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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四、“无边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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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园主人的三女儿夭夭，是《长河》里一个特别令人注目的少女形象，天真可爱堪比《边城》里的翠翠，却比翠翠活泼，贴近人世。小说叙述这个家庭有大有小，父母兄弟姊妹齐全，因此“性格畅旺”，欢喜高声笑乐，不管什么工作都像是游戏，在愉快竞争情形中完成。用“畅旺”来说性格，同时见其内里也见其外现，说得真好。夭夭还只十五岁，“身个子小小的，腿子长长的，嘴小牙齿白，鼻梁完整匀称，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却是个‘黑中俏’”。[116]摘橘子的时候，“夭夭既不上树，离开树下的机会自然就格外多。一只蚱蜢的振翅，或一只小羊的叫声，都有理由远远的跑去。她不能把工作当工作，只因为生命中储蓄了能力太多，太需要活动，单只一件固定工作羁绊不住她。她一面摘橘子还一面捡拾树根边蝉蜕。直到后来跑得脚上两只鞋都被露水湿透，裤脚鞋帮还胶上许多黄泥，走路已觉得重重的时候，才选了一株最大最高的橘子树，脱了鞋袜，光着个脚，猴儿精一般快快的爬到树顶上去，和家中人从数量上竞赛快慢”。[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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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是这么一个人人怜爱和赞美的女孩，被保安队长看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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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队长在小说里首次出场，是到商会会长家里提枪款，本来就是巧立名目向地方要钱私吞，拿了钱自然不肯盖章。这类事是常例，地方上觉得还算是受得了，作会长的也并不十分为难。第二次出场，是到滕长顺家买橘子，要一船，说是送礼，实际是托词敲诈，运出去卖掉自己发财。橘子园主人说：“队长要送礼，可不用买，不必破费，我叫人挑十担去。”[118]但这十担和一船相差太远，队长因为被识破用心而恼羞成怒，威胁说要派弟兄来把园里的橘子树全砍了。不巧的是恰在这当口，河边遇见了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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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平时就常听人提起长顺两个女儿，小的黑而俏。在场头上虽见过几回，印象中不过是一朵平常野花罢了。队长是省里中学念过书的人，见过场面，和烫了头发手指甲涂红胶的交际花恋爱时，写情书必用“红叶笺”，“爬客”自来水笔。凡事浸透了时髦精神，所以对乡下女子便有点瞧不上眼。这次倒因为气愤，心中存着三分好奇，三分恶意，想逗逗这女子开开心，因此故意走过去和夭夭攀谈……[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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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队长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也许正因为有“现代”教育的资本，才当上了队长。队长这次见了夭夭，心里种下邪念，再一次在枫木坳碰到夭夭，言语之间百般挑逗调戏。香港的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谈到小说对夭夭和保安队长这两个人物的处理时说：“那样纯真那样俏，心地柔美得像春蚕，一碰就破的夭夭，总是被放在凶神恶鬼，保安队长的旁边；使美善与丑恶碰头，纯洁与肮脏接触，这是《长河》的魄力和焦点。在《巧而不巧》那一章，当保安队长在枫木坳调戏夭夭的情景，简直是无边的恐怖。”[120]恐怖之所以是“无边”的，还因为，夭夭将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不能预知，却能够分明感觉到那近在眼前的“无边”的威胁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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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方的命运，也正处在“无边”的威胁和危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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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不断承受各种力量的挤压和扭曲的同时，地方本身的人事也渐渐露出堕落的趋势，本地民众长久以来的正直朴素人情美，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形，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对此小说着墨不多，也不重，但是留下了忧心的痕迹。譬如说到保安队，一群水手“说着笑着，都觉得若做了保安队，生活一定比当前好得多。一切天真的愿望，都反映另外一种现实，即一个乡下人对于‘保安队’的印象，如何不可解。总似乎又威风，又有点讨人嫌，可是职务若派到自己头上时，也一定可以做许多非法事情，使平常百姓奈何不得，实在不是件坏差事！”虽然是说笑，不经意间却流露出对保安队的羡慕。守祠堂的老水手有自己的敏感，他对那些年轻水手说的话，也是随便说说的闲话和笑话，却也有他的做人原则：“你们明天都做了保安队，可是都想倚势压人？云南省出金子，别向人说，要个大金饭碗，装个金蛤蟆，送枫木坳看祠堂的大叔，因为和大叔有交情！”[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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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明天，要忧心的不仅仅是各种各样从外面来的“来了”，还有已经开始从内部发生的细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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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五、“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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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的最后一章，是《社戏》。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Kinkley）认为，《长河》“有些篇章并没有把小说情节展开，特别是最后一章写得相当轻松，显然是硬凑的一节，把故事匆匆结束，免得别人说他对自己的民族过于悲观”。[122]这个说法，恐怕是有些隔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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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往年成例，秋收时节，请戏班子来唱戏，既是酬神，向神还愿许愿，也是民众娱乐热闹的节日。人神和悦，既是庄严的，虔诚的，也是活泼的，快乐的。