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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难追难摹的张道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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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先生，台湾文艺界尊为道公，他是我文学路上的贵人，我一直想写他，一直没找到角度切入。我的回忆录必须写他，时至今日已无法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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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做资料员，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上下隔着五个层级，仍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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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新公园（今名二二八纪念公园）东南角有一座三层楼房，那时是台湾广播电台的台址，大门之内，左边是董事长办公室，右边是总经理办公室，我们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外。有一天，诗人某某登门求见，我看见道公站在办公室门口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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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诗人漂流来台，暂住高雄，那时台北没几个人知道他。这天他专程到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幸没有找着，偏偏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扒手，仅有的一点钱、还有回程的车票都不见了。他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冒昧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我看见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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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这位诗人有些来往，他说那时候他实在太穷，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看见道公掏出来的钞票薄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说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下面用公款给他买一张票，没想到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数给我”。我说道公办私事向来不用公款，显然把这件事当做他的私事，诗人听了连声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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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公真了不起，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他从高雄出发的时候没有路费，拿着几本诗集到某机关求售，局长把他交给科长，当着局长的面，科长连声“是是！”可是科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叠卷宗来，说了一句：“你看看我有多忙！”低头办公，不再理他。他到另一个机关去求售，直接找一位科长，科长面南而坐，低头看报，听到卖书，立刻搬动藤椅，转向东方，他跑到东边去请求，科长又转向西方，脸孔始终包在报纸里，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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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家都穷，尤其是漂流来台的作家。黎中天住在汐止，裤子破洞不能出门。公车车票五角一张，司马中原在追悼刘非烈的文章里提到，刘非烈手里握着四毛钱，跟在公车后头赶路，呼吸车尾喷出来的黑烟。冯冯的自述，黄佑莉的《告别的年代》，都提到在路灯下读书，灯泡昏黄，损害目力，马路狭窄，汽车飞沙走石，弄得满脸尘土。王蓝没有书桌，他伏在太太的缝纫机上写成长篇小说《蓝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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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谁瞧得起作家？也许只有张道公吧！向来党政要人口中的“作家”是一个黑压压的画面，是一个统计数字，张道公心中的“作家”却是一个一个活人，他花许多时间阅读报纸杂志刊登的文艺作品，了解每个作家的专长和造诣。他到陋巷中访问钟雷，两人在陋室之中一同朗诵钟雷的新作，一时传为美谈。他带着蒋碧薇女士一同看台北举行的每一场画展，看台北演出的每一出话剧，他们到后台去鼓励导演和演员，大家握手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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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之于作家，可谓“尽心焉耳矣”，他主持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时候并不干预评审工作，但是常有人把落选的稿子再寄回文奖会，写信向他抗议，他一定亲自阅读退稿，亲自回信，他支持评审，但是安慰勉励落选的作者。那时作家出书，喜欢找他作序，那些序文多半由葛贤宁代笔，但是道公一定阅读原稿，把序文的要旨告诉代笔的人，如果道公认为作品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他会坦率告诉那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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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要人的应酬文字号称“三不看”：第一是读者不看，官样文章，空洞虚伪，何必去看？第二是编者不看，文章到了报馆编辑手上，达官贵人说官话，内容绝对安全，编者毫无风险，何必再看？最妙的是“作者”不看，秘书把文章写好送给要人，这位秘书是称职的，是可靠的，要人用不着再花精神核阅，立即签字，这位名义上的作者根本没看他发表的文章。道公不然，他一定看，有时候还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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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作家出了新书多半要寄一本给他，不管作家的声望高低，他一定保存起来。另外有个人，地位在道公之下，大家也纷纷送书给他，有一年他搬进新居，书房很大，书架也摆好了，书在哪里？他的太太说，当做废纸送给造纸厂了！我忍不住说，夫人！为什么要让书架空着呢，那些书如果摆在这里，可以代表某公在文艺界的声望，代表作家们对某公的尊敬啊。他的太太听了很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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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在一九五○年五月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之后，一九五二年三月出任“立法院长”之前，一定亲自接听作家的电话，即使是下班时间以后打到他的家中，他也不拒绝。依一般惯例，打电话给地位高的人，尤其是打到他的家中，接电话的人一定问清楚：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什么事情？你等一会儿！五分钟后再来回答：“他不在家！”