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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司马迁与友情——司马迁交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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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像司马迁这样生来就富有情感的人，他之渴望人情的温暖是当然的。例如从前在卫宣公十八年（公元前七○二）时，因为宣公娶了前妻之子伋的未婚妇，就想趁伋使齐之便，派人在路上截杀他，后来为后妻之子寿晓得了，寿便劝阻伋之行，说：“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可是伋答道：“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果然看见白旄了，就把寿杀了。寿死之后，太子伋又来了，告诉刺客说：“所当杀，乃我也。”刺客便把他也一并杀了。这个故事为司马迁读了以后，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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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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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的感慨，立即充满在司马迁的笔端了。又如李广之口呐少言，恂恂然像乡下人，对士兵则仁爱到“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而且“宽缓不苛”，这又是司马迁在遭遇里所感觉缺少的了，也便为他梦寐以求而赞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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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是枯燥冷冽的人生中的甘露，司马迁便更是渴望，而且要求得极为急切！你看他记载管仲、鲍叔的一段是多末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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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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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到了这个地步，当然也是最难的了，然而不是司马迁酣畅之笔，也何能达之！假如不是他自己也同样幽囚受辱而渴望一个了解他之“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知己，又如何能写得这样委宛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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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学的笔墨究竟只是文人的安慰而已，世界上的一般交游，却太可叹了！张耳、陈馀是刎颈交，后来张耳随赵王歇入巨鹿城，被秦将王离所围，希望陈馀来救，陈馀却以兵少不敢前，两人就不能相谅而互怨起来了，最后竟至相攻杀，张耳归汉，陈馀又竟以杀张耳为助汉击楚的条件，一到利害之间，友情的维系竟是这样脆弱！无怪乎司马迁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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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利哉(1)？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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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是真正友情的试金石，经得住一试的未免太少了！汉朝的汲黯，是一个难得的直言敢谏之士，有才能，有眼光，并曾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可是一到无势时，朋友就十分稀少起来。司马迁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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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为廷尉，宾客闻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贱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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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相知既难，聚散又以利，穷人就不该有朋友的份儿了。冯驩提醒孟尝君的话：“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够多末沈痛！更糟糕的是，一到人失败了，那些从前来依附的人，也便都来投井下石了。主父偃就是这样的例：“主父偃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这最惨，到死的时候，连收葬的人也几乎没有！可是也最足发人深省，就连治主父偃以罪的汉武帝也竟觉得一般人太刻薄了！司马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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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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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李陵的遭遇：“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有多末相像！这又和司马迁自己为救李陵下狱，那时“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情况更多末如出一辙！叙到这种地方，那其中就有司马迁自己的血，司马迁自己的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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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渴求与幻想中，他因而写了刺客和游侠。豫让为智伯变姓名为刑人，肯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让妻子都不能认出自己来，也无非是一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知己之感而已；这表示什么？不过表明友情太难得，所以一遇到（纵然不十分值得！智伯又究竟高去赵襄子多少？）就已足以牺牲个人的热血和头颅了！聂政只为了严仲子给母亲送了一点礼，夸奖了几句，就卖了死力，把韩累杀了，剜掉自己的眼，剖出自己的肠子，试想他是多末寂寞！刺客都是太寂寞了！其他像侯嬴，像朱亥，像毛遂，像荆轲，像田光，像高渐离……他们也实在太寂寞了，“相乐也，已而相泣”，这是什么滋味？后来一部《水浒传》也无非是写一种寂寞之感而已。你想，平白地一百单八个好汉，还不是都像阮氏兄弟一样，只要把一腔热血卖与识货的（自己认为）么？原因是太寂寞了！司马迁写这些人物，更是由于自己的寂寞，不过来消遣自己，正如施耐庵（假若做《水浒传》的人叫施耐庵）写一百单八人也是来消遣自己而已！至于司马迁之写游侠，更是因为士大夫中有血性有感情的人太少，倒不如这些市井之人，下层社会中，或可有点真味。“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后一句尤其道出了司马迁的心事。友情，友情，士大夫中既然渺茫了，便只能求之于那些寂寞（或者不意识到寂寞，那就更可哀！）