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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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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五十年代我息交绝游，只有同事，没有朋友，如果说总会有一个，他也许就是黎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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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中天，湖南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小说家。一九五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主办对中国大陆广播，聘他写稿，借用“中广”节目部办公，我和他朝夕相处。在此之前，他是军事新闻通讯社的采访主任，这家通讯社是军中耳目，政工喉舌，工作人员的发展很有前景，可是他看不惯军中的某些作风，发了“骡子”脾气，宁愿失业，甩手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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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是一九五○年失业的，那时工作机会极少，他写一个短篇小说要费两个月工夫，不能靠稿费生活，极度困窘时曾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卖血，那时医院血源缺乏，允许病家出钱购买，卖血一度是合法的职业，称为“血牛”。黎中天客串血牛，面无悔意，口无怨言，昂首阔步，一如平时，散文作家归人有文章称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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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对大陆广播是敏感工作，黎中天能得到一席之地，可见党中央对他还是信任的。我那时刚刚离开“简单明了”的军中，初入“盘根错节”的社会，讨厌那些吞吞吐吐字斟句酌的人，并不知那说话的方式是他们几十年的修为。黎中天心直口快，对文学艺术又很有见地，我和他常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引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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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问我一句话：“文艺创作要有天才，你觉得自己有天才没有？”我问：“你看呢？”他认为我并不适合做作家，他用了一个比喻，“做作家如果失败了，那就像一座房子被大火烧掉，连垃圾也没剩下。”我心中一惊，但是并未动摇，我本来就是大火烧过的残垣断壁！几十年来，这句话时常冒出来鞭策我，我感激他说过这句话，跟他结下二十多年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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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事期间，黎中天写了一个短篇寄给《自由中国》，也就是雷震创办、胡适担任发行人的那份刊物，它的文艺版篇幅有限，取稿甚严。《自由中国》采用了他的作品，分两期刊出，这件事对黎中天有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可是他的奇特个性又冒出来创造纪录。小说的上篇登出来，他发现编辑修改了他的语言，他立即写信去抗议，要求照原稿重新登一次，否则下篇不得刊出，上篇的稿费他也拒绝接受。我劝他，古人写文言文千锤百炼，号称“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咱们写白话文哪有这么严重？他愤然说，我的白话文也是“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的啊！他坚持不让，人家又碍难照办，结果小说只有“腰斩”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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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陆广播组”升格为部，迁地办公，黎中天不在新编组之内，这种“御用文人”谅他做不久。他一去神龙不见尾，一回头又是高潮。一九五九年唐纵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有意推动文艺工作，物色干部人选，有人向他推荐黎中天。看工作经历都很纯正，看籍贯是湖南同乡，论政治关系独行侠一名，不沾任何派系，唐纵觉得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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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纵做了八年秘书长，黎中天如能追随效命，只要略有建树，最后会有一把舒适的椅子，人人以为他会很巴结这个差使。中央党部的使者拜访黎中天，转述唐秘书长借重之意，黎中天没问职位，没问待遇，他问的是：“秘书长对文艺是外行，我是内行，将来工作的时候，究竟是内行领导外行，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来人一听这话傻了眼，也不知他是怎样回去复命的，当然从此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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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不知道唐秘书长要一名文艺干部做什么，他后来想到了我，这一次他改变做法，他的亲信打电话给我说，秘书长请吃晚饭。那时政商首长常常大摆筵席，跟新闻界联络感情，我以为是那种闹哄哄的群众场面，不料只有一桌，而且没有坐满。记得文艺界人士有诗人钟雷，小说家穆中南，新闻界人士有《民族晚报》总主笔关洁民，还有两位从未见过面，也许是秘书长左右的工作人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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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拘谨，幸亏关总主笔健谈，没出现冷场。座中两位作家一再把话题抛给我，提示我谈一谈文艺方面的事情，显然把我当做主要的目标，怎奈我毫无心理准备，只有踌躇。事后他们才告诉我，秘书长想在文艺方面做几件事情，我赶紧说，我没有搞运动的才能，我这支笔也只能自己抒情记事，不足以做大人物的幕后写手。我说钟雷、穆中南都是“一等一”的人才，秘书长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唉，我这番话毫无志气，比起黎中天来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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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段时间，中央党部通知我去开会，主持会议的人好像是一位专门委员，也许是总干事，座中寥寥数人，记得有画坛大老姚梦谷，文艺批评家尹雪曼，这样的组合令我好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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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主持人说要推动“三民主义文艺”，我心里又响了一声奇怪，三民主义文艺是何等大事，怎么由层级这么低的党工出面，再说他乃是一个事务人员，只见官架子，不见文艺气质，文艺运动由首长亲理急降到基层敷衍，变化也未免太有戏剧性了吧。尹雪曼一再怂恿我提意见，宛如秘书长赐宴的情势重演，那正是我意志消沉的六十年代，他们如果找张道藩号召，我基于历史渊源，总得马前马后转几圈，现在就让他们对我死了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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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历史上有浪漫主义运动，写实主义运动，都很成功，有人以为三民主义文艺运动也可以成功，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分别。