时候，他还和司马迁等合作，规定过太初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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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又曾在杨何那儿学过《易》。杨何字叔元，山东淄川人。这是西汉《易》学的重镇，他是王同的学生，据近代人的看法，《周易》的《系辞》之类，就可能是出自王同之手的(1)。杨何在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为汉武帝征聘，做到中大夫。这时司马迁才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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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之学，可说近于阴阳家，和道家已经有点接近，因为他们所谈的都是天道，恰恰是儒家所不敢轻易过问的。《易》学也直然是受过道家洗礼的新儒学。但纯粹给司马谈以道家的熏陶的，却是黄子。他曾在黄子那儿习过“道论”。道论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能确说。黄子的名字也已不大可考，大概因为他是道家，本不注重名，又因为他十分被人尊崇，所以我们现在便只知道他是黄子或黄生，仿佛只是一位黄先生而已了。黄生很有反抗性，敢直言。曾有一次在景帝跟前，和辕固生辩论汤武革命。他说汤武并不是受命于天，直然是篡逆。辕固生却坚持着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答道：“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儒家本来是讲君臣上下之分的，所以黄生就用儒家的理论来驳儒家的辕固生了，言外却是隐然讥讽汉朝之得天下也是等于篡逆的。——大概汉初的人对于秦的感觉并不像后来这样坏，就是司马迁也还在许多地方憧憬着秦呢！这辩论到了这里，已经图穷匕首见了，所以辕固生直然厚着脸皮说穿了：“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这是直然要诉诸统治者的权威以压倒论敌了，结果弄得汉景帝十分不好意思，于是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辩论遂不欢而散，以后便也再没有人敢讨论这个问题了。可惜的是，我们对黄生所知道的事情就限于此了，不过他给司马谈的影响恐怕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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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历之学，《易》学，尤其是道家，这构成了司马谈的思想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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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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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做了太史公。根据朱希祖先生的考，太史公是官名，正名应该是太史令，称公者是楚制之别名，司马是追慕楚文化的，所以也就用楚制来称呼其父，后来并且自称了(2)。太史公之秩是六百石，和下大夫之秩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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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之做太史公大概在司马迁生下不久以前。他前后在职有三十年的光景。司马谈重新收拾起远祖的事业来了，他有满的抱负，做一个职业的历史家和星卜式的天文家。不过他这抱负并没有在自身上实现，最后却热切地交付了自己天才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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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惟一可以看出司马谈的全部学问和锐敏而正确的眼光的他那不朽的论文——《论六家要旨》。这是对上古学术的总结算总评价。他首先把上古的学术分而为六派，这就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下的文字便分为两段，前一段先提结论，对各家的得失，予以确切中肯的批评，后一段则对于这结论又一一加以明。这叙述方法已经见出有科学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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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惊异的是他对于古代学术整理出的系统，但尤可惊异的则是他对于古代学术的不同派系都还它一个入木三分的得失俱论的真评价。中国学者向来的大病是求同而不求异，是只概括而不分析，是只想一笔抹煞或一味尊奉，很少有这样缜密而锋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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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说阴阳家的好处是“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因为秋收冬藏，春生夏长，原是应当遵循的天道。然而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禁令，也一定要人必须服从，就“未必然”了，所以毛病是“使人拘而多畏”。这态度多末明达！这比专讲灾异的董仲舒，岂不高去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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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次说儒家的好处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这是“不可易”的方面，然而六艺经传的数量太大了，事情太繁琐了，闹得一个政治领袖事必躬亲，精疲力竭，毛病便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真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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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说墨家的好处是“强本节用”，这是“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的，然而墨家每每要过原始的生活，却是不合乎进化的原理的，“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而且社会上既有尊卑的分别，自然而然在生活上有差异，所以毛病乃是“俭而难遵”。