的“江湖”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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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司马迁的当时，究竟交了些什么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清理一下的。大概见于记载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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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辈的，有唐都、孔安国、董仲舒、苏建、樊佗广、冯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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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都是方士。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即曾学天官于唐都（《自序》）。可是后来司马迁定太初历时（公元前一○四），唐都却也还健在，并且参加。“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天官书》），可知唐都必是颇为人称道的一个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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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为汉武帝时的博士，官至临淮太守，早卒（《孔子世家》）。他在经学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为“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起发以出）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儒林列传》）。这是经今古文之争的根源。据王静安先生的考证，孔安国之死，当在元光、元朔间（公元前一三四一前一二三）。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应该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的事，那时司马迁十岁（依我的考证），所谓“年十岁则诵古文”，就是这件事。十岁时的老师，当然是一位长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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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广川人，广川是现在河北中部冀县附近。他是孝景时的博士，乃是当时一位《春秋》公羊学的权威。他讲学的时候，曾经三年不窥园庭，专心到如此！武帝即位以后，他有著名的《贤良对策》，奠定了大一统思想和养士的政策的基础。《贤良对策》呈献于公元前一四○，到了公元前一三八，汉武帝就“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了；到了公元前一三六，就置了五经博士；到了公元前一三四，就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了；这都是他对策之次第实现。所以他不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即在政治史上也有不可磨灭者在。他曾和位至公卿的公孙弘相摩擦，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廷尉张汤曾常向他请教，张汤为廷尉的最后一年是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这些事都在董仲舒的晚年，所以董仲舒大约就是在这时候死去的。以元狩三年计，那时司马迁十六岁，他之向董仲舒学《春秋》的大义微言，也一定是在少年。《刺客传》中有一位董生，和秦始皇的侍医夏无且有来往，曾亲自听到荆轲的故事（公元前二二七），《史记》中却说，他和太史公很有交情，这必是另一位董生无疑，即所谓“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为余道之如是”之“余”，亦必非司马迁。假如是司马谈，也必须司马谈活了七十几岁，而在早年听到了七十几岁的董生的话而后可，因为从荆轲之事到司马谈之卒也有一百一十七年。所以那个“余”实不知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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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是有名的苏武的父亲。他曾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跟随大将军卫青出云中（现在绥远的托克托），定朔方（绥远黄河以南之地），封为平陵侯。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又随卫青出朔方，大败匈奴，卫青被拜为大将军。第二年，苏建以右将军资格，再随卫青出定襄（归绥以南和林格尔之地），击匈奴。但苏建不幸所率领的一部分军队失败，他自己也仅以身免。还好，汉武帝未加诛，赎为庶人。这时司马迁十三岁。后来苏建又作过代郡太守，代郡是现在山西北部雁门一带。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公元前一○六），大概苏建的卒年和这相去不远，这时司马迁三十岁了。苏武出使于天汉元年（公元前一○○），已经四十多岁（这是由苏武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六○年，《汉书》上说他“八十馀”推知的），则元封五年时，苏武年三十五六，苏武是苏建中子，其时苏建必已六十以上，所以他死于公元前一○六左右是可能的。苏建曾告诉司马迁以活的史料，那便是：“吾尝责大将军（卫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霍去病）亦仿此意。”这史料很可珍贵，因为可从而见出汉武之专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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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佗广则是汉高祖时的功臣樊哙之孙。本来是世袭的舞阳侯，在孝景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废为庶人。这时距司马迁之生还有十年，所以他也一定是司马迁的长辈了。他曾告诉过司马迁关于汉之初起时的许多功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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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遂字王孙，是冯唐之子，冯唐曾在文帝时为中郎署长，向文帝陈说过从前廉颇、李牧之贤，借以谏正文帝对边臣应该宽大。是一个敢言的长者。到了武帝初立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乃以他的儿子冯遂为郎。司马迁说“冯遂亦奇士，与余善”（《张释之冯唐列传》）；司马迁从他那儿晓得秦灭赵的原故是因为赵王迁的母亲是倡女，出身不正，所以轻信谗言，杀了良将李牧，因而大局才不可收拾了的（《赵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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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人，或则为司马迁的父执（唐都），或则为司马迁的师辈（孔安国、董仲舒），或则为司马迁友辈的尊亲（苏建），或则为贵族的后裔（樊佗广、冯遂），他们给司马迁的帮助是大都在学业和史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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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司马迁晚一些的友人则有：壶遂、杨敞、杨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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