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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好奇与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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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案之必然性，还不止上面所说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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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一种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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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到司马迁好奇的是扬雄。扬雄生于公元前五二年，死于纪元后十八年。他之生，距司马迁之死只有三四十年。他的话是好极了：“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是司马迁的同情之广处，爱奇，尤其是司马迁的浪漫性格之核心。后来唐朝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贞也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史记索隐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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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好奇，所以他在二十岁，在现在也不过一个高中学生的学龄，就遍游全国，而且专门“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厄困鄱、薛、彭城”，过一种冒险而浪漫的生涯了。因为好奇，所以他的文字疏疏落落，句子极其参差，风格极其丰富而变化，正像怪特的山川一样，无一处不是奇境，又像诡幻的天气一样，无一时一刻不是兼有和风丽日、狂雨骤飙、雷电和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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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司马迁常称他爱的才为奇士。例如：“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张释之冯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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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一切有才能的人，不论古今，一律在爱着。古代的是周公、召公，所以他对于李斯的惋惜，就是没做到周召，“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对于韩信的同情，也是认为他伐功矜能，不能做周、召，“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对于周勃的称赞，也以周公拟之，“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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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人中，则萧、曹、陈平之才，都是他推许的。他说：“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张丞相列传》）其实这般人在人格上本来未必多末高的，但在才能上，都是不凡的；只要在才能上不凡，就为司马迁所欣赏了——像欣赏一种奇花异草然。这数人中，尤其是陈平，司马迁更倾倒地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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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爱才，是爱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在他所痛恨的人物之中，他也仍抑不下对于“才”的品评。以司马迁那样多情的人，当然最恨冷板板的法家，可是他对于韩非仍是极其赞叹着。以司马迁身受酷吏之毒手，对酷吏应该是死敌了，可是他的《酷吏列传》，对酷吏仍按人才的眼光分出了高下：“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寖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成，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扑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司马迁不但在这里忘了仇恨和憎恶，评论起他们的人才来了，而且后来在《自序》中竟说：“民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简直也赞许了他们的生存了！司马迁的心胸又有时这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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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才，司马迁常有遗才之叹。《卫将军骠骑列传赞》中引苏建的话，说卫青、霍去病都不敢招选贤者，怕为天子所切齿，这隐约中就是暗示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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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才，所以他对于一切自负其才者也都非常同情而有着共鸣：“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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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司马迁在所爱的才之中，最爱的是哪一种？一般地说，是聪明智慧，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识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尤其为他所深深地礼赞的，则是一种冲破规律，傲睨万物，而又遭遇不幸，产生悲壮的戏剧性的结果的人物。够上这个资格的，就是项羽和李广。他们的共同点是才气，而且是超特的才气。项羽吧，“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李广吧，也是“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而且“自负其能”。项羽不肯学书，书足以记姓名而已，不肯学剑，剑一人敌，要学是学万人敌；他不管什么兵法不兵法，他会自己被甲持戟，出来挑战，只要一瞋目叱之，那敌人就“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就“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他爱马，爱美人，爱故交，最后自刎而死！这是一个十足的让人快意的英雄！李广也不耐烦那些部伍行阵的束缚，也不愿意理会那些幕府文书的琐事，他之治军，是让人人自便；他有的是胆识，是箭法，是急智，他可以把石当作老虎，箭射到石头里；他可以在四万人的包围中，自己四千骑兵只剩了一半，敌人的矢下如雨，自己已弹尽粮绝，到了黄昏，什么人也吓得面无人色了，但他还意气自如；他的下场却也是自刭。又是一个可以让人拿着酒，而叹惋他的遭遇的好汉！这都是和司马迁的精神最相连属的，所以写到他们的文章——《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也便是《史记》中最精彩的、最炫耀人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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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和爱才是一事，因为爱才还是由好奇来的。这是司马迁之浪漫的性格所必至，于是李陵案，也就越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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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好像有一个好作弄人的造物者似的，好奇的人往往让他有很奇特的结束。好奇的金圣叹，最后是杀头，他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这事是在公元一六六一年。好奇的司马迁，却也在金圣叹受刑的前一千七百六十年（公元前九八），有着比金圣叹还料不到的摧折——因李陵案而受了宫刑了！造物者不是太恶作剧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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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好奇，遂有那末一个奇而惨的磨难。同时，司马迁爱才，爱奇士，向往李将军，逢巧李陵就也是在司马迁眼光中的奇士——“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而李陵也就是李广的孙子，也是“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的，就是汉武帝也认为“有广之风”，你想，这样一个人有了不白之冤，司马迁能够袖手旁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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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司马迁与友情——司马迁交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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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像司马迁这样生来就富有情感的人，他之渴望人情的温暖是当然的。例如从前在卫宣公十八年（公元前七○二）时，因为宣公娶了前妻之子伋的未婚妇，就想趁伋使齐之便，派人在路上截杀他，后来为后妻之子寿晓得了，寿便劝阻伋之行，说：“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可是伋答道：“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果然看见白旄了，就把寿杀了。寿死之后，太子伋又来了，告诉刺客说：“所当杀，乃我也。”刺客便把他也一并杀了。这个故事为司马迁读了以后，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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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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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的感慨，立即充满在司马迁的笔端了。又如李广之口呐少言，恂恂然像乡下人，对士兵则仁爱到“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而且“宽缓不苛”，这又是司马迁在遭遇里所感觉缺少的了，也便为他梦寐以求而赞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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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是枯燥冷冽的人生中的甘露，司马迁便更是渴望，而且要求得极为急切！你看他记载管仲、鲍叔的一段是多末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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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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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到了这个地步，当然也是最难的了，然而不是司马迁酣畅之笔，也何能达之！假如不是他自己也同样幽囚受辱而渴望一个了解他之“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知己，又如何能写得这样委宛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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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学的笔墨究竟只是文人的安慰而已，世界上的一般交游，却太可叹了！张耳、陈馀是刎颈交，后来张耳随赵王歇入巨鹿城，被秦将王离所围，希望陈馀来救，陈馀却以兵少不敢前，两人就不能相谅而互怨起来了，最后竟至相攻杀，张耳归汉，陈馀又竟以杀张耳为助汉击楚的条件，一到利害之间，友情的维系竟是这样脆弱！无怪乎司马迁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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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利哉(1)？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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