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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太初历的订定和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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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三十一岁这一年，在他个人没有什么大事。汉武帝却又巡幸回中，即甘肃的固原。也到过河东，到河东是为的祭后土，后土祠在汾阴（现在山西西南部荣河的地方），不用说司马迁也是奉陪了的。这一年，为要澈底消灭匈奴，便和乌孙（在现在新疆西界伊犁河流域）连络，以江都王的女儿细君冒充公主，去下嫁乌孙。这时通西域的使者已到过安息（在现在伊拉克、伊朗一带），安息便也曾把大秦（即罗马帝国）的魔术师献送给中国。往时有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也随了汉武帝巡行，汉武帝往常赏赐很厚，是炫耀，却也是示威。（汉武帝是天真而又可笑的！）又因为得到乌孙的好马，称为天马，天马好吃苜蓿，于是宫观之旁，也便种了无数苜蓿。异国情调是越来越浓了！司马迁呼吸于这种浪漫的空气之中，你能怪他成为一个浪漫的大抒情诗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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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司马迁三十二岁，却有两件不朽的事业，一是完成了，一是开始着，都表现在这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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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的一件大事业是太初历。在这一年以前的历法，都是认冬天十月为岁首的，有点像现在的阳历。到了这年的夏五月，改订历法，以春正月为岁首，遂奠定了现在阴历的基础，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在两千年以上。这种历法，又不止只是争一个正月为岁首而已，晦朔弦望也都因经过这一次改订而十分确切了。更重要的是，照汉人五行学说推起来，汉德有三说：汉高祖自认是赤帝子，色尚赤，所以以十月为岁首。后来张苍主张汉应该是水德，色当尚黑，也以十月为岁首。只有鲁人公孙臣却主张汉应该是土德，色尚黄。但后一说当时为张苍的学说压倒，未见采用。不料在公孙臣说过那话的第三年，即文帝十五年（公元前一六五），在成纪（现在甘肃天水）却出现了一条黄龙，于是公孙臣的话的重要性便立时增加了。自此以后，大家便都盼望着依照土德而改服易制。可是这事一直搁置了六十几年，中间被那会望气的新桓平之欺诈而使文帝打消了兴致，以后景帝也没有动作，武帝初年又为爱好黄老的窦太后所阻梗，最后到了这次改正历法的时候，才把服色正式规定了。紧跟着“色尚黄”之后，乃是：“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本纪》）原来历法的改订，乃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大整理。这种大改革，参加的人有三四十位，其中如公孙卿、兒宽、壶遂、唐都、洛下闳等，更是有名的专家。这些人有的是司马迁的晚辈，有的是司马迁的父执。不过主动的，应该认为还是司马迁，所以他曾说：“余与壶遂定律历。”（《韩长孺列传赞》）司马迁本是要学孔子的，孔子有“行夏之时”（《卫灵公》十一）之语，《史记》中也有“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之文，这次就由司马迁之手而实现了孔子的理想了；司马迁本是世传的历史家，古代历史家即兼管星历，他这一次大功劳，也正是他父亲那“上世典天官事，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的一种九泉下的安慰。太初历对后来的影响之大，不下于《史记》，在汉代的重要，那就更不必说了。《史记》中《天官书》及《历书》之作，是有他的实际根据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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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那正在开始着的一件大事，不用说，就是那不朽的著述——《史记》了。国家的政法既然更新，在司马迁看来，就仿佛开一个新纪元似的了，所以他的《史记》也“于焉着笔”。这时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三十二岁，所以那文字中精力弥漫，生气盎然，矫健之中带有浓烈的感情。《史记》起初叫《太史公书》，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自此一直到他四十五岁，费了十四年的功夫才写成。假若加上他旅行及读史料的开始时代，恐怕前后不下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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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这一年，汉武帝仍然巡幸。在改历之前，汉武帝又到了泰山和海上。在改历之后，秋天的八月，则到了安定（现在甘肃固原县）。这一年，开始征大宛（苏俄属的中亚细亚之地），因为大宛的贰师城有好马，遂称去征伐的将军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预备一到那儿就把马取了来。那知道李广利来往两年，回到敦煌（甘肃西界），去的数万人不过只剩了十分之一二了，于是李广利请求罢兵。汉武帝听了大怒，打发人在玉门把败兵截住，说：“敢回来的就斩！”因此李广利吓得留在敦煌，不敢回来。汉武帝觉得大宛是一个小国，小国还攻不下，岂不为人耻笑，于是又发了六万人，十万只牛，三万多匹马，骆驼驴骡也以万计；更因为大宛城内无水，他们吃水是到城外的井里取，于是加派了水工，去把水汲干，好让城内没得水吃。再为万全起见，加发了十八万人，保卫酒泉（甘肃西部），同时也是后备军。伐大宛，目的是为得马，于是随着大军，又派了两位善于选马的人，预备一攻下大宛城，就取马。因此李广利再整队西征。这事一直到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才告结束，好马得了数十匹，中等马得了三千多匹，大宛王由汉兵立了一位对中国一向情感好的昧蔡，李广利凯旋回到长安。为了几千匹马，就那样小题大作，这就是那一个时代之富有传奇性和诱惑性的地方。（威风而有趣的《大宛列传》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同时，西域的建设，却因此更玑固并更扩大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时，亭障不过设到玉门（甘肃西部之中心），现在隔了八年，就又从敦煌设亭障至于盐泽（现在新疆的罗布诺尔）了。到这时，司马迁年三十五！这其间，汉武帝曾经幸河东（公元前一○二），本年也到过回中。汉武帝的车辇是没有一年休息过，司马迁的游踪也就没有一年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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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却有一桩可注意的事，这就是汉高祖所封的一百四十多位为侯的功臣，到了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因为子孙犯法，就只剩了四个人了。这表示法律的网子是越来越密，这密网不久也就套在司马迁身上了！