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都有表现方法，例如舞台剧有写实主义的布景，写实主义的灯光，写实主义的人物造型，写实主义的导演手法，三民主义文艺的表现方法是什么呢，好像没有，没有一套表现方法，那就不能给作家解决问题，只能给作家增加负担，这样的文艺运动恐怕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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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前贤认为文艺作品能制造重大事件，改变社会现实，恐怕是高估了文艺的效用。近人考证，一首马赛曲掀起法国大革命，一本《黑奴吁天录》造成美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牵强附会。以我修习所得，如果作品水准太低，读者无动于衷，没有宣传效果；如果作品水准高，读者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凭自己的立场各取所需，我们所输送的未必就是读者所收到的，宣传效果也许相反。文学作品成本高，报酬低，还是口号标语海报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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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吐了一口苦水，我说文学作品是可以曲解的，是可能误解的，搞文艺风险很大。我引了拜伦一句话：“女人，你为她死容易，跟她共同生活却难！”我是大兵出身，给我一支步枪，冲锋号吹起来，壮士一去不复还，容易！为党国搞文艺运动，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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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黎中天，我和他都种下恶因。我后来竭力自制，他还是一派本色。那时各县都有一份地方性的报纸，他们销路少，财务紧，为了节省开支，五家报纸联合起来请黎中天做共同的主笔，一篇社论五家登，他们的读者并不重叠，五家报馆都付给他稿酬，黎中天的生活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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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中天继续创造文坛轶话，那时台北有一份刊物名叫《人间世》，封面摹仿林语堂当年创办的杂志，里面登载的也多是嬉笑怒骂的文章，黎中天为他们写了一篇杂文，讨论台湾文艺的发展，台湾的文学为什么既难普及又难升高？他的答案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都只读过一本书，就是《步兵操典》！惊人之论一出，当局马上出手，五家民营报纸停了他的社论，他的文章投到任何地方都遭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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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知道了，吩咐家庭版主编为黎中天安排了一个四百字的小专栏，这个安排很巧妙，使我想起某一新闻人物逃避采访，住进医院的小儿科病房。黎中天取了个笔名叫“杨柳青青”，颇有一元复始之意，他也展现了柳条式的身段，只谈家常闲话，身边琐事，口吻娓娓闲闲，没有一点火气，以致有人误以为执笔人是女作家。我和他又成了同事，他对人谦和，讲话的声调也低了。有一天我在报社大门口遇见他，不禁执手而言：“什么时候我才修得到你这个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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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中天和《中国时报》没有渊源，那些年，常有作家因治安机关封锁受社会歧视，幸而得到余董的援助，黎中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至于黎中天风格和气质的变化，应该是因为他和一位很年轻的小姐结婚了，夫人是美丽而温柔的，可想而知，飘泊半生的黎中天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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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黎中天有他的底线。那些年，常有爱好文学的女青年勇敢地嫁给她仰慕的男作家，虽然两人的年龄差距极大。年轻的作家太太见了余董事长叫余爷爷，妻者齐也，并不年轻的作家丈夫也跟着叫余爷爷，尽管“爷爷”比他大不了几岁。余董看这些藐视王法的名士狂士如此驯服，心中想必有甜甜的滋味吧？那些作家出版了新书，照例寄一册给余董，扉页题款“余爷爷赐正”。这些邮件进不了董事长的书房，一律由资料室收件拆封，送上书架，我们都有机会看见。黎中天从未叫过一声爷爷，也从未送书给余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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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大家把黎中天这个典型忘记了，我还记在心里。后来我在纽约《世界日报》写小专栏，陈水扁削减海外华侨文教的预算，关闭图书馆，取消艺术品的展出，我撰文批评，引用了黎中天的那句名言。陈水扁本是律师，我说当今“总统”恐怕也只读一本书，那就是《六法全书》！这篇短文在台北《中华日报》副刊同时发表，文字因缘，不可思议，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只见陈水扁百忙之中气喘吁吁授勋给台湾的五位老作家，其中一位是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齐邦媛，我们在文学的长途跋涉中，齐教授是那“渴了就给他水喝”的人，她得此荣誉，大家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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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我和小说家姜贵的交往比较多。姜贵本名王林渡，原籍山东诸城，距离我的家乡临沂很近，诸城王氏和临沂王氏都是大族，老一辈的人颇有往还，他的名著《旋风》里面几个重要人物，我的父亲都能指出原型，主角方祥千就是诸城名士王翔千，此人当年和我父亲都在济南。姜贵长我十岁，因为有这些渊源，我和他成了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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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位小说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魁梧健壮，果然一名山东好汉，表情冷漠，好像城府甚深。那时他住在台南，太太不幸病故，地方法院有位检察官认为他疏于照顾，打算控他遗弃致死。（一九六一）那年代司法缺点多，“幸而”流行行政干涉司法，可以救济，姜贵北上求援，十位走红的小说家陪他去见司法院长王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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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期，我接编“人间副刊”，开始和他交往。他经商失败，恢复作家的身份，到台北市卖文。他以长篇小说《旋风》一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是这一门学问的权威，一经品题，国际知名，台北的作家都欢迎姜贵“归队”。我请他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付给最高稿费。香港来的小说家南郭主编《中华日报》副刊，推出他的《重阳》、《碧海青天夜夜心》。经我安排，他的《湖海扬尘录》上了《征信新闻报》的综合版，都是大部头的作品，连载之后随即出版单行本。写长篇连载的收入很好，那时的说法是：“写诗可以喝咖啡，写散文可以吃客饭，写长篇可以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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