打电话的人可以想象，他要找的人就在家中，一道门槛儿挡住了，心中好生难过。道公不用这种办法过滤作家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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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官场中也有别人高唱文艺作家如何重要，那些人总是站在作家大会的讲台上是一副面孔，走下讲台立即换一副面孔，他到作家家中是一种腔调，作家到他办公室里听见的是另一种腔调。道公对作家的态度很稳定，我没看见有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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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重视青年的文艺教育，他指出文艺最可贵者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青年，会里会外，千言万语，直到最后岁月念念不忘。他有一篇遗著《我对文艺工作的体认和期望》，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整个文学的前途，文艺事业必须后继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们看齐，照着已有的老样子摹写，而是要我们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颖独特的地方，依循他们才性之所近来引导他们不断进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他批评“利用青年，收罗旗下，只论关系”，以致这些青年“张牙舞爪，胡作非为”。后面两句话好像说得太多了，若有所指，造成误会，他并不是一个巧于辞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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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重要”，他最后这么说，一九五○年他受命主持文艺运动，一开始也这么做。一九五○年八月，“文协”和教育厅合办暑期青年文艺研习会，十月，“文协”成立小组，义务为文艺青年批改习作，接任《中华日报》董事长，增辟中学生周刊，约作家五十人为中学生修改作品。他的工作团队有无形的分工，关于青年文艺教育的工作，多半由赵友培分劳分忧，以上这些活动，赵友培参与的程度很深，叨天之幸，我赶上这班车，受惠无穷。此事还有许多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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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特别对台湾本土的青年作者有期待，嘱咐他的工作团队多多留意，赵友培的态度最认真，他不但自己多次向文奖会推荐人选，他还惟恐自己涉猎不广，常常要我向他推荐作品。那年代在“外省青年作者”群中，我算是勤读“本省青年作品”的人，也找过十几篇文章交上去。记得有一次赵公催我要答案，我说最近没有发现什么好文章，那时我没有政策眼光。我还说文奖会一年的经费只有二十一万八千元，爱国奖券的第一特奖却有二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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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惋惜“文奖会”经费太少，但辞不达意，他立刻打断我的话：“政府一年浪费多少钱！花这么一点钱鼓励作家，不要吝啬！”谈到文章好坏，他说：“现在写得不好，将来会好，即使将来仍然不好，我们尽了心。”他这几句话我至今记得，近年读时贤的文章，他们论述五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谴责主其事者没有关怀台籍作家，我内心有秘密的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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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小说家冯冯的成就，蒙张道公肯定而一举成名。冯冯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微曦》，长度超过一百万字，起初，他把这部小说送到中央副刊，据形容，冯冯把稿子装在面粉口袋里扛在肩上。中央副刊无法容纳，劝他精简成二十万字，冯冯当然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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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四月，《微曦》由皇冠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会，设置文艺奖金，冯冯把《微曦》送去。冯冯出身军旅，刻苦自修，脸上有“结缘肉”，风度甜美可亲，引起董事长王云五的关注。云老特别请张道公负责审查《微曦》，那时道公六十八岁，连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时间，把这部超级长篇一个字一个字读完，还写了五千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给《微曦》很高的评价，冯冯得到最高奖金。这一年，冯冯应该是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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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冯后来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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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廖清秀在《文讯》发表的文章，记述他青年时期跟“文协”诸先进交往的情形，道公曾经搂着他的肩膀，勉励他：“年轻人好好地干！”清秀兄可能忘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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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道公在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单行本出版之前，邀请当时文艺界的“枢纽人物”，到“中广”公司的大发音室座谈，要求大家提出意见。他特别为年轻人留下两个“见习名额”，一个是廖清秀，一个是我。这年我二十九岁，廖清秀应是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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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接连举行了两次座谈，时间安排在上午，招待丰盛的午餐，然后散会。道公兴致很高，来宾大都沉默寡言，只有名导演张英表示不同的意见，他反对以“三民主义”做“文艺”的冠号，道公微笑倾听，没有辩解。逢到冷场的时候，全仗虞君质起来制造话题，记得虞先生肯定“内容决定形式”，他说只因为中共主张“内容决定形式”，至理名言成了长期的禁忌，如今看见道公在《三民主义文艺论》里正式提出“内容决定形式”，大家如归故乡！短短几句话引起一片掌声。《三民主义文艺论》里引用了赵瓯北的“戏为六绝句”，有一位来宾指出“戏为六绝句”这个题目好像不通，他问是否漏排了什么字，一语既出，四座皆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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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导演唐绍华说过一个故事，他后来写在《文坛往事见证》里。当年张道藩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中共派了一个青年来做学生，化名殷扬，南京卫戍司令部发现了殷扬的真实身份，派人逮捕，司令谷正伦喜欢杀人，要判殷扬死刑。那时道公已是中央要人，他和谷正伦又是贵州同乡，亲自到卫戍司令部把殷扬保出来，立即派唐绍华送殷扬坐津浦火车离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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