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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与特务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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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十一月，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十一天后，沈之岳局长约我见面。他很客气，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二十年来，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分子的困扰之中，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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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系人。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为什么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我有“假设癖”，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证，“无解”就是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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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灵通的人士说，李副总“进去”以后，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一一作出分析，某人的性格怎样，思想怎样，交游和言行怎样。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不用人才，以致许多人“压在阴山背后”。谁才是人才呢，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荆公偏爱，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当时沈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吸纳人才，大破大立，他也许想测验我的“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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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这是何等事，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我不敢回答。大约一个月之后，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馆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隔断杂音。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我依然惶恐逊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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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事情可以搪塞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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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些时候，广播圈里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子，带来一瓶洋酒，我只好请他吃饭，时间地点都约好了。当天上午，他打电话来说，有两位朋友也想参加，希望我同意，我只有欢迎。进了馆子，才知道一共五个客人，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分子，他们抢先付了账，提出建议，以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聚会一次，轮流做东，这一次算他们发起，下一次轮到我，我只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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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家观光饭店里找到一个什么厅，面积宽大，中午生意冷清，只有我们一桌，客人上菜以后，连服务生也不见了。他们非常客气，点菜一定要我点头，我说话的时候，大家一致静听。下一次约会定在什么时候？如果我说没有时间参加，他们延期，即使一延再延，也耐心等候。这个聚会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为止，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有才能有背景，前程远大，哪一个都比我强，怎么会这样迁就我？这叫做“不寻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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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寻常，有一天谈到我新买的房子，我说那一排公寓前院后院都没有围墙，住户想把前后的空地围起来，工程师说，依照建筑法规这样行不通，但是你们可以“违章”，管区警员负责举报违章，你们得先使他“没看见”。于是里长挨家收集红包，去找警员商量，大家惟恐碰钉子，里长回来报告“他收下了”，人人笑逐颜开，一排围墙立刻兴工完成。我说五十年代大家都穷，提起贪污咬牙切齿，现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钱，行贿是一种乐趣，官员收贿是顺应民意。我说现在有人主张台湾要有反对党，其实反对党早就有了，“特种酒家”发挥反对党的功能，你在那里满足官员的酒色之欲，可以改变许多事情。……哪晓得几个星期以后，里长挨家拜访，他说管区警员神色慌张，上面来调查围墙的事了，住户要统一口径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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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风雨中的宁静》，他描述山间一条瀑布奔腾而下，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一对知更鸟在里面做窝，几只小鸟也孵出来了，瀑布看似凶险，其实好像布帘一样保障了他们的安全，蒋经国如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我说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太小太柔了，哪有中兴气象，我说想当年北伐完成，国民党中央颁布青年十二守则，党国元老戴传贤执笔写成“前言”，那是何等气势！说到这里，我顺口“秀”了一下我受的党国教育，我立即把守则前言背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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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立承先启后救国救民之大志，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遗教者，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今革命基础大立，革命主义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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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段话里有多少“大”，真是大气磅礴，大义凛然，大智大勇，大破大立，你看那时候的国民党多有志气，多有信心，当年的大鹏现在怎么变成了知更鸟！没过多久，蒋经国提出施政的大原则，他要“开大门，走大路，当大任，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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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这是怎么了，莫非他们改变了做法，停止“引蛇出洞”，开始吹箫引凤，言者无罪，集天下之智为己智，可能吗？我已骑虎难下，每次聚会，五架“窃听器”当面打开，我必须表示坦诚。我想了又想，多年来一支笔在手，总希望哪一篇哪一段哪一句能影响当道，帮他们多积一粒沙那么小的德，提醒他们，少造一粒沙那么大的业，因果微妙，难测寸心，怎知得失！