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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五讲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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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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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烛虚》，收散文和文论各四篇。散文分别是《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内容和写法上都与沈从文以前的散文有极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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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沈从文在《当代评论》分三次发表《绿·黑·灰》，二月改以《绿魇》为题在《当代文艺》发表，这是“魇”系列散文的第一篇；此后又有《白魇》和《黑魇》在一九四四年、《青色魇》在一九四六年发表。这四篇散文，承接《烛虚》等四篇的风格，将沈从文的变化进一步放大和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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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篇散文，互相勾连得很紧密，可以当作一个小整体，强烈而集中地表达了沈从文昆明时期思想、心绪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复杂状况。因为是对充分个人化、内心化的精神状态的“捕捉性”描述，文风自然不同，蒙蒙不明处难免。所谓蒙蒙不明，不仅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而且指作者对自己的精神思绪的追踪，及其对这个追踪过程的文字叙述，都有力所不逮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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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纠结的是，这里所说的个人化、内心化，绝不是与社会和外界相隔绝的结果和形式，反而是直接置身和体会纷乱芜杂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并且以一己之心，对这个巨大的社会现实进行考量，与它发生剧烈的摩擦；因此而生的切身的精神痛苦，与在对待世界和现实时抽去了个人和内心的方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系列的“魇”，[133]沈从文在其中一篇的校样上题识，说是“从生活中发现社会的分解变化的恶梦意思”，[134]即表明个人精神状况与社会现实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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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把这八篇散文看作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那么，读其中任何一篇，都需要拿其他几篇来参照，否则的话就不容易明白。我们取《黑魇》，参照其他几篇，再辅之以同时期的几篇文论，来了解这一时期沈从文的思想重心、感触接点、精神踪迹和文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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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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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魇》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末在云南呈贡乡间写的，先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重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三期，又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八月《知识与生活》第八期，《沈从文全集》据《知识与生活》编入。《题〈黑魇〉校样》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写得很好，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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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乡居琐事开篇，说的是家里的用人张嫂要到城里去。两年前昆明市空袭严重，很多市民疏散乡下；后来同盟国飞机增多后，空袭俨然成为过去，于是大家重新变作“城里人”。张嫂只是受进城风气影响的一个。张嫂要进城，还因为另外一个女用人进城后嫁了个穿黑洋服的“上海人”，她说起来“直充满羡慕神气”。张嫂劝说主人搬进城里无效，就只好撒谎说去城里看姑妈。“昆明穿洋服的文明人可真多，我们不好意思不让她试试机会，自然一切同意。于是不多久，张嫂就换上那件灰线呢短袖旗袍，半高跟旧皮鞋，带上那个生锈的洋金手表，扁扁脸上还敷了好些白粉，打扮得香喷喷的，兴奋而快乐，骑马进城看她的抽象姑妈去了。”[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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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是对张嫂的挖苦，善意的，轻松的，甚至带点漫画式的幽默和快乐；内里却是对世风的感慨，是忧心的，痛苦的，有些茫然，有些急躁，有些无奈。这个世风，即由昆明“穿洋服的文明人”而起，影响所及，达于用人。在混乱动荡中，“文明人”的不振奋和敷衍懒惰，乃至扭曲、虚伪、荒唐、堕落的生活，给沈从文非常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民族危难、战火遍地的大局势中，这种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无耻的对照，让沈从文深受刺激。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叙述的调子并不算激烈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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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下来写自己和一家人在乡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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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在乡下不动，若房东好意无变化，即住到战争结束亦未可知。