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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五、在这条河上的过往生命经验和他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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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这条河上思绪万千，感情激动，有时会到不能自已的程度。这条河和他过去的生命连结得太深刻了，重游故地，不能不是对过去生命的经验温习。有时候他恍惚就回到了过去：“我仿佛还是十多年前的我，孤孤单单，一身以外别无长物，搭坐一只装载军服的船只上行，对于自己前途毫无把握，我希望的只是一个四元一月的录事职务，但别人不让我有这种机会。我想读点书，身边无一本书。想上岸，又无一个钱。到了岸必须上岸去玩玩时，就只好穿了别人的军服，空手上岸去，看看街上一切，欣赏一下那些小街上的片糖，以及一个铜元一大堆的花生。灯光下坐着扯得眉毛极细的妇人。回船时，就糊糊涂涂在岸边烂泥里乱走，且沿了别人的船边‘阳桥’渡过自己船上去，两脚全是泥，刚一落舱还不及脱鞋，就被船主大喊：‘伙计副爷们，脱鞋呀。’到了船上后，无事可做，夜又太长，水手们爱玩牌的，皆蹲坐在舱板上小油灯下玩牌，便也镶拢去看他们。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三三，一个人一生最美丽的日子，十五岁到廿岁，便恰好全是在那么情形中过去了，你想想看，是怎么活下来的！万想不到的是，今天我又居然到这条河里，这样小船上，来回想温习一切的过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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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当然有对身世、命运的感慨之至，却不仅仅止于此。对过往经验的回想和叙述，也就是对过往经验的一种肯定形式，这种肯定，再深一层，就是对过往经验所造就的自我的肯定。在沈从文的意识里，他的自我不是脱离了这种经验、生活有了转机之后才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不是，他的自我的确立，其实发生于被后来的生活埋藏起来的早年经验里，这条河上的经验是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当小船上行，还没到辰州的时候，沈从文就迫不及待地在信里说到这个地方，他离开凤凰出门当兵，就是这个地方，他的小说《柏子》停船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我的教育大部分从这地方开始，同时也从这地方打下我生活的基础。一个人生活前后不同，记忆的积累，分量可太重了。不管是曹雪芹那么先前豪华，到后落寞，也不管像我那么小时孤独，近来幸福，但境遇的两重，对于一个人实在太惨了。我直到如今，总还是为过去一切灾难感到一点忧郁。便是你在我身边，那些死去了的事，死去了的人，也仍然常常不速而至的临近我的心头，使我十分惆怅的。至于你，你可太幸福了。你只看到我的一面，你爱我，也爱的是这个从一切生活里支持过来，有了转机的我，你想不到我在过去，如何在一个陌生社会里打发一大堆日子，绝想不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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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文学，也植根于过往的生命经验。他在书信里多次提到他小说里的人物，他说到柏子和翠翠的时候，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觉得就是在说一个现实中的人，一个他生活和生命里的人。你听听他说话的口气：“三三，我已到了‘柏子’的小河，而且快要走到‘翠翠’的家乡了！”[52]“我的船昨天停泊的地方就是我十五年前在辰州看柏子停船的地方。”[53]“柏子上岸胡闹那一天，正是飞毛毛雨的日子。”[54]这似乎有点把文学和现实“混淆”，但是从这亲切的“混淆”当中，你不是能够觉察到沈从文的文学和现实经验之间的那种不一般的紧密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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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河上的过往经验塑造和确立了自我，如今在这条河上，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学，对自己文学的将来，充满了强烈的自信。他在小船上校《月下小景》，“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55]“《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56]快到辰州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57]这是沈从文第一次提到印选集的想法，两年后，厚厚的《从文小说习作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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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河成就着他，成就着他的文学。对着他远方的妻子，沈从文毫无顾忌地表达他对家乡这条河的“偏爱”和感念。他写道：“我总那么想，一条河对于人太有用处了。人笨，在创作上是毫无希望可言的。海虽俨然很大，给人的幻想也宽，但那种无变化的庞大，对于一个作家灵魂的陶冶无多益处可言。黄河则沿河都市人口不相称，地宽人少，也不能教训我们什么。长江还好，但到了下游，对于人的兴感也仿佛无什么特殊处。我赞美我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对于一个作者的教训太好了。我倘若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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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六、私人信件和公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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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书简》是写给新婚妻子的，是私人信件，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公开发表的另有文本，那就是散文名作《湘行散记》。对着一个具体的人而且是亲密爱人说话，和对着匿名的公众读者说话，自然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叙述时的口吻、感情、方式，甚至是用字、用词，都会不同；而叙述内容在取舍上的不同，是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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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原初的版本收文十一篇，其中《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桃源与沅州》《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老伴》《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几篇里的地理与人事，在书简中或只是简单地提过，或一句也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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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和《虎雏再遇记》两篇，则是对书简中写到的情景和故事的扩充与发展，使之能够从书简连绵的叙述中独立出来，丰满自足。