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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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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六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他的次子蒋孝武出面创设“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职衔是“主任”，十位作家奉召担任理事，从旁辅佐烘托，我是其中之一。此一任命由资深作家尹雪曼打电话通知，事先没有酝酿咨商，这个团体也是自上而下组织的，此时还没有会员，理事来自官派，而非出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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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雪曼当时担任“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参事，依当时的说法，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是蒋经国政治资本的蓄水库，也是替官邸办差的“内务府”，蒋孝武涉足江湖的第一站，就由这个委员会安排。这个委员会所属的单位，都以“欣欣”作冠号，当时称退役军人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欣欣向荣，这些单位都是为荣民而存在的，都和退役军人共荣。蒋孝武领导的这个新单位命名“华欣”，略示区隔，另开系统，显然是费了心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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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团体，会员资格也就限定是退除役军人，这样对社会上已有的文艺团体不致构成压力。十位作家理事也“应该”都是退除役军人，他们的名字除了尹雪曼以外，我只记得小说家邓文来、司马中原，还有诗人彭邦桢。今天我特地买了尹雪曼的三大册回忆录，也没查到这十个人的名单，他对晚年的这一殊遇语焉不详。我是“退除役”系统以外的人，何以破格入选，至今没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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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命之初，除了尹雪曼、邓文来两位近水楼台，别人都没和蒋孝武见过面，我甚至没见过他的照片。第一次接近这位“少主”，倒像是经过设计，“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之前，我奉命出席“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辅导会议。我一九四九年离开军中的时候，退除役制度尚未建立，我并没有退除役军人的身份，临时填表纳入建制。与会代表由世界各地云集，场面壮。其中多有国际上功成名就之士，足见二十年来深耕广植，成树成林。在会场里，我见到了蒋孝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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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应该是二十七岁，形象如江南才子，文弱安静，并无蹈厉奋发之气。以貌取人，他的祖父英武，他的父亲厚重，他皮肤太白太嫩，下巴太瘦，使我想起施叔青在小说里怎样形容香港男孩：“看上去有些薄幸”。自从他的哥哥孝文长年卧病以来，他是蒋家事实上的“长孙”，父祖对他期望很高，道路传言，蒋经国培养他做第三代接班人，可是他哪里像是治国的才器？再说父亲祖父年事已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斩蛇起义，竟由我们这样十个人做从龙之臣，我心中闪过一丝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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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触“退除役文化”，极不喜欢会场的气氛和议事方式，我坐在会场里想我自己的心事。皇孙口含权力的魔戒出生，坠地并非呱呱，而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下地上惟我独尊”，一定很难伺候。“近王则多争”，他周围又岂能众缘和谐，有人爱画小圈子，分派系，倾轧排挤是一定上演的戏码，兴也要斗，亡也要斗，不斗不亡，可是不斗也不兴，以蒋孝武之阅历秉赋，他又哪里知道如何维持平衡，如何保护善良，如何分辨忠谗？我想起谁留下的一句话：“所有的孩子都是贵族，所有的贵族都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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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顾虑是，特务机构对蒋孝武身旁的人一定格外关心，特务的一双眼睛，我一想起来就体温下降，血压升高。当年他祖父的亲信都得加入特务组织，保持纯度，这个传统恐怕也要继续绵延的吧，我已四十七岁，人生中一切奇迹都已不会发生，我生命中应该出现的人都已出现，所有应该付出的热情幻想都已付讫，这时候来了一个蒋孝武，使我有造化弄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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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上班，辅导会开会期间，我早晨六点钟赶到办公室处理急件，八点再去开会。每天黎明时分，新闻部派专人到几家大报去取刚出炉的报纸，我打开《中央日报》一看，有一条消息说，蒋经国“今天”上午召见十位作家，再看名单，正是我们十名理事，这件事情事先没人通知我，我略一沉思，当机立断，你既然不通知，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父亲住在南投女儿家，肠胃不适，我要探病去。我放下报纸，写了一张便条放在节目部主任杨仲揆的位子上，略作说明，转身离开“中广”，直奔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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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再坐夜车赶回台北，第二天杨仲揆对我说：“昨天上午邓文来开车来接你，我说你到南投去了，他连呼糟糕。”华欣那边有人向我解释，蒋经国接见的日程需要保密，所以没有头一天通知我，为什么单单对我保密？如果需要区分间隔，那又何必一并召见？我懒得把其中情由告诉蒋孝武争取他的谅解，我想的是《红楼梦》里什么人说过的话，这块宝玉也好，石头也好，我不要了，你们拿去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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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除役官兵的辅导会议开过，“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我去开会如仪。接着开第二次会议，订立组织章程，蒋孝武多次点名要我提供意见，尤其是讨论“理事是否可以兼任总干事”的时候，蒋孝武一定要我表态，别人只是冷冷地看我，他们似乎一切早有默契，只有我蒙在鼓里。我惟恐总干事的帽子套在我的头上，不再参加会议，有一次邓文来特别打电话来，强调蒋主任催促出席，我仍然托词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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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办了一份文艺杂志，邓文来主编，我以作者的身份仍和他们时常联系。联谊会的办公室很小，分内外两间，我在“外间”常有机会碰见“蒋主任”，他很客气，有时邀我到“内间”小坐，谈论杂志的内容，谈吐不俗。他抽烟，我看见他亲手把落在办公桌上的烟灰收拾干净。他曾捐出薪水救助贫病作家，他也曾替作家向政府争取稿费免征所得税，他的应酬尽量排在中午，晚上回家陪母亲吃饭。