这隐约间恐怕是指的汉文帝。因为汉文帝就是俭得不近人情的，他曾经想建筑一个露台，让工人来估价了一番，说是要百金，他就说这可以够中产之家的十倍了，于是中止。他的衣服向来是很粗糙的，就是他所喜爱的慎夫人，也不让她的衣服长得拖在地上。帐子上连绣花都不许有。他临死的时候，并且下诏，禁止人为他厚葬和重服。这都近乎墨家的作风。天下究竟有几个汉文帝？可见是俭而难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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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名家和法家，司马谈说一个是“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是短处，可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却也是有可取的；一个则是只讲法，不讲亲疏，“严而少恩”，所以只能行一时之计，不能长久，这也是短处，然而定出尊卑，定出职分，却就又是“虽百家弗能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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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五家的短长都一一指出，这便是司马谈的识力过人和代表批评精神处。然而司马谈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的，（没有立场就不配是一个思想家了！）他的立场乃是道家，所以他对道家就全然赞许。各家的毛病是在只执一隅，而不能灵活的运用，在灵活的运用上见长的，只有道家。道家的好处，首先是富有综合性，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可说把各家的长处都采取来了；其次是富有弹性，所谓“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死钉在一点上；而且，道家能够让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常常处在一种从容有馀的地步，于是无施而不可。一般人都以为道家很虚玄，司马谈却了解得极为正确，他说是“其词难知”，但却是“其实易行”的。他的眼光总较普通人透过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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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道家，其中实含有一种很智慧，却也很实际的政治哲学。西汉本来是盛行黄、老的，文帝和景帝之际，尤其是能运用黄、老的精义的时代。能为这个时代留一个精神上的写照的，当推司马谈这篇重要文献了。这篇文章，也决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其中有很中肯的对当代政治的批评在。一般神神道道的今文学家，就是他指的阴阳，一般琐琐碎碎的定朝仪的经生，就是他所谓的儒，那像晁错主张削弱诸侯力量的人，就正是他所指的申商名法之学。他眼见那些实际上的得失，又看到汉武帝慢慢失掉了文景时代对于黄、老精神的运用，政治上实已快走入窒碍不通之地了，所以才写了这篇重要政论。司马迁说他父亲作这文的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正可见有一番苦心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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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作这篇文章的确切年代虽不可考，但就时代背景看去，一定是在黄、老之学的势力已经式微，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的计划次第实现之际。这事当以窦太后之死为关键。窦太后是专门作弄儒家的，例如她听说辕固生批评《老子》是家人言，便罚他去杀猪，假若不是景帝给他一把快刀，不能把猪一刺就死，说不定还有其他奇特的花样呢。窦太后死于公元前一三五年，也就是司马迁生的那年。过了十二年，公孙弘就请求设博士弟子五十人，高第的人可以为郎中，“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应该不出这十二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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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的精神面貌处处范铸了他的天才爱儿司马迁。司马迁对于任何家的学问能欣赏，并能批评；他书中所记载的“黄老派”，也都与司马谈所论的相符合；直然是司马谈的精神的副本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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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司马谈与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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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是职务的关系吧，司马谈虽然站在自然主义的道家的立场，可是对于汉代的封禅却也很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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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公元前一一三年，司马迁已经二十三岁了，司马谈参与订立祠后土的典礼。他和祠官宽舒等商议的结果是：在水洼的地方，堆起五个圆土丘，称为坛，每一个坛上用黄牛祭祀，祭祀完了，就把牛埋了，凡是陪从祭祀的人都要穿黄衣服。这是因为按五行讲起来，土的颜色应该是黄的，以取相应。当时汉武帝就是照着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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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对于封禅还有一件大功劳，就是议立泰畤坛。这事情在议祠后土的第二年。泰畤坛是祀太乙的，太乙是天神中最尊贵的，有人说这就是北极神的别名。这典礼更隆重，太乙坛是三层，周围是五帝坛，按方位罗列着。祭祀完了以后，祭品是烧掉。用的牛的颜色是白的，鹿放在牛中间，猪又放在鹿中间。祭五帝的官，要穿着和五帝相当的颜色的衣服。祭太乙的官则著紫色的衣服，绣着花。皇帝穿的衣服却是黄色的。在冬至的时候，天还没亮，皇帝就要亲自率领许多祠官来祭祀。坛上满是火光，坛旁摆着煮东西的大锅，或者鼎之类。陪从的人捧着六寸大的圆璧，这就是所谓瑄玉，献给神明。在那天夜里，果然看见很美的一道光；到了白昼，便又看见一股上属天，下属地的黄气。于是司马谈等便建议：“神灵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祀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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