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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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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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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不是处在一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司马迁也不会遭这样奇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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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忌和刻薄，几乎成了刘汉家传的法宝。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中间经过文景，面目虽异，骨子却都太相像了！黄、老之学，也不止文景为然，高祖是序幕，武帝是馀波，统统有黄、老精神在。说穿了，黄、老精神也不过四个字，这就是“外宽内深”而已，也就是表面马虎，与人无争，内心则十分计较，得机即施毒手而已。在这种太极拳式的社会中，最吃亏的，当然就是一般太直性、太热情的诗人，像司马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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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汉高祖说起吧，汉高祖要废除秦之苛法，号称“大度”，号称“长者”，可是他本人乃是忌刻之极。他对于韩信，即随路收取其精兵，甚而有一次冒充汉使，趁韩信还没有起身，便在韩信卧房里把印符夺走了；他对于萧何，也深怕萧何得民心，迫得萧何故意用贱价买民田，才使他放心而且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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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和景帝，则表面上是最和善，最仁慈的，但其实那真相却正相反。文帝，不用说，是对于黄、老之术最精的人，他的谦让和宽厚都只是手段。那时的政治家如晁错，如贾谊，如张释之，也都是申商刑名之学的法家，这是他的周围。周勃出了狱以后，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时是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可见那时的法也何尝宽？至于那个直言的老实人冯唐，便曾当面说文帝：“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吴王濞的使者也当面警告过文帝：“察见渊中鱼，不祥！”这都是可以看出文帝的真面目的。有着司法精神的张释之，并且一则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二则对文帝说：“法如是足也！”可知严法重刑本是文帝的倾向。文帝对于削诸侯事，表面上好像不听晁错的奏书，可是他对于淮南王就车传送，“暴摧折之”（袁盎语），后来死在路上；更从贾谊的谏书上看，“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二事均公元前一七四），傅相便明明是派去了监视的；最后，又把周亚夫交给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后来周亚夫却就是平七国之乱的主将。文帝的表面做得那样好，其实早已处心积虑，准备收拾一切碍眼的势力了！晁错是被称为峭直刻深的了，实则文帝正似之。他之废除肉刑，好像是仁政了，其实更滑稽，原来“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资治通鉴》卷十五），这不是太可笑了么？此外，文帝相当荒淫，如宠幸邓通；也相当褊急，如怒责张释之；加上对改正朔，易服色的欲望，对封禅的向往（也有方士如新垣平等），对伐匈奴的设计用心；凡此一切，更都太像武帝的先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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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如此，景帝也差不多。他在位只有十六年，比文帝还少七年，可是那种外宽内深的作风，酷肖其父。不过他做得没有文帝那样圆滑，狞恶的面孔容易被人识破而已。例如把民间许多游侠杀了的是他，把信任的晁错骗去斩了的是他，把周亚夫逼得绝食五日而死的也是他。这时有名的酷吏已经出现了，在景帝七年（公元前一五○），做中尉（仿佛首都的卫戍司令）的是郅都，他专用严酷的刑罚以对待列侯贵戚，外号是“苍鹰”。到了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继任是宁成，他也是让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的一位毒手。这时因为宗室强暴，不用严法是不能慑服的，然而自此种下根子，就成了一种相传的心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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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武帝。武帝统治时期最长，一共有五十四年，而酷吏也多。先是“外宽内深，为人所忌”的公孙弘由对策为博士，一年之内，迁至左内史（仿佛首都市长），他以《春秋》之义绳臣下，这是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亦即司马迁年六岁时的事。同年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一块改定律令，专主严刻，这便是武帝时用法趋于峻烈的开始。但起初还只是守法，后来便慢慢变为舞法，最后是避法。巧于舞法和避法的，也就是张汤这般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他会推荐人，他会装假，他会逢迎，他用了不少爪牙，作为他实行舞法避法的工具。张汤在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为廷尉，当时司马迁十岁。他后来树敌太多，为人排挤，遂于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自杀了，这时司马迁二十一岁。最险恶的是，张汤在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那时司马迁十九岁，定出一种腹诽的死罪来，在张汤的任内，有义纵，他就连法也不顾了，专讲斩杀，但他却在张汤死的前一年，被弃市。张汤底下，又有一位王温舒，更是贪杀的，从前都是冬日才决囚，他于是到了春天便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王温舒却因为受贿，在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也自杀了。那时司马迁三十二岁。更有一个杜周，也曾在张汤的底下，他在元封二年（公元前一○八）时为廷尉，京师的监狱中，逮捕的人有六七万。他在太始二年（公元前九五）才死去，那时司马迁已经四十一岁，受过刑罚四年了。中间的酷吏还有无数，总之，都是张汤培养出来的。其初的酷吏也只是酷而已，后来酷就包括贪。我们的大诗人司马迁就是毁掉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毒手中了！汉武帝本人更是极其忌刻的，不知道有多少大臣在他手下都是畏罪自杀，当公孙贺被拜为丞相的时候（太初二年，公元前一○三），竟不敢受印，跪着不肯起来，勉强受了以后，便说：“我从是殆矣！”至于武帝之多酷吏，又和景帝时的背境不同，那时是由于宗室之强，这时是由于国家经济力量之膨胀，吏治的庞杂，以及武功的盛大，不这样便不能统治了，但是司马迁却作了这个时代中的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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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处在这严刑峻法的忌主之下，身受其祸，所以不能不写《酷史列传》，把他们的面谱刻画一下了。像张汤那样典型的“诈忠”的官僚，又要以公孙弘为开端，所以他又写了《平津侯列传》。更为表示武帝时严刑峻法之社会背境起见，他写了《平准书》。——司马迁能越过了个人爱憎，而从大处着眼，这是他究竟不失为一个大历史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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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到底是受这一方面的打击和刺戟太深了，所以他在有机会时便抑不住说出自己的感慨来。秦二世时，因为要续作阿房宫，度用不足，也就“用法益刻深”，结果陈胜等便反攻荆地为张楚了；陈胜所用的人也是以“苛察为忠”的，他们的作法是：“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可是“陈王信用之”，司马迁便道：“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这都是暗讽汉武的。司马迁在叙《晋世家》时，更说：“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太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哀，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这是尤其明显地在说汉朝了！