我觉得他的教养没有外界传说的那样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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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我淡出华欣是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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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来一位名教授做副主任，然后出国开会，这位新到差的副主任代拆代行，下条子把退役军人出身的工作人员都开除了，另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补上来，其中多半是他的学生。失去工作的人哗然，联名向“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赵聚钰告状请愿，一个新上任的副主管怎可如此轻举妄动，恐怕是经过蒋孝武的授意或同意吧，赵聚钰不便处理，拖到蒋孝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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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武支持副主任的决定，同时安抚“原告”。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几位支薪办事的退役军人虽然颇有文名，所受的正式教育并不完整，如果蒋孝武决定换血重整，他应该亲自处理，何以自己躲开？而副主任受此重托，态度何以如此鲁莽，手法何以如此粗糙？基础未固，新人未旧，何以急着出重手整肃？实在令人百思不解。蒋孝武顶着退除役辅导委员会的招牌出山，如此鄙薄退役军人，他对他父亲的方略完全漠然。还有蒋孝武这样做，显然没有向赵聚钰“请示”，六十二岁糖尿病缠身的父亲，把二十七岁不通世故的儿子，交给五十九岁的心腹，种种心情意愿他完全没有领会，如此不知分寸，难怪后来“江南命案”把他牵连在内（一九八四），他那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行走，大概也没有事事请示一把手汪老将军，那是他父亲托孤寄命的大臣。这年孝武三十九岁，再过四年他就没有父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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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升格为“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十理事功未成身先退，新班底新业务新办公厅，拉到许多值钱的广告，包制政府部门高成本的宣传节目，很像是一般商营的传播公司。我很纳闷，蒋家培养子弟，如何可以让他与民争利起家？如果希望他做一番事业，应该给他一个基金会，让他帮助别人，累积声望，看来他的老太爷也糊涂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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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欣”的生意火红，他的一位亲信兴致冲冲地告诉我，他们打算把“标准教科书”的印刷生意抢过来，这是一只生金蛋的母鸡。那时中小学教科书有四门功课由“国立编译馆”统编，由九家书店包印，所有中小学一律采用，的确是一宗稳赚不赔的大生意。不知怎么我听了有点心疼孝武，我冲口说，这种家喻户晓的钱蒋孝武不能赚，将来每个学生家长给孩子买书，人人想起每一本书蒋孝武抽走了几元几角几分钱，蒋孝武在全民心目中会留下什么样的形象？那人像是很忠心，他表示“我今天就去告诉孝武”，他用一半是威胁、一半是开玩笑的语气拖了个尾巴：“我要告诉他，这些话都是你说的！”他这句话使我发觉蒋孝武身旁并无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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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国民党内营求追逐的人以公共汽车的乘客自况，他们称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运动的人为“搭头班车”，追随蒋介石参加北伐抗战的人“搭二班车”，到了蒋经国时代已是“末班车”了，至于蒋孝武，大概是收班之前的“区间车”，并非由起点驶到终站，而是在全线之中行经其中一段。虽然这样说，蒋孝武依然热得烫人，改善现况的人要骑马找马，蒋孝武门前可以接近多少权贵，满足现况的人用心自保，公子在父亲前提起谁的名字，谁的吉凶祸福也许添了变数，官场中人到底不是乘客，他没有一定的终站，随时可以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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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华欣”的态度大概要引起某些人的猜度，没有谁跟我谈论蒋孝武，可是该来的总是要来，终于我听到一句话：“跟蒋孝武做事是一条绝路。”我立刻反击，“对我也许是绝路，对你老兄是金光大道。”他愕然，我说我拙于应付复杂的环境，总是弄得关系很僵硬，我“中广”失败可以到“时报”混一混，我在“时报”失败可以到“中国电视”混一混，如果我在蒋孝武那里失败了，那就是得罪了整个国民党系统，还有何处可以容身？你老兄精明干练，蒋孝武一定欣赏你提拔你，将来蒋孝武继大位掌大权，那就是你老兄蛟龙得云雨的时候。他听了半信半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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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蒋孝武舍弃“华欣”，去主持对大陆广播，我和他的左右再无交集，只是每年还收到他的贺年片，固然是秘书作业，收件人的名单是他核定的。贺年片的尺寸不大，我曾看见某报的社长把它夹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偶然”露出来让别人看见。一九七八年我离开台湾，“更隔蓬山一万重”，就算他是台湾上空一颗明星，我站在脚尖上也只见云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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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在台湾的那些日子，我的生命中还有一个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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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痖弦要到美国进修，当时他担任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期刊部总编辑，统领三个杂志：《幼狮文艺》、《幼狮月刊》和《幼狮学报》，也编印文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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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狮”属于蒋经国手创的青年救国团，那时救国团的主任是李焕，执行长是宋时选，李焕因辅佐蒋经国执政而深入党务，宋时选成为救国团实际上的负责人。宋氏赞成痖弦进修，但是他要痖弦找一个代理人方可成行，痖弦连举两人，宋氏都予以否决，于是痖弦想到我，宋先生的反应是“他肯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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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回想，救国团人才济济，何需外求，宋氏显然是借此机缘，扩大物色可用之人。我因为自己少年失学，总是鼓励别人多读一点书，痖弦资质，十倍于我，万事俱备，只欠一个高等学位，如今“只要我一点头，他就进了威斯康辛大学的校门”，成人之美，如此轻易，我一时忘其所以，竟答应去替他看守摊位，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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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承“中国文艺协会”值年常务理事王蓝介绍，已和美国西东大学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见面，他以助理研究员的名义聘我去编写中文教材，我完全没有设想，一年以后，如果痖弦延期回国，那怎么办，痖弦回来了，救国团不放我走，那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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