乡村生活的完整性，乡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健康循环，是有赖于社戏这一类的形式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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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六年，萝卜溪，社戏是不是还要照常举行呢？省里向上调兵开拔的事情已经传遍吕家坪，向下游去的船得要担当风险。“时局不好，集众唱戏是不是影响治安？”连这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滕长顺约集本村人商量：“这事既是大家有分，所以要大家商量决定。末了依照多数主张，班子既然接来了，酬神戏还是在伏波宫前空坪中举行。”[123]这一笔，自然而起自然而落，不见波澜，却是实在好，好在并不刻意地透露出，这个地方的民众在危机四伏的情境中，照常生活的能力，照常庄严虔敬和活泼快乐的能力。商会会长拿定主意照原来计划装了五船货物向下游放去，滕长顺也要放两船橘子到下河去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实际事物的打算安排里见出精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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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做起来却又不是那么单纯简单。时代不同，环境不同，社戏的安排就掺杂进些另外的因素。“由本村出名，具全红帖子请了吕家坪的商会会长，和其他庄口上的有名人物，并保安队长，排长，师爷，税局主任，督察，等等，到时前来看戏。还每天特别备办两桌四盘四碗酒席，款待这些人物。又另外请队长派一班保安队士兵，来维持场上秩序，每天折缴二十块茶钱。”[124]人神和悦，也要顾忌这块地头上各种各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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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联想到鲁迅写的《社戏》。在一九二二年，鲁迅倒数上去二十年，只在北京的戏园里看过两回中国戏，得到的都是非常不愉快的经验。为什么不愉快以至于每次都不等到结束就挤出来呢？一是戏本身“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耳朵眼睛受不了，头昏脑眩；二是戏台下拥挤不堪，甚至于连立足也难，“不适于生存”。可是，中国戏如果不是在剧场，“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125]作为对比，他回忆十一二岁时候在家乡看的社戏。在回忆里，少年的经验是那么纯净，家乡的社戏是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的最好的戏。鲁迅写和小伙伴撑船去看戏，写看戏时的感受，写看戏回来路上的情景，文字简直可以说是纤尘不染，一如孩童之心那样清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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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样写，是把这样的少年经验，包括经验中的家乡社戏，当成了与他后来进入社会跌打滚爬的人生经历，及其所处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境，相比照的东西；而且在有意无意间，这样的经验和记忆，具有对个人的现实创伤进行精神抚慰和疗治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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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在切身的现实情境中写社戏，就要把现实的不纯净因素写进来。所以他写戏外的人事和社会情形，具体而复杂。他写到夭夭看戏时感受到保安队长眼光的压迫，于是就到河边去看船，和哥哥说话；哥哥三黑子正对汤汤流水，想起家里被欺压讹诈的事，火气上心。三黑子远远听见伏波宫前锣鼓声，说：“菩萨保佑今年过一个太平年，不要出事情就好，夭夭，你看爹爹这场戏，忙得饭也不能吃，不知他许下有什么愿心！”夭夭依随老水手烟杆所指，望见红紫色的远山野烧，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老水手有所感触，叹了一口气：“夭夭，依我看，好看的总不会长久。”[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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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沈从文依然写出了社戏带来的庄严与热闹，虔诚和快乐。本村和附近村子的人，都换了浆洗过的新衣服，妇女多戴上满头新洗过的首饰，来一面看戏一面掏钱买各种零食吃；还有人带了香烛纸张顺便敬神还愿。第一天开锣时，首事人磕头焚香，祭杀白羊和雄鸡。第一出戏象征吉祥，对神示敬，对人颂祷；第二出戏与劝忠敬孝有关。到了下午，戏文才趋热闹活泼，村民沉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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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演戏和看戏，都是在宽阔的环境里，在大的自然空间中，而不是在一个狭小局限的人为空间里，这样也就特别能够感受得到，“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127]沈从文写戏收锣时的情景，与鲁迅《社戏》里船行水上的文字，真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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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锣时已天近黄昏，天上一片霞，照得人特别好看。自作风流的船家子，保安队兵士，都装作有意无心，各在渡船口岔路边逗留不前，等待看看那些穿花围裙扛板凳回家的年青妇女。一切人影子都在地平线上被斜阳拉得长长的，脸庞被夕照炙得红红的。到处是笑语嘈杂，为前一时戏文中的打趣处引起调谑和争论。过吕家坪去的渡头，尤其热闹，人多齐集在那里候船过渡，虽临时加了两只船，还不够用。方头平底大渡船，装满了从戏场回家的人，慢慢在平静河水中移动，两岸小山都成一片紫色，天上云影也逐渐在由黄而变红，由红而变紫，太空无云处但见一片深青，秋天来特有的澄清。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远山野烧，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转成深蓝色，已由一片白烟变成点点红火。……一切光景无不神奇而动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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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半夜行船回家，光景的“神奇而动人”，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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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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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里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喝采起来。[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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