现在有这么一个明显有效的管道，我很难抗拒它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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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心继续探险。我说高雄附近有个地方叫“覆鼎金”，金鼎象征江山政权，上面怎可加上一个“覆”字？不久，蒋经国南巡，他和当地父老闲话风土，轻描淡写提了一句，覆金鼎可以改成“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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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红包象征吉祥，送红包收红包都习以为常，如果政府向习俗挑战，最好在官方文书中给红包改个名字，让它象征罪恶或耻辱。于是蒋经国跟记者们闲谈的时候说，红包要改称“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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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买房子，我说银行的房屋贷款限八年分期还清，这种规定向人民大众传递什么样的讯息？政府对将来有没有信心，难道台湾只有八年安定繁荣？如果八年以后中共占领台湾，你留着那些钱干什么？给中共接收？我说房屋贷款的期限应该放宽为二十年三十年，向欧美看齐，政府更要在国计民生方面强调长程计划，外商投资来盖大楼，合作计划说五十年以后怎样，七十年以后怎样，媒体报道要从这些地方着眼，大楼开工、施工、竣工、启用，大众要从电视新闻看见这些画面。我出国前，这两件事都实现了，我出国后，新闻局推出一句口号：“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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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跟这些朋友例行餐叙，同时我跟调查局的关系也继续发展，沈局长对我说，外界一向觉得调查局很神秘，中共利用这种神秘的感觉把调查局妖魔化，其实调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机关，除了工作机密，没有不可告人之处，他已经把设在新店的调查局本部变成青年学生旅行参观的一站，他也想使用传播媒体为调查局做些宣传，这是新闻联络室的业务，希望我从旁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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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送些文件给我看，大概是调查局的简介和过去发布的新闻稿之类，我说这样写已经很好，局长还想怎样改变呢？联络官说局长希望这些文件能提高文学水准，我说局本部发布的文稿不能太“文学”，文学修辞容易造成误解，我说文学应该是作家作出来的第二手传播，“二手传播”一词于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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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联络官说，局长想拍一部纪录片，对外报道调查员训练成长的过程，由训练的内容延伸，显示调查局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看了这部纪录片以后，可以知道调查局完全现代化了，他们要报效国家，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沈局长希望我能担任“编剧”。他们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看过新闻局拍制的纪录片，其中有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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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由这位年轻的联络官担任导演，他文质彬彬，敏捷而含蓄，有学士学位，可说是新型调查员的代表，新闻界对他很有好感。为了编写脚本，我和他多次见面，得到许多指教。拍片期间，沈局长三次召我谈话，先是指示剧本的重点，第二次他提出一个问题，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镜头？他想知道我这个外人的看法。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这次经验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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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在某处的制片厂，凡是制片厂，大概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条街我从未到过，我坐调查局派来的车子前往，车到街口我们下车步行，两旁都是台式楼房，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调查员凭窗下看，手里拿着无线电话，好像向下一站通报我们的行踪。然后我们登上一栋二楼，房子很破。里面有银幕、有座位：像小型剧场。接待人员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个座位，等了一会。灯光熄，一个黑影走进来，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子上，他是沈局长，这时另一个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也就是沈局长的后面，他是一位调查员，然后是放映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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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拍得很好，一流的专业水准，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似乎太长。节奏也稍欠灵活。后来导演向我解释，这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有些镜头辑入，无法照剪接的要求取舍。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对着画面修改旁白，没有用心细看。放映完毕，灯光未亮，沈局长起身离去，坐在我身旁的调查员紧随其后。局长下楼以后，全场恢复照明，谁也没说一句话，我坐原车回家，一路上暗想：“伺候沈局长可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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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录片的用处很多，在调查员训练班，这是一页教学。在局本，这是款待参观人士的一个项目，在各地调查站，这是一件文宣，片头字幕有我的名字，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处处沾光，不过我离开台湾的日子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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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美国推行“双语教育”，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学校得先用他的母语教他，这样中国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师资。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承联邦政府委托，成立“双语教程发展中心”，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主持，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编辑，小说家、画家王蓝介绍了我。王蓝字果之，此时已尊为“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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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流行的说法，“人生有三恨”：一恨抗战八年没到过重庆，二恨胜利复员没到过北京，三恨反共抗俄没到过美国，我已三恨有其二，很想有一点弥补，我动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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