温和阳光与清爽空气，对于孩子们健康既有好处，寄居了将近×年，两个相连接的雕花绘彩大院落，院落中的人事新陈代谢，也使我觉得在乡村中住下来，比城里还有意义。户外看长脚蜘蛛于仙人掌篱笆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辛苦经营，不惮烦劳，还装饰那个彩色斑驳的身体，吸引异性，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回到住处时，看着几个乡下妇人，在石臼边为唱本新事上的姻缘不偶，从眼眶中浸出诚实热泪，又如何用发誓诅愿方式，解脱自己小小过失，并随时说点谎话，增加他人对于一己信托与尊重，更可悟出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我事实上也在学习一切，不过和别人所学的大不相同罢了。[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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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院落中的人事新陈代谢”，在《绿魇》中有详细的叙述。《绿魇》第二部分“黑”，先写这个院落及其主人的历史，“我觉得什么都好，最难得的还是和这个房子有密切关系的老主人，完全贴近土地的素朴的心，素朴的人生观，不提别的，单就将近半个世纪生存于这个单纯背景中所有的哀乐式样，就简直是一个宝藏，一本值得用三百五十页篇幅来写出的动人故事！”[138]再写来到这里租住的一批批客人，大学教授，学习音乐的女孩子们，艺术家夫妇，从爱情得失中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迁进迁出，轮换更迭。沈从文在这一部分结束时作偈：“……日月运行，毫无休息，生命流转，似异实同。惟人生另有其庄严处，即因贤愚不等，取舍异趣，入渊升天，半由习染，半出偶然；所以兰桂未必齐芳，萧艾转易敷荣。……因之人生转趋复杂，彼此相慕，彼此相妒，彼此相争，彼此相学，相差相左，随事而生。凡此一切，智者得之，则生知识，仁者得之，则生悲悯，愚而好用者得之，必另有所成就。不信夙命的，固可从生命变易可惊异处，增加一分得失哀乐，正若对于明日犹可望凭知识或理性，将这个世界近于传奇部分去掉，人生便日趋于合理。信仰夙命的，又一反此种人能胜天的见解，正若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倦人而且恼人，明日事不若付之偶然，生命亦比较从容自由，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若得到一切，惟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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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中，沈从文自己是更近于“信仰夙命的”，但是，虽然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此时他自己却正陷入苦苦的“思索”中而不可自拔。这种状态在整个四十年代一直困扰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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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说到一家人的平常生活，特别是家务劳动，沈从文的笔调又显出活泼和明朗来。“为节约计，用人走后大小杂物都自己动手。磨刀扛物是我二十年老本行，作来自然方便容易。烧饭洗衣就归主妇，这类工作通常还与校课衔接。遇挑水拾树叶，即动员全家人丁，九岁大的龙龙，六岁大的虎虎，一律参加。来去传递，竞争奔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训练孩子，使他们从合作服务中得到劳动愉快和做人尊严。干的湿的有什么吃什么，没有时包谷红薯也当饭吃，有时尽量，有时又听小的吃饱，大人稍稍节制。孩子们欢笑歌呼，于家庭中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主妇的身心既健康而朴素，接受生活应付生活俱见出无比的勇气和耐心，尤其是共同对于生命有个新态度，过下去似乎再困难，即过三五年也担当得住并不如何灰心。”[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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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现实的刺激而生的痛苦，由自己的“思索”而来的苦恼，交相纠缠他那颗敏感而孤单的心灵，幸好有这样的家庭生活，它的有序、活力、欢乐、朴素，是大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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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精神迷失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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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谈家庭生活转而说个人事业，笔调不由一沉。沈从文自觉把作家的“古怪事业”作为自己承担的使命，虽然无从靠它“生活”，它却“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那时候他还没有预料到会有被迫放弃作家事业的时代；他说，这个事业“必然迫得我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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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中的“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是他的作品的基本内容，是他的作品所叙述的生活情形；他所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内容和情形中所产生的“哀乐得失”。但是，在这一段表述中，沈从文不是说自己的作品写了“哀乐得失”，而是说，“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在这个过程之前，还有一个对人与事去“明白”“理解”“分析”的过程。生活世界和人事哀乐是怎样进入文学的？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绝不是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而是必须经过作家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互相融入，这个过程，有深的快乐也有深的痛苦，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教育”“折磨”“营养”的主旨，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方能继续工作”，产生出文学。去掉或忽略这个过程，作家固然可以免受“折磨”，但他也得不到“教育”和“营养”，没有深的痛苦也没有深的快乐，由此而生的文学，无所用心，自然也就常常是无关痛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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