文人的笔诚然厉害，可是有什么用？李陵案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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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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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李陵案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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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告一段落之后，就转而再注意到匈奴了。本来通西域的动机之一，也就是为的纡回了，好包围匈奴，并使其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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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汉武帝便想以伐大宛的馀威，去从事伐匈奴，因而下诏道：“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汉高祖曾为匈奴困于平城，平城在现在山西大同），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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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这时是且疑侯初立为单于，自从有了这个风声以后确很担忧，便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更为表示好感起见，又把从前所拘留了八年的汉使郭吉、路充国等也放了回来，自己并派了修好的使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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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就也在第二年，即天汉元年（公元前一○○）派了苏武、张胜、常惠等一般人，到匈奴去。苏武之去也是把汉朝所拘留了的匈奴使臣带了过去的。可是匈奴的好意并非真诚的，却仍然很傲慢，又因为汉的降将虞常要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事情业已发觉；不幸虞常又把这事早告诉过和苏武同去的张胜，因此就又牵涉到苏武了。苏武要自杀，终于被放在一个大窖里，要不是苏武用雨雪当水，把旃毛当饭，早饿死了。匈奴这时已不敢加害，便把他迁到北海（现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无人的地方去牧羊。羊是公羊，却告诉他：羊生了奶，就放他回去！后来把他一直留了十九年。他去的时候不过四十岁左右，回来时却发须全白了。他活到八十多岁！苏武是苏建的儿子，苏建是司马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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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使匈奴的这一年，司马迁年三十六，汉武帝曾到过甘泉，去祭泰乙，又到过河东，去祭后土。次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司马迁年三十七了，在春天，汉武帝又去东海和回中巡幸，大概司马迁都是陪奉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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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天汉二年的夏五月，汉武帝对匈奴再用兵。这次用的大将就是征大宛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他带了三万大军，由酒泉出兵，击左贤王于天山。当时却有一个自负而要急于单独立功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李广的孙子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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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是早死了的当户之遗腹子。当户即李广之长子。李陵在年轻的时候当侍中，所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上有“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的话。李陵长于骑射，谦和而仁爱，人缘极好，武帝觉得他有些像他的祖父李广，因而很喜欢他。他曾带着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二百多里，去探察过地形。于是拜他为骑都尉，叫他在酒泉、张掖一带练五千兵以备胡。当李广利出发征匈奴了，汉武帝便又想命李陵去管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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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有着李广之风的李陵，极不高兴做这样屈居人下的事，便向武帝叩头请求，说他所练的兵，都是荆楚之地的奇才剑客，且是力能搏虎，射法奇巧的，他却很愿意带他们去独当一面，到兰于山前，以为分兵，这样便可以让匈奴不致专战李广利的大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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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听了道：“将士难道怕隶属于什么人么？现在我发的兵多，分不出骑兵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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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说：“也用不着骑兵，臣愿以少击众，只带步兵五千人，去直捣单于的巢穴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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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觉得他的话很壮，便答应了。为万全起见，却又派了强弩都尉路博德带了兵，作为李陵的接应。可是路博德从前曾是伏波将军，有过伐破南越（现在的两广）的大功，也不肯屈作李陵的助手，便奏言现在正是匈奴秋高马肥的时候，不如待到来春，和李陵各带五千人，到浚稽山（现在蒙古阿尔浑河与土拉河之间）去夹击匈奴，那是一定可以大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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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看了奏书大怒，以为李陵自己后悔了，故意托路博德这样上书的。于是命令路博德立即出兵西河（绥远境黄河以西之地），又命令李陵在九月里出发，到达东浚稽山南龙勒河，观察敌势，如无所见，即先回到受降城（在绥远西北），休养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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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带了步兵五千人，便从居延（在现在宁夏北部）向北进军，行了三十多天，直到了浚稽山。把营安下，把所经过的山川地形都画了，使他的部下陈步乐来报告武帝。武帝见说李陵的士兵很肯效死，也便很高兴。陈步乐也因此拜了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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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李陵就遭遇了六倍以上的敌人，被包围了。那三万多敌骑是在山上，用大车做营寨。李陵看见情势不好，便让前列的人都拿了戟盾，后尾的人都拿了弓弩，下令道：“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打算突围而出。敌人看出李陵的兵并不多来了，便更围上来。于是李陵命他的步兵千弩齐发，匈奴大都应弦而倒，其馀的则逃到山上去了。汉军又追杀了数千人。单于大惊，又调了八万多骑兵来攻李陵。李陵一路战，一路向南退却。过了好几天，退到山谷里。因为连战的结果，士兵多半中了箭伤了。他让受了三处伤的，就放在车里，受了两处伤的，扶着车走，只有一处伤的，就仍然接战，李陵说：“我们士气有点不旺，怕不是军中有女人么？”原来出发的时候，有些徙边的关东强盗的妻子，随军藏在车里，经李陵搜出，都斩了。第二天再战，便又杀了敌人三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