——那便是有名的李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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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体验本已经够丰富了，但却还另有这一页，使其更充实，更沈痛，也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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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第五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中）——必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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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司马迁的性格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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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案的悲剧是必然发生的。首先是由于司马迁的性格。我们试想想看吧，假定司马迁没受过儒家的薰陶，十岁时不曾去学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二十岁前也不曾去接触董仲舒的公羊派《春秋》，壮游时也不曾到齐鲁去练习乡射，后来也不曾到大行礼官去看三代损益的“礼”，甚而根本没有一个让他“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的孔子，就是有，他根本也不曾晓得，那末，他将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我想，他恐怕是一个再放诞也没有的人物，像庄周；他恐怕是一个再多情也没有的人物，像屈原；他恐怕是一个再任性也没有的人物，可以超过陶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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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上，他笼罩于孔子的精神之下了，他的横溢的天才，已经像泛滥的河流一样，终于入了一个峻峭的岩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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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他的本来面目还是时隐时现的。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的；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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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情感极浓烈，平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极苦闷、极寂寞的郁结的烦恼在；德文所谓Leidenschaft，最足以表现他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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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种情感，又不止是愤懑的、破坏的而已，却同时是极为积极，极为同情，对一切美丽的，则有着极度的热爱，而不能平淡。他对于孔子吧，称为“至圣”，称“心乡往之”，称“想见其为人”，称“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对于屈原吧，称“能无怨乎”？称“盖自怨生也”，称“悲其志”，称“未尝不垂涕”；就是对于季札，也称“何其闳览博物君子”；对于韩非，也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对于苏秦，竟也说“毋令独被恶声”；对于游侠，更说“自秦以前，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同情，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深挚的怀念！至于他废书而叹的时候，更非常多，他读到《孟子》“何以利吾国”，废书而叹；他读乐毅《报燕王书》，废书而叹；他读到功令，广厉学官之路，也废书而叹；他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乐书》），又未尝不垂涕——他的情感像准备爆发着的火山一样，时时会喷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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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作《史记》，也决不像一个普通平静的学者似的，可以无动于中而下笔者，看他的《自序》，“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天下患衡秦无厌，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基于一种感情而去着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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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之伟大处！不了解情感生活的人，不能读司马迁的书！许多责备司马迁的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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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司马迁是这样情感的，所以对于李陵的遭遇，不能不大声疾呼。加之，他的诚坦，使他不会说违心之论，使他不能（也不肯）观测上峰的颜色；他的正义感，更使他不能怯懦地有所含蓄或隐藏。所以，李陵案便决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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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好奇与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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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案之必然性，还不止上面所说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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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一种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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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到司马迁好奇的是扬雄。扬雄生于公元前五二年，死于纪元后十八年。他之生，距司马迁之死只有三四十年。他的话是好极了：“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是司马迁的同情之广处，爱奇，尤其是司马迁的浪漫性格之核心。后来唐朝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贞也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史记索隐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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