在后来编者题为《鸭窠围清晨》的信里，沈从文写道：清早起来，“只听到人隔河岸‘牛保，牛保，到哪囊去了？’河这边等了许久，方仿佛从吊脚楼上一个妇人被里逃出，爬在窗边答着‘宋宋，宋宋，你喊那样？早咧。’‘早你的娘！’‘就算早我的娘！’最后一句话不过是我想象的，因为他已沉默了，一定又即刻回到床上去了。我还估想他上床后就会拧了一下那妇人，两人便笑着并头睡下了的”。就是这么简单的情景，几声对话，却很触动沈从文，他接下去说：“这分生活真使我感动得很。听到他们的说话，我便觉得我已经写出的太简单了。我正想回北平时用这些人作题材，写十个短篇，或我告给你，让你来写。写得好，一定是种很大的成功。”[59]也许正是这个时候的感触和冲动，让他后来写出了《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长七八千字，不仅写了牛保，还写了书简里没有的小妇人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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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有个怀疑，就是《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编到散文集里，我们一般会把它当成纪实性的，但如果把书信和这个作品仔细对照的话，会发现这个作品里繁衍出来的很多东西，可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质。在以纪实面貌出现的这个作品中，“我”作为叙述者和事实的见证人，是始终在场的，但书简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书简中间有一页约九百字的缺失，这缺失的一页是否能提供支持呢？特别是，“我”曾经上岸，坐到人家的屋子里，碰见了小妇人夭夭，并且听别人说了她的故事，这样的经历到底是事实上发生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确实很难断定。作者最初动了写这样作品的念头时说，“我正想回北平时用这些人作题材，写十个短篇”，这里的“短篇”，理解成短篇小说，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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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提出这个怀疑，并不是一定要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当成小说，而是要指出散文集里的这篇作品可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不仅如此，我还想进一步说，也许正是这可能存在的虚构性成就了这篇作品，使它能够丰满起来，独立出来，否则，它就只能是书简里的一个片断性的情景，几句没头没尾的对话，一个不甚了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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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再大胆一点，我还要说，可能在《湘行散记》的其他某几个篇章里，也多少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虚构成分。作者多年后写《〈长河〉题记》，提到《湘行散记》，就说是“属小说游记”；[60]但我更想说的是，正是这些可能存在的恰当妥帖的虚构，非但没有造成《湘行散记》真实性的降低，反而把在某时某地事实上不够充分的真实，发展到它可能发展到的充分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真实得到了实现。就此而言，虚构也成为成就《湘行散记》的一种成分，当然也得警惕，不可夸大这种成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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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里其余的三篇，《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所写与书简大致相同，是书简相关内容的剪裁、整理、补充、修饰，而有时候干脆就是直接从书简里照搬过来的。这三篇，再加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我以为是《湘行散记》里写得特别好的几篇。而相关的内容在书简里，也是书简中特别精彩的部分；它们在《湘行散记》里的“重现”，让人觉得理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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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回到书信这种形式的私人性质上来。这本来是“三三专利读物”，里面有儿女情长，有感人至深的爱的表达，非常自然。如果没有这么爱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即使爱写信如沈从文，还会不会写出这么些信来，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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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三讲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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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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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最初连载于《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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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不是沈从文的家乡小城凤凰。沈从文二十岁时随部队移防川东，经过这里，见过用木头编成的渡筏，他在《从文自传》里特意提到这种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61]括号里的话，当是自传校改的时候加上去的。沈从文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船，但那样的渡船，他跟汪曾祺说，平生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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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边城》的缘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这个地方的经验。“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这些话，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题写在《边城》初版样书上的一段文字的开头部分，这段文字作为《新题记》，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编入全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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